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华
庚子鼠来，把人们带进了一个恐怖而惊魂的春节，江城武汉爆发疫情，瘟神迅速染遍了大江南北，党中央，国务院，迅速做出决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迅速行动起来严防死守，众志成城，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三个“迅速”见证了国家强大，民族团结的信心和速度。乡村干部昼夜执勤，村中的大喇叭全天候宣传防疫知识。此时此刻仿佛又勾起那个同心同德的计划经济集体性质的年代。蜗居家中的这些天，总是感觉像.回到了那个同作息，同劳动，人心向善的大锅饭年代。也许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人老了往往喜欢回忆过去，我也是，尽管我不是很老，回忆起童年的贫困岁月还挺津津有味。人常说，爱怀旧的人往往重感情，也许是吧。
六十年代，我出生于豫东农村。虽然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幼小的心灵对所有的事还没有记忆，到了七十年代对农村集体生活开始了朦胧记忆，如今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当年农村那人心向善的清贫却很快乐、平淡的生活方式依然尤如昨天，沥沥在目。
当时的农民划分阶级，也叫阶级成份，共分四类：第一类是贫农，在当时是政治地位最高的。第二类是中农，又细分为下中农与上中农，下中农的政治地位次于贫农，上中农的政治地位次于下中农。贫农与下中农统称为贫下中农，属于专政者，而上中农属于团结对象。第三类是富农，政治地位次于上中农。第四类是地主，政治地位最低。富农与地主属于被专政对象，同被列入“地、富、反、坏、右”中。最记忆犹新的是当时大队里每半个月要开一次批斗大会，地，害，反，坏，右蹲在会台下面，地主戴着纸糊的高帽子非常醒目。
计划经济时期农村的政治结构是：公社－大队－生产队。公社不多说了。大队的干部有大队书记一人，副支书1－2人，大队会计1人，妇联主任1人，民兵营长1人，治保主任1人。大队集体经济有1个大队部，（包括几间土墙的房子）1个代销点，1个卫生室，1个大队林场，（包括榨油、轧花，打面）。
生产队的干部有队长1人（生产队的最高领导），副队长1人（专管粮食生产），棉花队长1人（专管棉花生产），妇女队长1人，会计1人，仓库保管员1人，记工员1人。生产队的集体经济有：10几头牛，驴，两间土墙仓库，一台12马力的柴油机、两台水车，还有100多亩土地，使用的全套农具，包括犁、耙、滚、打等等大大小小不下三十多件。
那个时候每个大队都有的蹲点干部。他们是公社的干部，因为根正苗红，本人政治表现过硬，被抽调选派到农村去蹲点，理所当然地就是所在蹲点大队的“一把手”。他们由大队安排住在农民家里、吃在农民家里，白天带队劳动，晚上给农民上政治课，是真正的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农民都叫他们“社长”。我记事时我们大队是公社里来的张社长和沈秘书，张社长平易近人，沈秘书温文尔雅。听爷爷说沈秘书很喜欢我，每次从县城家里回来都给我带很多好吃的东西，时过境迁，只有留下那个岁月的记忆。
在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称为出工，用工分计酬，10分工称为1个工。所有能够出工的男女老少，均根据体力强弱与劳动能力大小确定底分，最高为青壮年男劳力，10分底分；最低为儿童，2分底分。计算工分有定额，定额制是先确定完成固定劳动量为一个工，然后根据你实际完成的多少来计算工分。比如深翻土地，如果是每完成3分（0.3亩）为一个工，你若完成了6分（0.6亩），就计两个工，即20分工。比如，10分底分的壮劳力参加一天计一个工，而二分底分的儿童参加一天则计2分工。当然，队长在派工（即安排劳力）时，都是根据劳动强度与体力来安排的，青壮年男劳力基本上均是安排重体力活，一般都是实行定额计工。妇女儿童一般是安排轻体力活，实行按时计工较多。
