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小声说话
我家与台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具体说，是台北市。
1948年年底，我爷爷跟着当国民党兵的叔叔从大陆撤到台北，那时候，我父亲作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正随三野部队在淮海战场上与国民党军厮杀。从此，我奶奶和我爷爷再没见过面，我父亲和我叔叔再没见过面。我们兄弟姊妹和台北那边的兄弟姊妹，也从未见过面。
上世纪90年代初，叔叔和婶婶来大陆探亲，我奶奶和我父亲已不在人世。叔叔告知我们，爷爷也早在1968年去世了。叔叔和婶婶在大陆呆了一周，这期间，我们陪着两位前辈回了老家，见了老家的亲朋好友，了却了叔叔几十年的思乡之情。那时候，青岛还没有直飞台北的航班，叔叔和婶婶要先飞香港，再转机回台北。叔叔走后，很短一段时间还有书信往来，不久，我们和台北就再也没有了联系，直到2019年春节之后。
我退休后，一直想去台北给爷爷扫幕，却总也倒不出空闲时间。今年春天，终于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一定要去台北一趟，说起来我和台北叔叔家的子女，也都是年过花甲的人了，人生无常，如果再不见面，谁知道谁哪一天就会离开人世？上一辈人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属于不可抗因素，我们这一辈人已经不存在这样的障碍了，现如今，各旅行社赴台湾旅游的项目铺天盖地，不跟团的个人自由行也不难，办一张台湾通行证，再申请一张台湾方面的准入证即可。
我找出叔叔当年留下的名片，寻思着27年过去了，也不知名片上叔叔家的电话号码换了没有？在大陆，手机普及后绝大多数人都撤了家中的座机，台湾是不是也这样？试试看吧，一天晚上，便把电话打了过去。居然有人接了，是堂妹！谢天谢地，隔断了27年的亲情，终于连接上了！
说办就办，我用一周时间，办好了所有手续，也预订了机票，只等那一天和妻子登上飞机，从高空中飞越台湾海峡，然后降落桃园机场，与从未见过面的堂妹见面了。
我没到过台湾，但听说了不少。抛开政治层面，许多人去过台湾的人，都对台湾社会的文明程度有溢美之词。我比较自信，多年的读书写作生活，就个人素质而言，多多少少总会有些修养吧？没想到，出了桃园机场，见了堂妹，相互问候寒暄时，堂妹四下看看，笑着伸出食指竖在唇中央，示意我小声点儿。我顿时尴尬了，感觉就像去别人家做客，穿着鞋浑然不知地就往里走，被主人拦下，要求换上拖鞋。之后，在台北住了五天，朝夕和堂妹相处，堂妹三番五次提醒我小声说话。有时一天能提醒好几次。
在大陆，高分贝说话似乎成了绝大部分人的生活习惯。我在家里就习惯大嗓门说话，亲朋好友聚会，更是高谈阔论抑扬顿挫。在我们的价值观中，大声说话代表豪爽、代表胸有成竹、代表开朗豁达。单位开会，领导坐在主席台上，讲话的声音如若飞蚊振翅，那会被下属瞧不起的。声如雷鸣，才表现出领导者的魄力和气势。当然，我也很注意，从不像有些人一样，在公交车上或其他公共场所擎着个手机大声喧哗，什么张家长李家短统统说出，每逢碰到这种现象，我都无比厌烦。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赴台前我思前想后，怎样给爷爷扫幕，扫幕时都应该说些什么，见了堂弟堂妹应该怎样表现等等，几乎什么都考虑到了，就是没有想到当我下了飞机，踏上台湾土地的第一步，大嗓门说话竟然吓着堂妹了。
