顾工写儿子顾城和“顾城的诗”的相关文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题为《寻找自已的梦—顾城和诗》，发表在1993年第3期《人物》杂志上。其时，顾城正以访问学者的名义侨居于新西兰，“朦胧诗”虽然高潮已过，但在中国诗歌界，顾城仍然是一个可以成为话题的人物。
在文章中，顾工以诗人的笔调，开篇即为我们刻画出一个“8岁吟诗”的带有“神童”特征的顾城形象:
“爸爸，爸爸，我又想出来一首诗……”8岁的儿子顾城，每天从西直门小学放学回家，就沿着曲曲折折的楼梯、长长的甬道奔跑着，推开房门扑到我的面前。小小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他大喘着气把他的诗背给我听—是塔松和雨珠的故事;是云朵和土地的对话;是瓢虫和蚂蚁的私语…
我凝视着他那深藏梦幻的瞳仁，时惊时喜时忧——8岁的瞳仁中也有忧患吗?是小白兔似的忧愁，还是小花猫似的忧虑?
顾工这样写，显然多少带有展示炫耀儿子“天才少年”的成分。不过，少年时代的顾城，也确实深有不同于同龄伙伴的地方。据说，他10岁时读了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的《昆虫的故事》，开始天真地思考人的命运。他发现可以听到天地间万物变化和生长的声音了，最早使他感到诗意的是雨滴。“在雨滴中闪现的世界，比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更纯、更美。”在自然里，他“感到了无数生命和非生命的历史”。
不过，留在少年顾城印象头脑中的并非完全是松树、雨珠、昆虫这类童话般的世界。“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顾城刚满10岁。据顾工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在他们家楼下马路对面的墙上刷了条表示“革命”的大标语。然而，因张贴时粗心不知是贴反了，还是贴错了，马上被众多的路人围拢来，死死地缠住，揪住贴标语者，按下头，用脚踢……好一阵表示革命义愤的批斗。顾城起初是从窗扇的缝隙向外看。后来他恐惧了，脸色惨白，再不向窗外多看一眼。他越来越想躲开人，躲开眼睛，躲开喧嚣的激越的声音。这种童年经历，对顾城的心理产生过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所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与这些早年的心理阴影不无关联。
1968年，12岁的顾城随家人来到渤海荒滩上。当一辆破旧卡车把当年抄家剩下的残破家具连人一同载走的时候，他的眼里流露着迷惘亦流露着喜悦，心里暗自思忖:全家是不是正在迁徙到没有人的世界?!的确，荒滩上栖落着大群大群的水鸟，翅膀拍击着荒滩沙土。这是一个很荒凉很僻静的村子，村落里的人们像是泥土捏成，说着外来人听不懂的当地土话，身穿比泥土颜色更深的衣衫对这些来自京城的陌生“流放者”，村民们敬而远之。
他们一家很少与人交往。
父亲顾工在农场的首要任务是养猪，小顾城自动充当帮工，每天随父亲拌猪饲料、烧猪食。土灶中的柴火天天烧红着不透明的早晨，映照着父子灰暗的脸频。顾城此刻总爱借着闪烁不定的灶火，翻看一册破残的唐诗，时而抬起头，睁着大眼对父亲说:“爸爸，我和你对诗好吗?你有诗《黄浦江畔》，我想对首《渤海滩头》:你昨天写有《沼泽里的鱼》，我今天想对《中枪弹的雁》……”父子俩你吟我对，然后把即兴写的每首诗都扔进火中。顾城不时低语:“火焰是我们诗歌唯一的读者。
几年后，国内政治形势有了某些变化，顾城一家结束流放岁月，被允许举家返京。此时的顾城，已长成英俊少年，他带回几盒在草丛中采撷的昆虫标本和两本自写的诗集，一册是自由体的《无名的小花》，另一册却是格律体的《白云梦》。
不过，这时仍在“文革”期间，不是可以抒发理想和激情的时代。他在街道服务所掏阴沟、爬到楼顶去刮铁锈、筛石灰、拉大锯、创树根、油漆家具，在高温熔炉旁拌糖浆……他狂热地劳动着，挥洒着汗水和革命激情。他也以同样狂热和激情来读书。他读所有的诗歌、小说、哲学、科学、政治经济学，甚至过去细看过的两大本《辞海》也加以重新扫瞄……他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常常个通宵就能翻完厚厚的一迭。
与此同时，他也不停地写诗，并开始试着投稿。顾工说，顾城“写诗似乎很少伏在桌上，而是在枕边放个小本、放支圆珠笔，迷迷蒙蒙中幻化出来飞舞出来的形影、景象、演绎、思绪……组合成个个词汇，一个个语句，他的手便摸着笔，摸着黑(写时常常是不睁眼的)涂记下来。有时，摸到笔摸不到小本本，他就把句子勾画在枕边的墙壁上—他睡的墙头总是涂满了诗句，还有许多用漫画笔法画的小人、小狗、小猪…”13顾城的投稿方式也有点特别，他把那些大大小小刊物的名称事先写好在信封上，用时将一大叠诗稿自上而下按顺序封装，碰到哪家就是哪家。无论是权威的国家级的《人民文学》，还是名目繁多的各种地市乃至县办刊物，他都照投不误，几乎不分级别和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