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仵从巨
作者介绍
仵从巨，1951年生，1978年入陕西渭南师专（今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1995年获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99年晋升为教授。现任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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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全部的喜剧性与悲剧性均产生于作者以庄重语调叙述滑稽怪诞事物、以滑稽嬉笑的语调叙述痛苦惨烈事物所造成的巨大反差之中。语调表层是声音的起伏变化，深层则是情绪、思想与态度。
1997年年末，英国甚有影响的《柯林斯词典》别出心裁地搞了个“百年百词”——从1896年至1997年的百年间以每年一词来涵括一个世纪的历史。而“Catch-22”（“第22条军规”）引人注目地成为1961年的标志。对于一部小说，这无疑乃至高褒奖。事实上，Catch-22这个词已从当初的小说中语言进入社会语言、进入英文辞典，甚至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对无法结案又无法归档的案卷的一个“署词”。
一个词何以辉煌若此？当然是因为《第22条军规》这部小说。然而这部当今被视为经典、译为二十多种文字、行销千万册以上、1970年改拍成电影的风靡世界的杰作，问世前后却颇为坎坷：作者投稿二十余次遭拒、艰难问世后为人诟病，訾议蜂起。但又诚如一句老话：是金子必会发光。当人们在十年之后终于领悟了它的丰富、深刻与独特，理所当然地视其为可与《伊利亚特》相匹的现代经典，成为美国大学生的必读书。
初始之困惑何来？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它在整体上给人造成了混乱感与梦魇感：荒诞的事件、混乱的时序、矛盾的语言、莫名其妙的人物令人茫然又愤然。这是因为人们的文学脾胃还习惯于以“有序”、“因果”、“理性”的观念去把握小说，岂知作品取而代之的却是“无序”、“偶然”、“非理性”（荒诞）的观念。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混乱”、“荒诞”的阅读印象恰是因为现代派小说追求“有机形式主义”（形式成为内容、内容融入形式）：你感到的形式上的混乱恰是你所生活的世界。然而小说在内在脉络上又保持了某种“有序”：笔者在对每一人物做卡片并逐页作出索引后发现，主要人物的故事多是前有来龙后有去脉的，只是作家在呈示这一故事时把它主动地破碎化了，犹如雕塑家把一尊刚完成的雕塑作品打碎，让碎片自由飞溅四方，但既无多余之物又无空缺之物，这“乱糟糟的一摊碎片”恰恰是艺术家新颖独特的雕塑。此举在小说艺术中是冒着对材料随时“失控”的危险。但约瑟夫•海勒（1923— ）举重若轻，如履平川，天才地驾驭了他的故事与人物。故而，在阅读中你需要的不是马上“弄明白”而是先“看下去”。当读完并重读时，人物与故事会在潜念中渗入意识并如显影液中的底片渐次明晰。自然，它要求你是一位现代的、敏感的、可能的读者。
《第22条军规》令人困惑还在于对充斥小说的荒诞事件解读不易：丹尼卡医生未死却被世界视为死者；飞行员马德分明已死却被认为活着；富可敌国的迈洛作为美国空军飞行中尉和“迈—明”联合公司的大老板竟与德军签订轰炸美国空军基地的合同并认真履约；畸零人梅杰因计算机有误鬼使神差地成了上校；谢司科普夫少尉因善于操练与检阅竟乘火箭般被升为将军；情报官布莱克荒唐透顶的“忠诚宣誓运动”致使人人自危；克莱文杰因笃信原则与真理而无法回答“你什么时候没有说过什么”这无法理喻的问题；战士邓巴求长寿的秘诀竟是寻找烦恼（人在烦恼中感到时间漫长因而使生命在感觉中延长）……但这些“谜语”在细读与破译之后便令人解颐且豁然：丹尼卡与马德故事意在表明只承认“文件”的文牍主义（卡夫卡说现代人的镣铐是由公文纸做成的）；迈洛的故事意在表明“资本”与“自由贸易”在世界的至高无上与所向披靡；梅杰的故事意在表明“科技”与“偶然”于人的支配；谢司科普夫少尉的故事意在表明官僚政治中僵固的平庸者的平步青云乃一定律；布莱克与克莱文杰的故事则是对50年代“麦卡锡主义审判”的影射嘲讽。