我们住的酒店，位于台北市中心地带的忠孝东路，酒店外就是车水马龙的主干道。酒店在七楼，服务台前面是一个不算大的厅，厅里摆着几张桌子，是供住宿客人早餐用的。每天早晨七点，我和妻子都会在厅里吃早饭。我发现，无论吃饭的人多还是人少，几乎听不到说话的声音。不是那些人不说话，而是他们说话的声音小，就是从他们身边经过，也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一张桌子如果就坐了两个人，两个人面对面交谈，仅限于双方都能听清的程度即可，绝不再高调。
我和妻子住在713房间。房间里有窗，但是死窗，不能开。早晨，为了空气流通，我都会打开房间的门，散发屋里的浊气。有一次，堂妹来了，她见房门开着，似乎有些小小的惊慌，进屋后赶紧关上门，然后提醒我：别这样，其他客人还在睡觉呢。我说我只是打开房门透透气，并没有说话呀？堂妹说，你在屋里活动，总会有声音的。我苦笑一下，只好服从堂妹。
在台北，堂妹领我们外出，无论乘公交车还是地铁（台湾称“捷运”），没听着有人说话，人人都紧闭着嘴巴。在商场饭馆，服务员迎接客人，说话也是小声小气，显得很温柔。我想起赴台前，一位早先来过台湾的朋友对我说：你去了就知道了，台湾女人说话起话来，那真是让人听着舒服，再听听咱这边的女人说话，嘁……他狠狠地骂了句粗话。来到台北后，我感受颇深，不说别人，我堂妹说话就是那样，小声小气，温软动听。
去台北的第二天，我就学着小声说话了。一开始不习惯，说着说着就抬高了声调，一抬高声调，堂妹就在唇上竖起中指。第三天，我说话的声音基本就降了八度，第四天，我们乘地铁外出，手机响了。我有些惊慌，四下看看，一车厢的人就没有低头看手机的，更没有拨打或接听手机的。再看手机，是个陌生号码，就按了键没接。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还是那个号码。心想这人可能有急事找我，不接万一耽误事呢？便接听了，轻轻地“喂”了一声。果不其然，对方是大陆某杂志社的编辑，我刚刚在那里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对方要我的身份证号，准备邮寄稿酬。我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报出我身份证的号码，对方具然没听清，我又放缓语速，一个数一个数报了一遍，对方问：你在开会？我说我在台湾。对方说不打扰了，然后重复一遍我身份证的号码，我说对，谢谢。
每天清晨，我起床后，都会走出酒店，在附近遛一圈儿。大街小巷，走来走去的人，没有人大声喧哗，各个小吃店和便利店都开门了，店里的买东西和卖东西的人，也很安静。惟一震动我耳朵的，就是马路上急驰的摩托车（台北的摩托车真是多啊）。台北的大小汽车从不鸣笛，堂妹告诉我，汽车鸣笛，是违反交通法的，要罚款。
离开台北那天，我基本不会大声说话了。在桃园机场，与堂妹告别，堂妹抱着我妻子流下了眼泪。我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但还是控制住了，小声对堂妹说：好好保重身体，有时间一定来青岛做客。
2难言的厕所
堂妹对我说，自从叔叔探亲回台北，这二十七年来，她不是没动过去大陆的念头，只因一件事情让她望而怯步，那就是怕大陆没有厕所。堂妹说的是台湾普通话，表达起来不是那么准确。其实她说的“没有厕所”，指的不是没有，而是怕家庭里没有卫生间，公共厕所又肮脏不堪。
厕所是我心中的痛，而且这种痛一直折磨了我二十七年，每每想起叔叔婶婶婶上世纪90年代初来大陆的情景，心中就痛。
1992年，叔叔和婶婶来大陆探亲，是先到济南的，因为我的老家是鲁西农村的一个古镇，那里离着济南近。那时候，我青岛的住家是一栋二层的筒子楼，我家住在楼底。楼底门挨着门共十一户，十一户用一个厕所，一个自来水龙头。老家更差，一个镇上百户人家共用有限的几个公厕。我们考虑到这个情况，于是便把叔叔婶婶安排在县里住宾馆，宁肯让两位老人每天受舟车劳顿，也不住在镇上的亲戚家里。
