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智、勇：孟子
一个热诚的、优游自在的、无恐惧的人，是最能够享受人生的理想性格。孟子以“智、仁、勇”为他的“大人”的三种“成熟的美德”。我想把“仁”字改为“情”字，而视“情、智、勇”为大人物的特质。我们在英语中幸亏找得到“ｐａｓｓｉｏｎ”这个字，其用法跟华语中的“情”字差不多一样。这两个字开始都含着“情欲”这种狭义，可是都有更广大的意义。张潮曰：“多情者必好色，而好色者未必尽属多情。”又曰：“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饰乾坤。”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情，我们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人生的出发点。情是人生的灵魂，星辰的光辉，音乐和诗歌中的韵律，花中的欢乐，禽鸟的羽毛，女人的美艳，学问的生命。谈到没有情的灵魂，正如谈到没有表情的音乐一样地不可能。这种东西给我们内心的温暖和丰富的活力，使我们能够快快乐乐地面对着人生。
我把中国作家笔下的“情”字译为“ｐａｓｓｉｏｎ”，也许错了，我应该用“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一字（代表一种较温柔的情感，较无暴风雨般的热情那种骚动的性质）去译它吗?也许“情”这一字有早期浪漫主义者所谓“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的意义，是一个有温情的、大度的、艺术化的人所具有的质素。除爱默生、爱弥尔、朱伯尔和伏尔泰之外，西洋哲学家对于热情很少说过一句好话，这是可怪的事。也许我们仅是用词不同而已，我们所指的是同样的东西。可是如果“热情”（ｐａｓｓｉｏｎ）和“情感”（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意义不同，而专指一种暴躁的骚乱的情感而言，那么中国语文里便找不到一个字可以代表它，而我们只好依然用“情”这个字了。这是种族脾性不同的表征吗?这是中国民族缺乏那种侵蚀灵魂、造成西洋文学中悲剧材料的伟大热情的表征吗?这是中国文学中没有产生希腊意义上的悲剧的原因吗?这是中国悲剧角色在危急的时候饮泣吞声，让他们的情人给仇敌带去，或如楚霸王那样，先杀死情人，然后自刎的原因吗?这种结局是不会使西洋的观众感到满意的，可是中国人的生活是这样，中国文学自然也是这样的了。一个人和命运挣扎，放弃了斗争，在事过境迁之后，悲剧才在回忆、徒然的后悔和渴望的洪流中产生出来。正如唐明皇的悲剧那样，到他下令使他的爱妃自杀，以满足叛军的要求之后，便成天在梦境里思念她。这种悲剧的情感是在那出中国戏剧的故事结束之后，才在一个悲哀的巨流中表现出来的。当他在流放生活中旅行的时候，他在雨中听见铃声隔山相应，因而做了那首《雨霖铃曲》以纪念她；他所看见或扪触到的东西，一条余香未散尽的小领巾，或她的一个老婢，都使他想起他的爱妃，在这戏剧结束的时候，他正在仙境和一些道士寻觅她的神魂。这里便是一种浪漫的敏感性，如果我们不可以把这种情感当做热情的话。这可说是一种圆熟的，温和的热情。所以，中国哲学家有一种特点，就是他们虽然贬视人类的“情欲”（即“七情”的意思），却不贬视热情或情感本身，反而使之成为正常人类生活的基础，因此他们甚至于视“人伦以夫妇之情为本”。
热情或情感这种东西是我们所固有的，正如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父母一样，我们天生有一种冷静或热烈的天性：这不幸是事实。在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小孩是天生就有真正的冷淡的心的；当我们渐渐失掉那种少年之心时，我们才渐渐失掉我们内在的热度。在我们成人生活的某一时期中，我们多情的天性是被一种不仁的环境所杀戮、抑制、挫折或剥削。最大的原因是由于我们不曾注意使这种天性继续生长下去，或由于我们不曾完全摆脱了这种环境。我们在获取“世界经验”的过程中，对于我们的天性曾实行多次的摧残，我们学会硬起心肠来，学会做虚伪矫饰的行为，学会做残酷无情的人。