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最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爱丁顿(1882-1944)的墓地位于剑桥大学的“升天墓地”里。墓碑上除了墓主的姓名、生卒年月以外，看来还刻有许多文字。可惜由于风雨剥蚀，“墓碑上的字迹已经很不清楚了”。爱丁顿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科学家，他通过观测证实了广义相对论，也留下了许多精彩动人的故事。
在广义相对论还没有被证实以前，爱因斯坦就曾经像教主一样预言说任何人只要充分地理解了广义相对论，就无法回避它的“魔力”。爱丁顿果然着了魔。爱丁顿着魔后的激昂的热情，影响了他的朋友戴森爵士。戴森是皇家天文学会会员、格林威治天文台台长，他也迷上了广义相对论。于是两人制订了一个考察计划，如果条件允许，就组织考察队在1919年5月29日观测日食，以检验相对论的光弯曲预言。后来考察如期举行，并证实了广义相对论，爱丁顿为此说:“这是我在天文学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事件。”
在考察完成后，有一次，从印度来的年轻物理学家钱得拉塞卡对爱丁顿说“我非常钦佩您的科学敏感性。在战争时期未来一切显得异常暗淡的情况下，您还制订了远征观测计划。”爱丁顿的回答让钱德拉塞卡大吃一惊，“爱丁顿对我的评价未作任何赞许，他还告诉我，如果全由他自己决定，他绝不会组织那样的考察，因为他完全相信广义相对论的正确性，根本用不着检验!”那么他又为什么参与制订和组织考查队进行日食观测呢?这其中有一段故事。
1917年，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多，英国颁布了战时征兵法令，爱丁顿当时34岁，正符合征兵条件。但爱丁顿是虔诚的教友派信徒，因此他肯定会拒服兵役，这就必然会使他受到政府严厉的惩罚。罗素已经为拒服兵役和谴责英国参战而被罚款、拘禁(未实施)，还失去了剑桥的工作。爱丁顿如果也像罗素那样，后果将比罗素更惨。剑桥大学的朋友们立即出面为爱丁顿说情，说爱丁顿是著名的科学家，让他服兵役不符合英国的利益。当时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莫斯莱的牺牲，已经让英国政府和各界感到损失太大，因此内政部同意让爱丁顿缓服兵役，并寄一张证明表格之类的东西，让爱丁顿签上名就可以了。大家都为这一结果感到满意和高兴，但爱丁顿偏又捅了一个漏子，他签了名，但却又加上一个附注，说如果不能因为表格上所述的理由缓服兵役，他就会以基于道义的反战来要求缓服兵役。这个附注当然让内政部无法忍受，连帮助他的朋友拉莫尔爵士也十分生气。
爱丁顿却说，当他的教友派朋友们因拒服兵役而在北爱尔兰军营里服苦役时，他认为他应该和他们在一起。后来，在戴森的调解下，爱丁顿终没有进军营而且缓服兵役，但条件是如果战争在1919年5月前结束，他必须率领一个考察队去验证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预言。
幸运的是战争真的在1919年前结束了。1919年2月，两个考察远征队同时出发。爱丁顿和柯丁罕领导的考察队去西非几内亚湾的普林西比小火山岛，而戴森和克罗梅林领导的考察队则去巴西北部的索伯拉尔进行观测。
5月29日终于来临，戴森几年前就指出，这一天发生的日食是观测光弯曲不可多得的良机，几千年才有这样一次幸运的日子发生日全食。可是最令人担心的事情出现了:发生日食的那天是一个阴雨多云的天气，考察队的队员们几乎失去了任何成功的可能性。但爱丁顿他们仍然进入全力以赴的工作状态，在302秒的日全食过程中，队员们紧张地拍摄着日食照片。
日食结束以后，爱丁顿马上给伦敦皇家学会发去电报:“穿过云层，有点希望。
爱丁顿。”接着，他们在当场就开始进行对比测量。一月份，当太阳不在观察的星域时，他们就拍下了这一星域的照片，以便在日食发生时与同一星域的照片进行对比，由精确的对比测量即可算出光弯曲的数值。爱丁顿他们担心归途中发生意外，所以立即开始检测。我们知道，一弧秒的偏差在底片上的反应只是六十分之一毫米，可见检测需要多么高的精度，更何况各种意外的因素(如湿度给仪器带来的偏差、底片乳剂因热带气候引起的膨胀等等)，都可能给最终检测带来毁灭性失败，还有该死的天气。幸运的是，在日食快结束前云层一定是变薄了，尽管许多底片报废，但有两张底片上出现了毕宿星团的图像。经过精密的测量，照片上显示出明显偏差，十分符合爱因斯坦的理论预言值
1919年11月6日，皇家学会主席J.J.汤姆逊主持了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联合会议，会上报告了这次科学考察的结果。11月7日，伦敦报纸对这一重大科学事件作了大量报道。《泰晤士报》上以“科学中的革命·新的宇宙理论·牛顿的概念被推翻”的标题报道了这次会议。报道中说:“观测结果决定性地证实了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预言，而且皇家学会的主席宣称这是发现了被预言存在海王星以来的最惊人的事件。”
如今爱丁顿已经静静地安息在墓园的草地里，而这些科学史上的精彩故事，却会永远流传下去，鼓励一代又一代的人在科学研究中前仆后继地向前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