和叔叔婶婶前后脚从台湾高雄回来的一位老乡薛伯伯就不一样了，他和妻子就住在镇上的亲戚家里，每天上厕所，成了压在老两口心头最沉重的负担。薛伯母皱着眉头对我说，每次上厕所，她都带着一把雨伞，进了公厕，一蹲下就撑开伞，遮挡住自己。就是这样，心理上也有障碍，紧张、害怕、羞涩、恶心……极不舒服，严重影响了排泄。薛伯伯表情痛苦地对我叔叔说，内急，就是进了公厕，在众目睽睽之下，也排泄不出来。
听到这些话，我羞愧不已，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大陆平民百姓当时的入厕条件感到羞愧。我想到了我家，十一户共用一个厕所，而且每人上完厕所后，都没有用水冲刷的习惯。叔叔婶婶两天后就要离开老家去我家，届时，叔叔婶婶想上厕所可怎么办？我家那个厕所，好在是“单间”，不是老家那种敞开式的，关上厕所门，谁都看不见。我甚至都想好了，到我家后，我哪儿也不去，就守在叔叔婶婶身边，一旦他们要去厕所，我就事先服务，去水龙头接一桶一桶水，把厕所冲刷得干干净净……
两天后叔叔婶婶来到青岛，我们把两位老人安排在一家宾馆住下。按理说，叔叔婶婶到了我家，我们应该在家里做顿饭，招待两位来自台湾的亲人。但是没有，我们把饭一律安排在饭馆酒店，目的就是要解决如厕问题。饭馆酒店里的厕所，总比筒子楼的厕所条件要好许多。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婶婶自从来到大陆，只要走出宾馆，就一口水也不喝，我从未见过她去厕所。
我想起一件往事，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时候放暑假，母亲会让我和弟弟乘火车去农村的一个舅舅家住段日子。那时候的农村，家家户户没有厕所，排泄需去猪圈。猪圈里泥泞肮脏，光泥泞肮脏还不要紧，可怕的是有一头猪哼哧哼哧直往排泄者身边凑，还得手持木棍撵赶，想想就恐怖。我当时宁肯钻进村外玉米地里解决，也不去舅舅家的猪圈。我想，叔叔和婶婶看待大陆的厕所，和我当年看待农村的猪圈，印象恐怕是一样的。
二十九年前，叔叔婶婶回到台北后，一定是向他们的儿女描述了大陆的情景，所以，堂妹才会对我说她怕大陆的厕所。我在赴台北前就想到了这些，便用手机拍照了我家的格局，说明哪是卧室，哪是客厅，哪是厨房，哪是卫生间。我还特地拍照了卫生间里面——洗脸池、抽水马桶、洗衣机、淋浴喷头等等，发给堂妹，让她看看现在的大陆今非昔比了。不仅如此，我还让姐姐弟弟和妹妹，都把家里整洁宽敞功能齐全的居住格局拍照下来，统统发给我，我再一一发给堂妹，彻底打消她对大陆厕所的顾虑。
由于对厕所问题耿耿于怀，我到了台北后，几次和堂妹谈起这个话题。我堂妹今年六十岁了，她说从她记事起，家里就有厕所。我问那时候叔叔家的厕所没有抽水马桶吧？堂妹说没有，是蹲坑，但厕所里有淋浴头，都是在家里洗澡的。我似信非信，要知道，堂妹小时候，也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候台湾百姓的居家就有独立卫生间，着实让我吃了一惊。顺便说说，堂妹听不懂公共浴池是个什么场所，我解释后，她告诉我，台湾就没有公共浴池，都是在家里洗澡的。
我在台北住的酒店楼后，是几条小街道，马路两旁，都是老房子，外表看起来有些破旧。其中，有一栋建筑，很像大陆的筒子楼。我举起手机拍照，堂妹似乎看出我的想法，说，台北老城区的房子都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了，也都属于个人的，政府无权拆迁改造。又说，别看这些楼房外表陈旧，里面的家家户户都有独立卫生间。我指着那栋像筒子楼的建筑问,那里面的住户家里也有独立卫生间？堂妹说有。
