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具文名的扬雄说：“诗赋小道，壮夫不为”（引自孙过庭《书谱》。但此语却并非扬雄原句。可参见扬雄的《法言▪吾子》）。
作家格非说：“文学虽为失败者的事业，然物有独至，小道可观。”（《文学的邀约》）
“余力学文”
古代文化屑谈之三
古代有作家吗？
说有，谁的职称是作家呢？或者说，历史上，谁被称呼为作家呢？
说无，诸子、屈原、司马迁、三曹、韩柳、欧苏……他们不都是当之无愧的作家吗？今日那些作家，谁人勘与比肩呢？
可见，在古代，只有作家之文，并无作家之称。
这是因为，古代没有一个专门的行当叫“作家”，朝廷自然也就没有“作协”一类的机构。文事，皆为余力从之，就如孔子所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孔子嘴里的这个“文”，与今天我们所说之“文”，并非同一个概念。那时的“文”，不是现代诗歌小说戏剧意义上的“文艺”，而是一种礼乐活动，一如学者李零先生所说：“‘文’是什么？是文化……不是公文档案，不是程文墨卷，更不是风花雪月、娱情写物的诗文。”（参见《丧家狗——我读论语》中华书局2006年8月版第58页）
我们知道，孔子历来注重礼乐，把行礼作乐看作是修身立德的一项重要内容。礼乐之于道德，在他看来，道德为“质”，是主，礼乐为“文”，是表。
文质彬彬，是为中和。所以，“文”者，只是躬行孝悌与奉行仁义之余事，万不可本末倒置，反将“余事”之“文”当作了主事，去倾力为之。
正因为孔子那个时代的文化人，皆以修德为本，以守道为要，故多“述而不作”，即便是付诸文字，也只当一件很随意的事，根本没有后来的那些所谓章法和讲究。譬如一部《论语》，仅是弟子们把师生间的对话记录了下来，长的犹如一篇短文，短的，仅为只言片语，而且章不标题，言不归类，麇集而成一册，根本就看不出有什么“作文之法”。《老子》五千言亦然。全文只分了德、道两大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和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老子德道经》写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文不分章，叙无前后，意随笔下，浑然天成。至有《庄子》问世，虽然文始有题，且能以意行文，但毕竟不合于今天的文章规则，就如扬之水先生所指：“随意出词，绝无结构”。但庄子就是庄子，他的文章只本于心，并不拘于法。“庄子本是天纵之才，有思想的逻辑，却全没有作文的成规，欹侧旁出，任意挥洒，落笔遂成绝唱。”（扬之水《先秦诗文史》111页）但就是这些不合文法的作品，却让人们一念再念两千多年。至孔子陨后一百余年，孟子、庄子亦殁几十年，文风才有了较大的变化。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个变化起自于荀子。自他起，写文章才开始“据题抒论”，而且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构思和技巧。也正因此，章学诚才在《文史通义》的《诗教》篇中这样说：“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
文体日臻成熟，但吟诗作赋，依然归属“余事”，却并未有所改变。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当时，吟诗作赋只不过是一个人的私好，从大处看，它与王道霸业无涉，从小处说，与修身养性，也没有直接关联。须知，古时候那些士人，尤其是秦代之前的士大夫们，几乎没有不问国事，不解民情，吃饱了饭，别的事不干，只一味关起门来组词排句的，就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里所说：“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者哉？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也。”而实际上，刘勰这里所说的处于“下位”的那个扬雄和司马相如，也并非就不涉政事，更不是什么“白身”。扬雄四十岁以后始游京都，侍奉成帝从行作赋，任给事黄门郎二十余年。司马相如虽被班固讥为“言语侍从之臣”，但他也曾先后在朝廷里面担任过武骑常侍、中郎将等职，还奉命出使过巴蜀和西南夷，其政绩，也曾获得汉武帝首肯。至于后来文名鼎盛的那些人，情况也都大抵如此：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自登进士第，