当时尽管生产队干部较多，腐败，贪污这两个词基本上用不到，但他们都是没有报酬的。在当时，荣誉高于一切，尤其是政治荣誉。能当上干部就是一种政治荣誉，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只有贫下中农才有资格当干部。这些干部都是劳动（出工）的带班者，他们和其它劳力一起出工，和其它劳力一起计工。搞定额工时，按他们的实际完成量计工，有时夜里加班，队委会偶尔吃个夜班饭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每天晚上吃过晚饭之后（一般都天黑了），队长就会挨家挨户挨个安排第二天的出工内容，每天早晨在天亮之前副队长会拉几下挂在村里大树上大钟，（铸铁的铃铛）还会挨家挨户挨个地喊一遍“出工了”。因为在当时天一亮就要出早工，所以队长必须在天亮之前喊工。
当时记工的办法。所有有底分的劳力都有一本记工本，在晚上吃过晚饭之后，就在煤油灯下详细记录下自己一天的出工内容。是定额的，记下定额数和自己实际完成的量（白天出工时队长会宣布定额数，收工时队长会计量你的完成量）。是记时工的，记下出工的内容，这是自己记工。另外，队上的记工员有专门的记工帐本，所有有底分的劳力每人每月一页，队长会在晚上安排完之后把内容告诉记工员详细记录，这是队上记工。于是就需要“对工”，即记工员与劳力进行核对。每隔十天半月下雨或者农闲时，记工员就会拿着记工本挨家挨户挨个对工。对工时，如果是定额的，劳力自己报上当时队长定的定额数和队长计量的完成量，记工员就据此记上你的工分数（比如，我自己的记工本：7月8号，割草，100斤一个工，割150斤。而记工员的帐本上只记了：7月8号，割草。并没有数量和定额量。在你报上定额量和数量之后，他就会记上：工分15分。）如果是记时工，记工员就会按你的底分给你记上工分（比如，7月9号，棉花打药，记时工。然后记工员会告诉你：记10分。你自己就在自己的记工本上记下10分）。记工难免有差错，有时记工员记了，自己没有记，自己就补上，有时自己记了，记工员没有记，记工员就补上。这样一天一天地对下来，从出工内容到实得工分数量都一致就行了。因此，对工实际是一个劳力与记工员相互补充的过程。令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相信的是：当时的那种高度互信。记工员从来没有怀疑过劳力自己记工的不实，劳力也从来没有怀疑过记工员帮自己少记、帮别人多记。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出现过或者听说过因为对工、记工出现纠纷的。
队里的分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人头为单位的平均分配，一种是以工分为单位的按劳分配。总体上是以平均分配为基础的按劳分配制度。这是即保证人人有饭吃，又体现多劳多得。当时最喜欢的也是最记忆犹新的就数生产队里分瓜分菜的时候，每到夏天午后，队长指派几个社员去生产队菜园帮忙摘瓜摘莱。放学路过菜地看到又要分瓜分菜了，那个高兴劲溢于言表，叫着喊着飞奔似的往家跑去。叫上发小，拿上篮子来到村里的空场上排队等候，那个时候的瓜又脆又甜，童年时光像瓜一样甜蜜。
分配的东西包括生产队自己生产的所有东西。大宗产品比如小麦、红薯等，交完国家征购粮，留足种子之后，剩下的就分给社员作口粮。一般是先人平均200－300斤，多余的再按工分分。小宗产品，比如瓜果，蔬菜等，一般是按人平分。而红麻、棉花等经济作物则是卖给供销社。
年底春节前，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决算。该留的留足了，该分的分完了，最后是分钱了。钱是按工分分配（五保户例外，有基本保障）。队上会计留足来年的生产资金之后，剩余的钱折算出每个工多少钱，然后按每家每户的工分数计算，就得出了各自可分得的钱数。当时，一般一个工多则二、三毛，少则四、五分，因此，每家多则可分二、三百元，少则只有二、三十元。记得有一年我家分了二百多元，全家过了一个富足的春节。