台北101大厦旁边有个四四南村，是台北若干个“眷村”中最早的，所谓“眷村”，是指1948或1949年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政、工人员的聚集居住地。四四南村是1948年底自青岛迁来台北的“陆军联勤兵工厂”员工及家属自建的居所，“四四”是当年的番号。堂妹领我去看了，现在已经是一个眷村博物馆了，仅存的几排老房子，就像大陆的棚户区。看展览文字介绍，由于当时人多房少，兵工厂的人员，每户仅占有不到四平方米的居住空间。这么小的空间根本无法居住，所以不久，“眷村人”又都在居屋上加盖了二层、三层。我猜想，当年的眷村，每家每户这么小的地方，应该没有厕所了吧？可我又错了。堂妹有个与她同龄的闺蜜，是在眷村长大的。堂妹立即给闺蜜发微信询问。闺蜜回复说，开什么玩笑，怎么会没有厕所呢？家家户户都自建了独立厕所。
我一时无语了，默默在心里琢磨这件事。有历史学家认为，人类文明并不是从发明文字开始的，而是从使用厕所开始的。我国最早的的厕所，是从五千年前半坡村开始的，当时很简陋，也就是在房舍外挖个土坑，上面用茅草覆盖。所以，厕所也叫茅坑，如果在茅坑四周垒上墙，顶上再覆盖一层茅草，就叫茅房了。秦汉时期，农耕有了发展，为了积粪肥，实行了“猪厕合一”。也就是说，人若入厕，就到猪圈里去。西方的厕所初建于公元前三千多年的两河流域美索不达亚米平原，当然也很简陋，在地面上打个孔洞，孔洞下放一个可移动的罐子。罐子满了，提出来处理掉。
随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的不断提高，厕所也理应跟着不断创新发展。厕所入户，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排泄毕竟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隐私，不可示众，更不可多人凑堆儿进行。怪不得有学者断言，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是不是达到了高度文明，不要看它的吃住行，就看它的厕所，高下立判。
好在大陆这些年高速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有了飞越式的变化。我相信，我的这次台北之行，让堂妹对大陆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不久的将来，她会来青岛和我们这些兄弟姊妹相聚的，我期待着。
3生活与细节
台北的日常生活，像淅淅漓漓的小雨，不惊天动地，却滋润万物。其实评价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用进家入户，也不必搞什么“问卷调查”，只要走在街头，观察一下人们的行为，就能得出答案。
到台北的第二天早晨，堂妹来酒店，对我和妻子说，酒店是管早餐的，如果大哥大嫂吃不惯，也可到外面吃。我来到酒店前厅，看了看早餐内容，无非是煮鸡蛋、方型面包片、火腿肠、咖啡、大米粥、水果等，吊不起我的胃口，于是决定跟着堂妹去外面吃。
还没来台北前，堂妹曾在微信中晒出一张她早餐的图片，是一个糯米饭团、一杯花生浆。堂妹介绍说，这个饭团里包有油条、肉松、蔬菜什么的。连吃带喝，一共是八十元新台币。妻子对糯米饭团起了兴趣，说到了台北，一定尝尝。
出了门，转到酒店后面的小街，果然看到有一老太太推着早餐车在卖糯米饭团。我走过去，掏出一张千元新台币递上。堂妹悄悄把我拉向一边，让我把钱收起来。我以为她是不想让我花钱，不料，堂妹小声对我说：不要为难做小生意的人。我说，我怎么为难人了？堂妹指指我手里的钱，说，一个饭团一杯饮品没几个钱，又是早晨刚出摊，人家收你一千块，得把身上的零钱全找给你，下一个客人如果也拿了大票子，没钱找怎么办？
我愣在原地没动，堂妹上前付了账，买了饭团和饮品。