几乎一生都在为官，从监察御史到中书舍人，从行军司马到吏部侍郎，而驱笔为文，则如其夫子自道：“余事作诗人”；那个写过“三吏三别”的杜甫，曾经先后担任过左拾遗、司功参军、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并非无官一身轻的旅行家或是民情考察者；而那位临赤壁有歌赋、面西湖则吟娥、一生著作等身、后来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更是一位朝廷大员（尽管他一生屡遭贬谪），士林多记他“大江东去”、“千里共婵娟”，而百姓感念的，则是他苏堤兴利、惠州颖州治水等一些德政；还有，那位堪称“词国第一”的辛弃疾，始终怀着强烈的北伐意念，起初追求的，则是以武立身，为此还写下了《美芹十论》、《九议》等军国策论，并亲陷战阵，领兵五十骑，于五万敌营中生擒叛贼，到南朝后，相继出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至于填词炼句，他只当作“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陶写之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不过是“酒圣诗豪余事”……以上这几个例子，我们足可以看出，那时节，专名“作家”者，朝中并无此一职司。
而史籍中所称的著作郎、编修、编撰一类的职官，负责的，只是国史编修，与今日所谓专职作家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不过，在中国文学史上，李白倒是当过不到二年的“宫廷赞美诗人”，但实际上，他虽名为“翰林”，却只是个“翰林供奉”，其职责，不过是皇帝身边专门侍奉文学、绘画、占卜、医药等类事宜的备询，与起草诏书、斟酌文字的“翰林学士”，还差着一层。说起来，也许宋代那个号称“奉旨填词柳三变”，算得上是个“专职作家”，因为他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致使丢了功名，终身只做得个“白衣卿相”。但这位秦楼楚馆里的“词作家”，却只是“民办”性质，在朝廷里未曾列编，根本不在“体制内”。但尽管如此，我们在他的简历中还是发现：他在“奉旨填词”之前，也曾是个有职有务的人——屯田员外郎是也。
正因古代“文乃余事”，司马光在他的《资治通鉴》一书中，便不为历史上那些以文名世的文人骚客们立传。他曾拿文学家与史学家作比较，说：“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很显然，在他的眼里，文章词赋，并非“政事”，文名再大，亦不干国，当然也就没必要去关注了。对于这件事，清初的顾炎武，和他的朋友李因笃，也曾有过一番讨论：
李因笃语予：“《通鉴》不载文人。如屈原之为人，太史公赞之，谓与日月争光，而不得书于《通鉴》。杜子美，若非‘出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则姓名恐怕亦不登于简牍矣。”予答之曰：“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昔唐丁居晦为翰林学士，文宗于麟德殿召对，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谓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时彦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绝，问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尝以此记得居晦，今所以擢为中丞。’如君之言，其识见殆出文宗下矣。”（见顾炎武《日知录》）
这段引文翻成白话，大意就是：
李因笃跟我说：“《资治通鉴》一书没有记载文人。屈原的为人，司马迁说他可与日月争光，但《资治通鉴》却未载入。杜甫要不是因为‘出师未捷’那首诗，被重臣王叔文读到，恐怕现在连个姓名都留不下了。”我回答说：“《资治通鉴》一书是讲为政的，哪能谈及文人呢？唐朝的时候，翰林学士丁居晦，曾在麟德殿受到过文宗皇帝的召对，当时就说要授予他御史中丞。到第二天公布委任诏书的时候，皇帝对大臣们说：‘丁居晦很适任这个职位。朕曾经问他时下文士杜甫、李白等辈四绝一事，他说：这不是君主要关注的事。这让我对丁居晦印象很深，所以现在提拔他做了中丞。’而你现在的说法，见识，也只能在文宗之下了！”——这里不能不赞上一句：他们朋友间的这种讨论，的确又真诚，又坦率，令人心生敬意！
由此可知，从丁居晦认为诗文“非君上要知之事”，到司马光说“文者，儒之余事”，可谓一脉相承。
其实，古时候没有任何官衔的“纯文人”，其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尤其是马背上的民族统治中原以后，儒者就更不值钱了。据宋元时期诗人郑所南记载，元代，各种人的社会地位排序，一共被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儒者，居第九，仅列乞丐之前。所以，“文革”时一度呼知识分子为“臭老九”，想想，也算是言而有据的。
