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老房子
一天一曲
天门渔薪镇上一户曹姓做糊汤米粉生意的人家，招牌叫曹松林园，是我祖父开的。松林园里有曹傳松（我父亲）和曹傳柏俩兄弟。那时候，国民党经常拉壮丁，二叔被拉去当了兵，一九四七年二十三岁染上出血热，不治而亡。
曹家房子不宽，只有一丈五尺宽，很长，一共有七间（gan），估计有三十几米长。听大人讲解放前由于淹水，又招日本人烧毁，修缮过几次。
虽说是个小粉馆，还雇了两个身强力壮的师傅。大儿子曹傳松（杏安）也跟师傅一样，从半夜起来干活。我祖父只是天亮了起来甩一会儿开张粉，就洗澡休息去了。
祖父常常是坐在堂屋的上方，像钟馗，威严得很，老是用恶恨恨的眼睛看我，我不敢正视他，很怕。每每经过堂屋，我都加快脚步，53年他就病逝了。
然后就是我父亲甩粉，我母亲也是半夜起来，到后面厨房把鳝鱼臊子发好后，就到前面来跑堂。
镇上的大商户老板、太太、少爷、小姐们要吃糊汤米粉，每天都是师傅们用合盘装好，再用头顶着送去，过一段时间我父亲去结账。父亲虽有曹家少老板的誉称，但没权，收回的钱全部交给祖母。早上四面八方来赶集的、卖鱼、卖肉、卖菜的都来客堂上请坐，生意红红火火。
从住宅地理位置看，也很好，处于正街中码头（三泰码头巷子）东侧第二家，西边是吴三泰，开盐行、匹头店，东边是段开泰（瓷器铺）。
站在街上看，是一座坐南朝北的两层木制青瓦楼房。顶上铺有三层瓦，第一层平躺拖一层，第二层错躺铺一层，最上面盖一层，一点水分子都溅不进去。
房子的两边都是灌浆磚墙，有粗大的横梁横跨在磚墙上，中间承戴着横截面为一尺见方，长一丈八的直梁，直梁上横铺七根横梁，再在横梁上面铺上木地板（二楼）。木地板都是用一寸多厚的杉木扣板扣成。
门前有和房子一样宽的两级台阶。二楼顶上有比台阶宽两倍的弓型木架铁皮阳棚，阳棚两头架子下挂着镂空绣球。原来还雕有两个狮子趴在球上，对门有意见，说对他们“狮”视眈眈，就改成镂空绣球了。
门口八扇大木门，东边四扇是从上下糟子里梭进去的，西边四扇是海窝门，早上做生意时八扇门都可卸下来，竖到台阶当头的侧墙边。
西边进大门，四张方桌一直摆至楼梯口（白天收拢）；东边是做粉的三口锅的灶台，灶门口有灰膛。接着是三口大水缸靠东墙边整齐地排着，祖母坐在缸后柜旁收钱。再后是矮案板，高不到两尺，为了压米粉团时腿能上下伸曲。
案板后面，是上二楼的木板楼梯，四五级向东墙上去，再转向北沿东墙十几级上二楼。
一层第一间和第二间是连通的，沒有隔门，为摆桌凳，第二间没有二楼，上面全封闭，我们习惯叫天井，用几排亮瓦拼盖，空旷亮敞。
楼梯上去左转通过前楼南，再左转通过天井上的通道到后二楼。
二楼前是阳台，可以看街上的热闹，很窄，不到1米宽。阳台后是八扇雕花隔门，与房间隔着，南有窗户，可看到天井。
后二楼就是一楼的第三间的上面了，第三间的结构建造和第一间是一样的，听父亲讲，我一九四一年降生在后二楼。我想父母成家时可能是住在后二楼的，以后为给艺人沈山和他家属住，我父母就到地下层住去了。解放以后我两个弟弟在这里住过。
后二楼顶上也有几排亮瓦，亮堂着。前后有窗户，通风向阳，北窗伸头看到天井，南窗可看到东、西两边的渔薪河水和河对岸。
二楼前东角还有个小门，出去是个和楼梯一样宽的正方形阳台，就是一楼楼梯的转角处上面，站在上面可俯视天井。