在大陆，许多人为了破开百元大钞，都会去买一些并不需要的东西，比如一盒烟、一个面包、一罐饮料等等，目的就是为了换些零钱，从没有人想过这样做是不是为难了卖主。当然有的卖主也对前来换钱的人“针锋相对”，我曾在某一个早晨，在我家楼下的油条摊碰到过。一个人拿着张百元票子，要买一根油条。一根油条一元五角，卖主要找给他九十八元五角。卖主斜了这人一眼，没接钱，问：你是来破钱的吧？买主尴尬地笑了笑，转身走了。卖主骂了一句：有病！
当然，我买饭团不是为了破钱，确实是想让妻子尝鲜。我在大陆换了一万三千元的新台币，十三张千元大钞带到台北，这是第一次消费。可这第一次消费又花的不是地方，我不该去买一个不值几个钱的饭团。堂妹买好饭团，又问我想吃什么？在大陆，早就听说台湾的牛肉面绝佳，我不假思索，立马说想吃碗牛肉面。堂妹领着我们朝一家牛肉面馆走去。我看到面馆旁边有一家便利店，便进去，掏出一千元的票子，买了一瓶金门高粱酒。这下合适了，一瓶金门高粱酒四百多新台币，一千元差不多花了一半儿。吃了一碗牛肉面，我付给面馆老板的就是零钱了，双方都很便利。
走在台北的街头，自然也能见到有人牵着宠物狗，只不过没有大陆那么多，只是偶尔能看见一例。我发现，每一个狗主人，手里都拿着一瓶矿泉水。瓶子有大有小。起初我以为，台北天热，主人是带水出门自己喝。再观察，不对了，原来瓶子里的水，是给狗准备的。狗撒了尿，狗主人就会打开瓶盖，倒一点水冲尿渍。我还看到一位狗的主人，手里拿着一个较大的塑料瓶，瓶盖上钻了许多洞眼，像淋浴头，狗尿了，他就捏手中的瓶子，水就会喷出。当然，一点水是冲不干净狗尿的，与其说是冲，不如说是稀释。我猜想，稀释过的狗尿，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异味吧？
台北的天气多变，往往这一刻阳光灿烂，下一刻就会降雨。有时候，一天要降好几次雨。一降雨，狗尿就会被冲得干干净净。
对比大陆，几乎是全民养狗，有时候带着孙子去公园玩儿，到处都是男女老少，到处都是大狗小狗。讲究一些的人，狗拉了屎，会用废纸包起，扔进垃圾箱（可喜的是这样讲究的人越来越多），但狗尿了尿，却没人去管。似乎大陆人不觉得尿是秽物，不要说狗了，就是人，憋急了，也会找个隐蔽之处，尿完扬长而去。
印象最深是台北的公交车。堂妹考虑得很周到，我和妻子到了台北，堂妹从同事那里借出两张乘车卡，充了值给我们，既可乘公交，也可乘地铁。台北的公交站牌，能看出这路车到站需要多长时间。堂妹领我们出去，经常抬头看站牌，告诉我们，还有多长时间就来车了，开始我没在意，觉得这一路公交车可能是定点发车，如大陆的一部分公交车，半小时发一趟，堂妹能算出时间。再观察，不是，台北的所有公交车都是这样，站牌上有电子显示设备，能够准确地告诉候车人，车子什么时候到达。有时候，我们就是因为看到站牌上显示公交车要十几分钟才到，便招手拦了计程车。
台北的公交车也刷卡，有的公交车和大陆一样，在前门上车时刷卡，有的公交车竟然是在后门刷卡，而且是下车时才刷卡。我感到很新奇，便问堂妹，如果有人下车时不刷卡，直接走了怎么办？堂妹看看我，似乎觉得我这个提问很奇怪。堂妹说，不会的，没人故意这样做。如果有人想什么事情出了神，下车忘了刷卡，走了也就走了，没人拦截，下次他（她）再乘车，刷卡机会自动扣除上次欠的车资。我又忍不住对比了，如果这样的公交车行驶在大陆上，会出现什么效果？
哈哈！有些事情真不能对比，一对比，心情就不开朗了。还是跟着堂妹游台北吧，台北的小吃花样多，味道好，每样都买来尝尝，不亦乐乎？
4植存
我这次去台北，主要任务是给长辈扫墓。我爷爷葬在台北，叔叔婶婶葬在台北。非常不幸，与我同龄仅比我大一个多月的堂姐，两年前也因病去世了。如此看来，我到了台北，不光是给爷爷叔叔婶婶扫墓，也要去看看堂姐，以寄哀思。
爷爷1968年去世，当时还是土葬，墓地就在台北市内的一个基督教墓园里。叔叔和婶婶是火葬，骨灰寄存在台北市郊郁郁葱葱的金宝山上。金宝山在台湾很出名，资料是这样介绍的：“金宝山位于台北金山，创立于公元1977年，是台湾境内宝塔业之头，以千佛石窟的雕塑闻名……享有顶尖之口，已故爱国艺人邓丽君小姐便是长眠于此——邓丽君墓园（筠园）。金宝山其园内有二座金宝塔，金宝山宝塔大门面对大海，顺山势而下，系属龙脉结穴之地，有美丽的景色，风水最佳的福地……”