由于科学技术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当时的农作物产量都不高，产出效能低，再加上当时国家实行“备战、备荒”，国家征购粮任务繁重，一般占到总粮食产量的一半左右，因此，农民的口粮经常不足，年年要闹春荒，政府要发放一批当时叫（购粮证）的票卷，救济一下劳动力少，孩子多的困难户。当时一般年景要吃上半年左右的红薯干，较差的年景要吃上七，八个月左右，年景较好时就不需要了。杂粮主要是玉米、高粮、大豆，红薯、等。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农村家庭几呼家家都有一个大小不等的红薯干囤（用高粱杆编织的大簿）红薯在七，八十年代中国老百姓生活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我们豫东当地留传了一个顺口溜：“红芋汤，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
在我的记忆中，尽管当时农村生活清贫，卫生条件不好，虱子，跳蚤大人小孩身上都有。但却很少有人生病，特别是大病就很少有人患上，即使生病也只有感冒发烧、头痛脑热什么的，到大队赤脚医生那儿花几分钱、最多几毛钱买几片吃吃就行了。到公社卫生院去打吊针，那是了不起的大病，是很少见的。
不管现在的年轻人信不信，在八十年代以前，农村的大病医药费是可以报销的。八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脑膜炎降临在了我的头上，在李老家卫生院住了一个多月，听爷爷说花了一千多块，按现在经济比价也要十几万，我也算上享受毛泽东时代合作医疗红利的见证人吧。当时的医生就凭一个听诊器，对病情就能了如指掌，药的品种也不多，记忆中常规药也就是青霉素，庆大霉素，鱼腥草，鱼肝油等等。不像现在医疗器械这么发达，现在去医院看病上万元的体检费花光，也见不到医生的处方。药品名称数上八天也数不过来。
当时的农村，每个大队都有一所完全小学，我上学时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毕业班都有。当时的小学是五年制，初中、高中是二年制。小学是春季入学，读小学第一册是春季的3月份。最记忆犹新的是我小学第一册语文几节的课文，第一节“毛主席万岁”，第二节“中国共产党万岁”。红色教育至今不忘，当时那个年代小学、初中不用考试，直接入学，高中也不用考试，是推荐入学。只有贫下中农的子弟才有资格被大队推荐去读高中，“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子弟是没有资格读高中的。当时的学费不高，小学是1－2元一学期，初中是2.5元一学期。但尽管如此，因为当时农村农民没有什么经济收入，经济困难，这点学费对部分人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然而却不用担心会因此而缀学，因为当时的农村学校还有一项政策——减免制度。这是针对贫穷的学生专门设立的，学费减免额度分三等：甲等，可减免学费的1.5倍，乙等，可减免全部学费，丙等可减免学费的一半。占总数约一半的学生可以享受学费减免。减免的申请也极容易，只要学生自己写一个减免申请书、写清楚减免等级交给班主任老师就行了。班主任老师到队上去核实情况之后就会在班上宣布减免等级。我也因兄弟姐妹多，家庭困难，从小学到初中毕业，也减免过几次学费，当时学校老师的子女在我的印象中就从来没有享受过减免。这也就是为什么确定减免的权力由班主任老师一人掌握、却从来没有发生过争论的原因，因为当时的人是那么地公正无私。
正是因为有减免制度，有执行这一制度的无私的人，才在当时经济清贫的状况下，农村基本上没有因家贫而缀学的孩子。
到了七十年代末，教育体制全部改革了。高考恢复了，小学六年制了，夏季入学了，初中、高中三年制了。高中推荐制取消了，要考试入学了。到了七十年代末，减免制全部取消了。
四十年的沧桑变化，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巨变，许多东西已经随风而去，消失了……`，
消失了，那个时代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干部和他们大公无私的品质；
消失了，那个时代艰苦朴素、努力奋斗的精神；
消失了，那个时代的平安、真实与快乐……
消失了的，已经永远无法找回。我们只有在心中默默地回忆，回忆那个贫困年代的快乐，回忆那个清贫中的幸福，那个苦涩中的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