前排左起：作者小妹妹、公婆（怀抱作者大女儿）、作者祖母、母亲、父亲.小弟。后排左起：大弟、作者丈夫、作者、大妹及妹夫、堂弟媳及堂弟。
回过头来再说一楼，第二间和第三间之间是八扇雕花隔门，我们叫它中门。进中门的东边是一架三人推拉的大磨盘，每天中午父亲和两个师傅就在那里吱吱呀呀来回推拉磨浆。
西边放着一个木制的大压粉架，我记得上面还贴着有“大将军八面威风”或“八大神仙各显灵通”等字样，可能是图吉祥，或是过年写的。接着还放着一架织布机和纺线车。靠东边墙角有一个滤浆的大水缸和浆盆、石墩等杂什。
第四间就是客厅，我们叫堂屋，客厅和第二间一样，沒有二楼，人字型的顶瓦也是有好几排亮瓦，采光良好。
客厅正上方写着“天地国亲师”，东边墙上挂着“八仙过海”的四幅字画，西边墙上掛着一幅大画，画上有一棵大松树，树上倒掛着一只大猴子，一手钩在大树枝上，另一只手够着捉一只飞着的蝴蝶，还有几只小猴子在树上逗玩嬉戏，十分神气，我老盯着它们看。
“天地国亲师”下面放一张雕花的条桌，桌子正中摆放一个大摆座钟，钟前有个大瓷香碗，钟两边是一对高一尺左右、边长为四寸左右的长方体玻璃蜡烛盒，再两边是一对插鸡毛掸子的陶瓷花筒。西边花筒旁有一个大陶瓷凉水壶和杯盏，冬天煨在有棉花套子的木桶里，相当于现在的热水瓶。
条桌东边放一个小方桌，桌上供有祖宗灵位，还有一个灵屋。那时可能是老婆婆刚过世，只知我父亲每天晚上用几条长凳子拼着睡在灵位前，可能是守灵。
客厅中间摆放着一个四周雕有八仙的方桌，八把车柱靠背椅子，油光焕发。还有夏天用的竹床、睡凳等。
客厅也是吃饭的地方，每天祖父母、父亲就在这里陪师傅们吃饭。我和母亲、弟弟妹妹们在楼下厨房里吃饭，饭菜也比他们的少、差。第三间和客厅（第四间）也没有隔门，因第三间要借客厅的亮瓦采光。在交接处东边放一个账桌，我父亲每天在那儿敲打着算盘，计呀算的。有时父亲就把我抱着坐在他腿上，告诉我一上一，二上二的，使我上学以后的珠算一到九归都获得了百分，老师很赞赏。
西边放一个洗脸架，有铜脸盆和毛巾，供平时擦洗手脸。
所有房间的地面都铺着长方形的土地砖，整洁干净。
过年时大门口掛上两个大红纱灯笼，客厅上吊着汽灯，亮灿灿的，犹如白昼。初一父亲带着我半夜起来静悄悄地扫地，升火盆，虔诚地敬神，一起小心地抬着大竹竿搅着的鞭炮燃放，然后对着“天地国亲师”跟祖宗拜年，喊着；爹爹、婆婆，跟您朗拜年啦！既气派又庄严。
第五间以后都是鼓皮，木山架的椽檁结构的青瓦房，鼓皮、门窗都是用桐油油漆的。西侧的通道，笔直经过第五间、六间、七间到晒台。东边是祖父母的卧室，卧室里摆放着雕花架子床，梳妆台，木箱子，大衣柜等家具，靠东边有窗户，（隔壁沒有房屋遮着）。全是紫红色的国漆，珠光宝气。
卧室后面是下地下层的楼梯口，楼梯口后面是个房间，房间连楼梯口是第六间，以前是叔婶住的，他们过世后就是我和大妹住。
房间后面就是吊楼子了，我们也叫晒台（第七间），三边栏杆，上有雨棚，洗晒方便。站在吊楼上，宽阔的视野，充足的阳光，夏天纳凉，河风悠悠，那个爽快，犹如神仙。
从祖母卧室后的楼梯口下去，是地下层，地下层也是一个不小的天地，有三间半的长度，不过那又是一个天地。客厅的下面一半是一个暗室，我们叫地洞，北面是驳岸，其余三面是磚墙，曾经住着师傅光裕伯和他家属。也躲过日本人。