但世间之事，往往就是这样：人不重我，我偏自重！于是乎，曾经是“文学青年”的曹丕就发声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要人们不可小瞧。的确，魏晋以来，士人开始有了“文学自觉”，于是便以玄谈、注书、吟诗、作赋为能事。常日里，抓住一切时机，恣意表现自我，处处显得特立独行，尤其热衷于那顶“名士”的帽子。图名，归根结底是为获利。这些人争先恐后当“名士”，所求的，无非就是能够进入仕途。为此，有人还特意邀请社会名流，来给自己品藻，然后拿出去四处宣扬，为日后官家辟用造势。但到了隋唐，朝廷却改了路子，不再荐举取士，而采用开科取士了。于是乎，诗文作得好坏，便与一个人的前程直接挂起钩来。这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呼声渐起，宋真宗甚至以皇帝之尊，还编了一首只能算作顺口溜的“诗”，劝人读书出仕，并拿“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当作诱饵。于是乎，由读书而仕进，而出人头地，而显达，自然也就成了文人光宗耀祖的“正途”，成了通向荣华富贵的“金光大道”。
但在古代，官话只可反着听。皇帝老儿亲自出面倡导“学文”，并且“诱以官禄德”，却恰好说明，那个时候，老百姓大多是不读书的。老百姓不读书，一是因为学校太少，二来，寻常人家也实在上不起学，即便只要“一束修”，但晒成十条肉干来作学费，也并非家家户户都能办得到。这样一来，文盲便占了社会的绝对多数，乡间十里八村，一二识文断字者，自然就如白鹤立于鸡群了。于是便产生一个问题：那些“有文化”的人，他们若不能为国所用，往往便私下里谤议朝政，编排故事，成了民众行为和思潮的“领头羊”。所以，这些山林野泽里的“遗贤”，往往让朝廷直觉芒刺在背。
在古代，不仅有“受业难”的问题，即便是满腹经纶，写出书来，要行世也非常困难。那时，学问的传播，所靠的，多半都是“传习”，也就是传抄和记诵。《书林清话》上就说，“古书无刻本，故一切出于手钞，或节其要以便流观。”中国的雕版印刷，是隋唐时候才兴起来的。但在当时，一册书要刻版发行，费用昂贵，绝不是一般文人所能够负担得起的。就算财力足够，出书，还有个是否关碍朝政、主流社会是否容许的问题。说来也怪，历史上那些有点文采的帝王，偏偏都是最能残害文人的班头，所以，有清一朝，文化禁锢反以嗜好舞文弄墨、到处赋诗题匾的乾隆为最甚。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并不亚于“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甚至清代“朴学”大行其道，文士们一窝蜂的都跑去注经、考据、钻研古字古义，是否也与此有关，实在耐人寻味。
文字狱一兴，风行草偃，人们无不把“沉默是金”奉为圭臬。龚自珍有诗曰：“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所讥刺的，正是那些骨骼缺钙的无节文人，怕文字狱而逃席，为混饭而写“学术书”。但让龚先生始料未及的，是他身后百余年，今天的某些文人，反拿他的“稻粱谋”，作了“为钱而作”的遮羞布。于是乎，写曲儿的、作文儿的、画画儿的，即这世间所谓“文艺之事”，俨然成了一个“致富项目”，成了一桩买卖。岂不知，文字一旦和商号挂上钩，便失去了它的独立性，染上了铜臭，其味道自不必言。这些人或许不知，这两句诗的后面，龚先生还有更为愤慨的怒问：“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一本书主义”，说只要写出一本书来，便可名利双收，终身受用。这桩买卖虽说一本万利，但要出版发行却绝非易事！于是乎，来自湘水边城的沈从文，便改了行，专意研究古代服饰；茅盾也抛开林家铺子，放下笔来，做了文化部长、作协主席；而那个舟行“荷花淀”的孙犁，也道“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心田干涸，再无菡萏露角举叶，其本人，亦默默的终老于编辑任上……但必须看到，老派作家搁了笔，并非就后无来者，一些抓住了“时代脉搏”的文人，很快被封为了“重塑民族灵魂的工程师”。于是乎，“文艺之事”便再也不是什么个人的一己私事了。如此一来，曹丕当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立论，陡然一转，又回来了！哪怕只言片语，都可能成为一言丧邦、一言兴邦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了——此时，怎敢轻言文乃“余事”哉？
直到后来国门打开，我们却惊讶地发现：“番邦”不知何时学了我们这个“古已有之”的制度，早就不去供养作家了！作家在他们那里，既非“事业编”，更不属于公务员——他们居然“回”到了我们一两千年之前的“文乃余事”上，此为进耶？退耶？在他们这种体制下，若是再指望一本小说、一篇报告文学、一首诗、一出戏，顷刻间便让全国上下为之轰动，已然万万不能了。此时，也只有在此时，我们若再回过头去看看孔老夫子那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倒还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作者简介：李汉君
李汉君，自幼喜书，但读得多，写得少。及长，不过数年知青，数年医生，数年编辑，随波而逐流，漂忽兮不定。转任文吏，缝裁嫁衣，方坐得几年小吉普，转眼又成田舍翁。于是复又埋首书堆，重操楮墨；煮字炼词心缱绻，纸上谈兵意沛然，无他，性本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