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左琴科（1895—1958），苏联作家。他的作品长于讽刺，独特新颖在苏联文学中别具一格。
左琴科出身于波尔塔瓦一个艺术家的家庭。一九一三年中学毕业后进入了当时的彼得堡大学学习法律。一九一四年第N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年左琴科便抱着保卫祖国的热忱”志愿上了前线，在战争中负过伤，后来因病复员，军衔是上尉。一九七年二月革命后，左琴科曾在彼得格勒邮政总局当过管理员。一九一八年他志愿参加了红军。在一九一九年白匪尤登尼奇部围攻彼得格勒的困难日子里，左琴科当过贫农团的参谋;同年，他从红军复员。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左琴科从事过许多职业:他当过鞋匠、电话员、会计员，演过戏，甚至还做过刑事侦察员。这对作家后来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裨益。
一九二一年左琴科开始发表作品，同年，他加入一个叫“谢拉皮翁兄弟”的文学团体。他的作品很快就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并得到了高尔基的好评。他的第一本书《蓝肚皮先生纳扎尔伊里奇的故事》(1922)是个幽默故事集，主要是描写满身旧习气的小市民在革命后的新生活中所出的种种洋相。这种人误认为，革命为的就是让大家坐享清福要什么有什么，无忧无虑。他们的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引出了许许多多令人发笑的故事。左琴科的语言幽默含蓄笔下人物栩栩如生。他对作品中的人物很少以作者的口吻直接发表议论，总是借人物自己的举止言谈表现他们之间的冲突和各自的性格。作者通过滑稽可笑的故事鞭挞落后、自私、冷漠、无聊、官僚主义、个人主义等旧社会的遗风积习，反映过渡时期各类人物性格变化的过程(《贵妇人》，19023;《钓饵》，193;《狗的嗅觉》，1923;《澡堂》，194;《可怕的夜晚》，1924;《新经济政策的怪现象》1927;(开放的丁香花)，1929等等)。这些作品大都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有的是作者亲身的经历，有的是读者直接写信反映的。《贵妇人)描写落的“贵妇人“同一名苏维埃工作人员交朋友的故事，揭露了贵妇人的空虚和寡廉鲜耻，也讽刺了革命后部分干部中沾染的庸俗作风。《钓饵》描写一个老太婆故意在电车上将一包东西放在脚边，自己装作入睡的样子，企图引贪心人上钩，然后当场抓获。当有人好心提醒她注意照看好自己的东西时，她反而很不高兴地指责别人破坏了她的“计划”。《新经济政策的怪现象》描写一个老太婆上火车时携带许多东西她身后跟着一个打扮时髦、蓄着小胡子的青年人;青年人两手空空，上车后一个劲儿支使老太婆干这干那，甚至让老太婆顶着东西站着，自己袖手一旁，嘴里还不干不净地斥骂她。这引起了乘客们的不平指责青年不该如此虐待女佣人。最后年青人说老太婆是他的母亲。乘客们都大吃一惊，也不好再说什么。
左琴科二十年代作品的语言不仅幽默，而且极有特色，像“倭小身材的大高个儿”，“少尉这人倒不错，但是个混蛋”，“破坏了混乱局面”等，使人一看便不禁失笑，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善于抓住富有喜剧性的特定环境，话不在多，也用不着对人物作什么过分的描写，但主人公的音容笑貌举止形态以及作者对所写事物的态度，读者便能心领神会。甚至他的作品名字的本身就包含着明显的讽刺意味，如《阔绰的生活》(19023)、《幸福》(1924)《爱情》(1924)、《幸福的童年》(1925)等短篇，它们的内容恰恰与篇名所表示的意思完全相反。
二十年代后半期和三十年代初苏联展开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全国城乡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高潮。左琴科为了体验轰轰烈烈的生活，曾经深入到工厂企业，走访参观了白海至波罗的海的运河工程之后他写了一个中篇《一个人的故事》(1934)，描写一个小偷经过再教育，最后重新作人的故事。新的生活对左琴科的创作思想乃至作品的情调、风格都有良好的影响。他从以前专写人们的旧习气、庸俗作风的短篇故事转而写些中篇甚至剧本。在他的讽刺中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因素有了明显的增长，他的作品的主题、体裁、语言情节、结构等方面相应地也有所变化，对人物的心理分析比以前多了，作品所触及伦理道德问题也较前深刻了。(《米舍尔西尼亚金》)，1930;《返回的青春》，1933;《兰书》，1934;讽刺剧《危险的联系》，1939等。)一九二九年左琴科在《给作家的信》中写道:“无产阶级革命打开了“从未被写过的新人的广阔天地。”从左琴科三十年代的短篇、小品的篇名上也可以看出，转弯抹角的东西少了，这些作品所触及的问题已不是哈哈一笑的生活现象，而是极其严肃的社会道德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新的道德风尚的问题(《不妥的行为》、《悬殊的婚姻》、《再谈与噪音斗争》、《关于对人的尊重》等);甚至有些作品中出现了正面的说教与劝导(《醉汉》、《相遇》《在电车上)、《列莉娅和明卡》《列宁的故事》等
克伦斯基)(1937)和《谢甫琴科》(1939)是两个传记性的中篇，前者是用讽刺的口吻写的，后者则充满了左琴科对诗人的同情和爱慕。《兰书》(193是一部幽默故事集，是在高尔基的或励下写成的，共有五个部分(《金钱》《爱情》、《阴谋》、《倒霉》、《奇闻怪事》)，包括四十多个短篇，全书有前言，每个部分又有后记，“是一部人类关系简史”。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左琴科住在大后方的阿拉木图市，写过一些战争题材的作品(剧本《布谷鸟与乌鸦》，1942;电影小说《士兵的幸福》，1942)和散见于报刊上的许多战斗故事。一九四三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日出之前》。和前段相比，左琴科那种轻松幽默的乐观情调减弱了，悲观失望的议论多了。对于许多严肃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左琴科没有从腐朽事物必然灭亡的乐观态度出发给以强有力的鞭挞，而企图从医学和生理学的角度去寻找问题的答案。
一九四四年初，《布尔什维克》杂志严厉批评《日出之前》是一篇诽谤性的小说，说“左琴科是一个与苏联文学背道而驰的无聊文人和下流家伙”。一九四六年八月联共(布)中央作出决议，严厉批评《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发表一些有害思想的作品，其中就有左琴科的新作《猴子奇遇记》(1946)。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作家大会上作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说明联共(布)中央所作决议的意义，他说，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就在于他把苏联人描写成懒惰者和畸形者、愚蠹而又粗野的人……，他让猴子扮演我们社会制度的最高法官”，“让它来教训我们，为我们评判是非;他让猴子说出恶劣的、有毒的反苏的警句”，即所谓“生活在动物园中要比在自由空气中好些，在笼子里呼吸要比在苏联人中间舒适些”。
左琴科受批判后，基本上没有再发表什么重要作品。五十年代他写过……些短篇故事和小品。他的精力和时间主要都花在翻译工作上了。
……九五八年他在列宁格勒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