地洞往南靠西是我父母的卧室，很小，只放得下一张床，对着床放一个梳妆桌，只能坐在床上梳头，剩下的地方就只能放一个洗澡盆了。可能只有四个多平米的样子，西边还有一半靠着吴三泰的土露台，我父母过的是下等生活。地上铺的地磚以后让我撬起来捐给学校了（1958年）。地洞和父母卧室都很潮湿，睡在床上常有四条腿的高脚跳跳虫跳到床上，吓死人。难得我父母、我和我弟弟妹妹们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
母亲卧室再向南就是厨房。厨房大，有一间半的面积（第五间的一半和第六间的面积之和），放有厨柜，案板，大水缸，三口烧火灶，灶下有灰膛，灰膛对着引格子（放柴火的），后面是墙壁和后门(第一道后门）。
牆外是猪屋，沙石板面地，冲洗方便。猪屋就在吊楼子下（第七间），沒有雨水淋着猪子。56年以后就沒有喂猪了。猪屋出后门（第二道后门）有一平米的平台，右拐沿墙下十几级台阶再左拐下去，是一个四五个平米的私家茅厕，右边下河坡。
没有做厕所之前，出后门的台阶下是一个茅缸，离平台有四五尺高，我的两个弟弟常喜欢趴在台阶上的凳子上看河里热闹，一不小心掉下去几次，我赶快跑下去拉起来，弄到河里去洗，祖母骂我沒有看好他们，邻居好人解围说；好！好！用粪泡了还肯长些……我也就未曾挨打。
读初中时，每天晚自习回家，我轻轻把西边耳门推开，父亲每天把耳门虚掩着，（那时很太平，不用防小偷），房子里黑洞洞的，一直要摸过一、二、三、四间、祖母卧室的过道，直到楼梯口，进第六间我和妹妹的房间。因祖父过世不久，总是提心吊胆，后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推，前面又怕碰着什么，用手在前面探路，又怕手被什么抓住，这样一直到初中毕业。
过去的房子雨水是不外流的，（因两边紧挨着的邻居），每间房子的接交处都有简筒，横着的简筒水流到竖简筒里，进地下阴沟流到后面河坡。
56年以后，这个房子的一、二、三、四间全部改造归公，从此，我家也没做生意了，公私合营了。房子从客厅就隔死了，我们就从后门出去，经过吴三泰的后面，从码头巷子上街去。
70年我们全家下放到杨场万二大队。老屋前面的部分由工商所和财管所分别拆掉，听知情人说；财管所的李某某曾把拆掉归公的杉木为自己打家具，真是蛀虫！后面部分由我们拆到乡下去了。而且是三股分，我父亲一股，堂弟一股，祖母一股。
这个房子就这样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我也不知道曹家人在这里生活了多少年。上次我回渔薪，顺便看了一下旧址，在老台基上前后做了两户不认识的人家，他们是没有下乡的，真幸运。
我写这个房子也不是单一的怀念，更重要的是对古人智慧的敬服。那些设计者，建造者们，在那样狭小，地理地形不好的条件下，能因地制宜，因势而就地做出那样精致、美观，像艺术品一样的住宅，对他们的匠心匠工很是敬佩。这房子也拈得上古典老宅的边，折射渔薪过去的风土文化，人文风貌，（一个家庭里也有几个阶层），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里的一个小点。这个房子虽不像廖宝寿，宝安堂、寿章福、吴园茂、陈萬顺……的房子，他们都是正街通后街的大豪宅，但这个房子小巧、美观、适用、舒服，给了我童年的幸福，永远存留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