自然，这部小说的精髓或传神之笔乃是无处不在又捕捉不着的“Catch-22”——第22条军规：飞行员在神经错乱时可提出申请免于飞行任务，但飞行员如提出申请则证明神经正常不能拒绝飞行。这个悖论的“圈套”网住了包括主人公尤索林在内的每一个人。他（们）面对卡恩卡特这个因36岁已是上校而洋洋得意又因已36岁只是个上校垂头丧气的权力狂一次又一次为邀功受赏提高飞行次数的现状而深感无路可逃。在尤索林眼中，这个世界“疯了”；在世界眼中，尤索林是个“疯子”。这位反战主义者、存在主义者、不惜一切求生至上的“反英雄”式人物的喜剧式悲剧命运的意义在于他的清醒（“谁让你去送死，谁就是你的敌人”）、他的思考（“荣誉、祖国、神圣、正义”是骗人的鬼话）、他的反抗（“用开小差难难卡恩卡特们”，于此的一个社会反应是：70年代许多美国青年仿效尤索林逃往加拿大以拒绝越战）、他的社会性（“他是已不能产生英雄的当今荒原时代无信仰、无理想、无道德的个人主义者的象征，是受制于社会官僚政治的个性在两难情况中无由逃逸的存在）。至于“Catch-22”这个词则在三个层次上获得了形而上学的意义：对不可理喻的军事官僚机器的象征，对专横冷酷的社会官僚机器的象征——“世界是一个庞大的体制。在这个体制当中，它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它更是对人类与世界面对的一种神秘、异己力量的象征：个人与人类总是处于两难境地，无由摆脱被钳制的命运。只要略微思考一下个体与社会、制度与机能、和平与战争、科技与人性、环境与发展、精神与物欲的现状与关系，便不难体味Catch-22成为世界语言的奥义。
《第22条军规》提供的不只是“意义”，更是“艺术”。海勒有言：“想说一些东西远不及我想如何去说它重要。”它在结构上的别出心裁、它对变形（使事件、语言、人物等的反常化）的极端化使用、它的象征化手法等都可谓经典与神来。当我们读到“即使在默默无闻的人中，他也肯定比其他的人更加默默无闻而引人注目。凡是见过他的人，都对他多么平淡无奇获得相当深刻的印象”这样的句子，会对它因矛盾修辞法产生的语言张力感到愕然与刺激；当我们看到作者把一个全身被白色绷带包裹着的伤兵永远张开的嘴巴描写为“边缘有些磨损的洞口”，并把一具跳楼自杀血肉模糊的尸体比喻为“像只装满草莓冰激凌的毛尼口袋”时，我们会对以嬉笑对待惨烈残酷痛苦事物的悲观绝望的“黑色幽默”稍有体味。十分有必要特别提及海勒的语调。可以说，小说全部的喜剧性与悲剧性均产生于作者以庄重语调叙述滑稽怪诞事物、以滑稽嬉笑的语调叙述痛苦惨烈事物所造成的巨大反差之中。语调表层是声音的起伏变化，深层则是情绪、思想与态度。在语调中潜藏着作家的痛苦、悲观与抗议。但正如一位美国论者所说：海勒悲观但不绝望。因为心灯不灭的海勒还是让尤索林逃走了——当一个世界还有去处时它仍是有希望的。这也就有了尤索林34年之后的故事：1995年海勒又写出了小说的续集《最后一幕》（Closing Time）且再成热点。尤索林、迈约又在纽约与我们会面了，令人深怀谢意的中国译者也在刚刚过去的1997年将它译介给我们。关心尤索林从前与现在命运的读者自可了一心愿了。
创造了天才的“Catch-22”的海勒是一位写得慢、写得苦但写得精彩的小说家。他为数不多的小说还包括《出事了》（1974）、《上帝知道》（1984）等。它们也已先后译为中文且为众多读者熟知。我们不能说海勒在美国小说史上的位置可敌索尔•贝娄（1915— ）、诺曼•梅勒（1923— ）、托马斯•品钦（1937— ），但我们尽可以说，“Catch-22”这一小说神品可敌任何一部现代经典，甚至可说无出其右者。小说家的海勒活到这个份上，大可微笑着安睡了！
（发表于《名作欣赏》1998年第5期：一个词•一部经典•一位天才——说《第22条军规》与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