这么一来，当一个人夸说他得到了更多的尘世经验时，他的神经也变得更不敏锐，更加麻木迟钝——尤其是在政界和商界。结果，世界产生了一个伟大的“进取者”（ｇｏ－ｇｅｔｔｅｒ），把人家排挤在一边，而自己爬到最高的地方去；世界产生了一个意志刚强、心志坚定的人，至于感情——他所称为愚笨的理想主义或多情的东西——其最后的一些灰烬也已经渐渐在他的胸怀中熄灭了。这种人我是看不起的。硬心无情的人在世界上真是太多了。如果国家要实行消灭不适于生存者的生殖机能的话，这种政策施行起来，第一步应该先对付那些无道德感觉的人，艺术观念陈腐的人，心肠如铁石的人，残酷的成功者，意志坚决的无情者，以及一切失掉生之嬉乐的人，把他们的生殖机能消灭——而不必先把疯狂者和痨肺病人的生殖机能消灭。因为在我看来，一个有热情有情感的人也许会做出许多愚蠢和鲁莽的事情，可是一个无热情无情感的人却是一个笑话和一幅讽刺画了。他和都德的莎福（Ｓａｐｐｈｏ）比较起来，倒是一条虫，一架机器，一架自动机，尘世上的一个污点。有许多妓女所过的生活比成功的商人更崇高。如果莎福犯罪，那有什么可怪呢?因为她虽然犯罪，她同时也是有爱心的，对于那些会表示深爱的人，我们是应该给予很大的宽恕的。无论如何，她由一个冷酷的商业环境里走出来的时候，是比我们周遭许多百万富翁更有青春热烈的心情的。崇拜玛丽?玛黛玲（Ｍａｒｙ Ｍａｇｄａｌｅｎｅ）是对的。热情和情感免不了会使我们做错事，因而得到应得的惩罚，然而有许多宽容的母亲因为纵容子女，常常让她们的爱战胜她们的判断，可是我们觉得她们到老年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她们和家人曾过着幸福的生活，比许多苛刻严峻的人所过的家庭生活更幸福。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七十八岁的老妇人对他说：“回顾我过去七十八年的生活，我每想到我做错事的时候，还是觉得快乐的；可是当我想到我做蠢事的时候，我甚至到今天还是不能饶恕自己。”
可是人生是严酷的，一个具有热烈的、慷慨的、多情的天性的人也许会轻易被比较聪明的同伴所欺骗。那些生性慷慨的人常常因为他们的慷慨而做错了事，常常因为对付仇敌太过宽大，对朋友太过信任，而做错了事。慷慨的人有时会感到幻灭而跑回家去，写出一首悲苦的诗。中国有许多诗人和学者就是这样的，例如喝茶大家张岱，为帮亲友的忙，很慷慨地把家产花完，可是结果却吃了他自己最亲密的亲戚朋友的亏。他为了这次的遭遇所写的十二首诗，是我所曾读过的最辛酸悲苦的诗。可是我疑心他到死还是那么慷慨大量的，甚至在他很穷困的时候（有许多次是差不多要饿死了的），也是如此。我相信这些悲哀的情绪不久便烟消雾散，而他还是十分快活的。
虽然如此，这种热烈慷慨的心性应该由一种哲学加以保障，以免受人生的环境所摧残。因为人生是最严酷的，热烈的心性是不足应付环境的，热情必须和智与勇结合起来。我觉得智与勇是同样的东西，因为勇是了解人生之后的产物，一个完全了解人生的人是始终勇敢的。无论如何，智如果不能生勇，便无价值。智制止了我们的愚蠢的野心，把我们由这个世界的时髦的骗子（ｈｕｍｂｕｇ）——无论是思想上的骗子或人生的骗子——中解放出来，使我们得到勇气。
在我们这个尘世里，骗子真是多得很，可是中国佛教徒已经把许许多多的小骗子用两个大骗子归纳起来，这两个大骗子就是名和利。据说乾隆皇帝游江南的时候，有一次在山上眺望景色，看见许多帆船在中国海上行驶，往来如织。他便问他的大臣那几百只帆船上的人在干什么，他的大臣答道，他只看见两只船，一只叫“名”，一只叫“利”。许多有修养的人士能够避免利的诱惑，可是只有最伟大的人物才能够避免名的诱惑。有一次，一个僧人和他的弟子在谈论这两种俗虑的根源时说：“绝利易，绝名心难。隐士僧人仍冀得名。彼等乐与大众谈经说法，而不愿隐处小庵，如我辈与弟子作日常谈。”那个弟子答道：“若吾师者，诚可谓世上惟一绝名心之人矣。”师傅微笑而不言。
