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评论家雷蒙德·莫蒂默在评论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时说:“没有一位小说家所描写的人物比普鲁斯特的给我们的真实感更强，而且我们对于普鲁斯特书中主人公的了解比任何其他小说中的人物都多得多。仅凭这个理由，作为在我的一生中都光彩耀眼的明星，我认为他是无可匹敌的最出色的作家。”普鲁斯特被誉为意识流小说的鼻祖，与英国的乔伊斯、伍尔夫和美国的福克纳一起被称为四大意识流作家。
但是，人们可能不大知道的是，普鲁斯特还是一个身罹顽疾的病人:他10岁起就患上了过敏性哮喘，而且病情不断恶化，到35岁时已经相当严重了，致使他长期饱受失眠的折磨，不能够像健康人那样正常地生活。他有一个令人钦佩的母亲，对他无比宠爱，但是他的母亲在1905年去世了，而他的父亲也在母亲去世前两年先她而去
双亲相继过世之后，普鲁斯特开始逐渐杜绝一切社交活动，像隐士一样深居简出。为了避免声音的干扰，他请仆人将卧室的墙壁全部加上软木贴板;为了避免物气味对肺部的刺激，他的房间的窗户从不曾敞开。他身披卫生衫，在医生为他备的熏蒸雾气的笼罩之下，坐在床上写作。他毕生没有摆脱哮喘病的痛苦，在父也许正是让普鲁斯特极其痛苦的哮喘病，成就了他的事业，使他得以有充足。
去世后情况进一步恶化，并从此足不出户闭门写作间在他1922年逝世之前，完成一部长达7卷16册的巨作《追忆逝水年华》，物和命运都没有像诺亚那样悲惨，他因洪水泛滥，不得不在方舟里度过40天，后来，我时常卧病，迫不得已成年累月地呆在方舟里过活。这时我才明白，尽管诺亚方舟紧闭着，茫茫黑夜镇住大地，但是诺亚从方舟里看世界是再透彻不过了。”
英国作家约翰，坎尼在他的《100本最有价值的阅读的书》里，推荐了普鲁斯将的《追忆逝水年华》一书。他说:“普鲁斯特因为患病，所以他与世无争，因为他根本无法与人相争。…但因如此，他却长久享受了生病的好处而无患者的不便之处，比如迟睡与自娱，对他都没有禁忌可言。而且这样可以使他得在他的成年期保持一种赤子之心，而这种赤子之心则使他保持了一分艺术家的活力，没有让他在中年时期变成一个被宠坏的角色。因此，我们不妨说，普鲁斯特的病不仅是其天才的动因，同时也是与其天才相伴而至的兄弟。”
这话也许很有道理。但是，由于常年缠绵病榻，不可能不给普鲁斯特的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例如对于死亡，就一直是普鲁斯特无法忽略的话题。在1892年，他那时还刚刚21岁(那时他的过敏性哮喘已经有11年发作史了)，在他的《欢乐与时光》的开头几页就写道:“面对生活，我们许下那么多诺言，终于有一刻，我们为不能全部实现它们而深感绝望，我们朝坟墓走去，我们把死亡称为对于难以实现自己命运的不幸给予援助’，但是，即使它使我们解脱了我们对于生活许下的诺言，它却不能使我们解脱出我们对自己许下的保证。而我们对自己的第一个诺言就是为创造价值与意义而生活。”
我们发现，在普鲁斯特笔下，他将被我们称之为深刻要求的道德意义与死亡的主题紧紧联系在一起，而这一主题则被作为生命中心的一个持续的存在
1922年年初，他的身体状况欠佳，在给一他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正在悲观和失望的息熬中挣扎。说悲观失望，因为我的那本书已经结束了，我对生活、生命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恋的了。”他对一直在照顾他的奶妈塞莱斯特说:“我终于写完了，现在，我终于可以闭上眼睛了。”普鲁斯特所说“写完了”的“那本书”，就是《忆逝水年华》
10月，他的身体状况似乎好转了一些，便继续开始写作。11月份的头几天，经常出现的昏晕追使普鲁斯特不得不再次停下了手中的笔他的咳嗽变得越来越厉害，连呼吸都变得很困难，说起话来已十分吃力，他只能通过写字来与人进行交流。11月18日，普鲁斯特终于逃离了病魔的纠缠，离开了人世。
11月22日，人们在圣夏洛特教堂为普鲁斯特举行了葬礼。在葬礼上，人们为他演奏了一曲拉威尔的《孔雀舞曲》，向这位伟大的作家告别。在拉雪兹墓地，普鲁斯特与他的家族合葬在一起。这位巨富出身的现代文豪，留下的只是一块比单人床还要窄小的黑色大理石，大理石光亮如镜，上面刻着金色的名字“ Marcel proust，1871-1922。除了这几个字较为显眼外，再也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