我注意到了，安放叔叔婶婶的那栋建筑，像庙堂，也供奉诸佛，但没有出家人，这里是专门让逝者安息、供亲人祭祀的地方。
在大陆，骨灰存放处一般是在殡仪馆里，火化和寄存一体化。往往火化炉在东边，骨灰存放楼就在西边，都在一个院子内。在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郊区，一些乡村建有骨灰纪念堂，逝者火化后，骨灰领回来，安放在纪念堂里。城里人现在时兴买公墓，把逝者的骨灰从殡仪馆取出来，再埋进公墓，竖个碑，碑上有碑文。其实这样的公墓与土葬没什么两样，同样占地，同样竖碑，逢年过节同样会有亲人前来烧香磕头。
当然，海葬和树葬更简便一些，把骨灰撒进大海，一了百了，往后，看见大海，就等于看见了逝去的亲人。要么就把骨灰埋在一棵树下，不知情者，从外表什么也看不出来。我的父母就是这样，多年前，我们就把二老的骨灰埋在一座山头公园的一棵粗壮的黑松树下，也没做什么标记，不需要外人知道，我们兄弟姊妹能够识别即可。
最令我惊叹的是堂姐的安葬方式。堂姐在离金宝山不远的法鼓山上，法鼓山紧邻金宝山，和金宝山一样，碧绿清幽，佛法浓郁。给叔叔婶婶扫完墓，我们的车驶向法鼓山，堂妹介绍说，法鼓山上的“世界佛教教育园区”是释圣严法师创办的。在世界佛教界大有名气。
在法鼓山气势恢宏的庙宇式建筑外，有一片圆形草地，目测约有三四百平方米大小。草地上覆盖着矮矮密密的小草，不像是自然生长的野草，像人工种植的某一类的观赏草。堂妹指着这片草地说，姐姐就安葬在这里。
我一时有些懵，不知堂妹表达了什么意思。这里是一片绿莹莹的草地，是堂姐安葬在草地的某一处，还是这片草地就安葬了堂姐一人？我问堂妹，堂妹解释说，这片绿地叫法鼓山生命园区，这种安葬方式叫“植存”，具体方法是把逝者的骨灰研磨成粉，埋进草地里。不仅如此，工作人员还要定期翻土，目的就是将埋在草地里的每一位逝者的骨灰和土壤都混合在一起，时间长了，逝者的亲朋好友，只知道逝者就埋在这片草地里，不知道具体哪个位置了。堂妹告诉我，圣严法师生前指定，圆寂后骨灰要植存在这里。法师圆寂后，后人纷纷效仿，堂姐信佛，生前就看好这个地方，告诉堂妹，她今后要长眠于此。
我问堂妹，当初堂姐安葬在什么位置？堂妹四下看了看，然后来到一条小路边上，指着前方一个位置说，她记得就是在这里。我站在路旁，面向草地鞠躬，口中念叨堂姐的名字，说大堂弟飞越台湾海峡来看你了……
离开法鼓山，“植存”两个字一直在我脑海里呈现。按字面意思，我认为“植存”，就是“托付植物将逝者存放”，和树葬大同小异。最令我难忘的是法鼓山上的管理人员要定期翻土，将安葬于此所有逝者的骨灰混合在一起，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也是我，我也是你，大家都是一个共同体。这种方式，颇有世界大同的意味。我不是佛家弟子，但去了法鼓山后，我对圣严法师肃然起敬，他所倡导的这种殡葬方式，充分体现了佛家生死向善的崇高理念。
堂妹和堂姐一样，也是佛教居士，在下山路上，她对我说，将来过世后，也要和姐姐在一起。我的心一沉，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不由得想到了我自己。我想到了父母安息的那座山头公园，那里有大片大片的树林和草地，有飞鸟和鱼虫，有蓝天白云和雨雪霜露。将来我不在人世了，也要去那里，让后辈在山上随便找一个地方掩埋骨灰，让我和大自然溶在一起，这是另一种方式的“植存”。
刘涛，笔名高瘦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人，小说家，山东省首届泰山文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