据我自己的人生观察讲起来，佛教徒这个对人生的骗子的分类是不完全的，人生的大骗子不是两个，而是三个：名、利和权。美国有一个名词可以把这三个骗子概括起来，这个名词就是“成功”（ｓｕｃｃｅｓｓ）。可是许多智者知道成功和名利的欲望乃是恐惧失败、贫穷和碌碌无名的讳称，而这些恐惧是支配着我们的生活的。有许多人已经名利双收，可是他们还在千方百计地想统治人家。他们已经把他们的生活奉献于权威，为权威而服役。这代价常常是很巨大的。如果你请一个智者向一群民众扬帽招呼，一天演说七次，而选他做总统，他一定不愿为祖国服役。布赖斯（Ｊａｍｅｓ Ｂｒｙｃｅ——近代英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以为美国民主政府的制度不能吸引国中最优越的人才入政界去活动。我觉得单是总统竞选运动的吃力情形已足吓退美国所有的智者了。做官的人常常须在奉献一生为人群服役的名义之下，一星期内参加六次的宴会。他为什么不留在家里把自己奉献于一顿简单的晚餐，穿上睡衣上床去睡觉呢?一个人在名誉或权力的骗子的吸引之下，不久也会变成其他偶然的骗子的奴隶。这种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他不久便开始想改造社会，提高人家的道德，卫护教会，扑灭罪恶，制定一些计划给人家去施行，破坏别人所制定的计划。在大会席上读一篇他的属员替他预备好的统计报告，坐在委员会的席上研究展览的蓝图样，甚至于开设一间疯人院（脸皮真厚啊!）——总而言之，干涉人家的生活。他不久便忘记这些自告奋勇而负起的责任，这些改造人家，实施自己的计划，破坏竞争者的计划等等问题，在过去并不曾和他发生过关系，或许甚至不曾跑进过他的脑海里。一个在总统竞选运动中失败了的候选人，在竞选两星期后，对于劳工、失业、关税等大问题忘得多么一干二净啊!他是谁呢，干吗要改造人家，提高他们的道德，送人家进疯人院去呢?可是如果他成功了的话，这些头等的骗子和次等的骗子是会使他心满意足地忙着，使他有一种幻觉，以为他的确在做一些事情，所以是“重要的人物”啦。
然而，世间还有一个次等的社会骗子，和上述的骗子一样有力量，一样普遍，这个骗子就是时尚（ｆａｓｈｉｏｎ）。人类很少有表现原来的自我本性的勇气。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Ｄｅｍｏｋｒｉｔｏｓ）以为他把人类由畏惧上帝和畏惧死亡这两个大恐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对人类的一种伟大的贡献。可是，虽然如此，他还不曾把我们由另一个同样普遍的恐惧——畏惧周遭的人——中解放出来。由畏惧上帝和畏惧死亡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人，有许多还不能摆脱畏惧人们的心理。不管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我们在这尘世中都是演员，对着一群观众扮演他们所认可的角色和故事。
这种演剧的才能，及与之有关的摹仿的才能（也是演剧的才能的一部分），是我们猴子的遗传中最突出的素质。这种展览和表演的才能无疑地可以获得实际的利益，最明显的利益就是观众的喝彩。可是喝彩的声音越大，舞台上的心绪的纷乱也越厉害。它同时也帮助一个人去谋生，所以我们不能怪什么人依观众所认可的方式去扮演他的角色。
可是，那演员也许会取那个人的地位而代之，完全占有了他：这是惟一可议之处。在这世上，享盛名居高位的人，能够保存他们的本性者，为数甚少；只有这种人做戏的时候知道他们在做戏，他们不被权位、名号、产业和财富等等人造的幻觉所欺骗，当这些东西跑来找他们时，他们总用一种宽容的微笑去接受，可是他们不相信他们这样做便和常人不同。这一类的人物，这些精神上的伟人，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上才会始终做简朴的人。因为他们不被这些幻象所缠扰，所以简朴永远是真正伟大的人物的标志。小官僚幻想着自己的伟大；社交场中的暴发户展览他的珠宝；幼稚的作家幻想自己已挤上不朽的作家之林，于是便立刻变成较不简朴，较不自然的人：世间再也没有什么行为更足以表示渺小的心智了。
我们的演剧的本能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在离开舞台的时候，还有真正的生活可以度过。于是我们一生劳劳苦苦地工作着，不是依我们的真本能为自己而生活着，而是为社会人士的称许而生活着，如中国俗语所说的那样，像老处女“为他人作嫁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