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随着社会政治和精神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的全面解冻”，已经做了22年“囚犯”的昌耀，终于重新回到了《青海湖》编辑部那张曾经属于他却消失了多年的办公桌前。“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不改鬓毛衰。”这首几岁时就能背诵且一直烂熟于心的唐诗，让触景生情的昌耀百感交集。如今，22年的别离后，他不仅是双鬓斑白，而且是体形干瘦、行动不便、目光呆滞、弱不禁风，用他自嘲的话说被沉重的生活压成了薄片
不过，22年之后，昌耀终于找回了自已人生的位置，他是诗，他天生就是一个诗人。却被可怕的政治风暴将他吹到了监狱和劳改农场，让他不仅失去了做诗人，而且几乎失去了做人的权利如今，诗人回归，他要大声向诗坛说:“我又来了。”就在这一年秋天，中国最权威的诗歌刊物《诗刊》刊载了昌耀的诗作《致友人》，这是他离别22年之后重返诗坛的首次亮相:九死一生黄泉路
我又来了，
骨瘦如柴
昂起的，还是那颗讨厌的头颅!
应当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这种明白无误的宣示，既是蒙冤22年之后诗人的回归，更是他历经几十年人生炼狱后，那种仍然要坚持自由、平等与正义，恪守作家诗人最起码的品格与操守，不向强权与媚俗势力低头之诗歌品质的回归。“昂起的，还是那颗讨厌的头颅!”尽管历经劫难，复出的昌耀仍是清楚地向世人表明了自已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当然，作为诗人，最重要的还是要以自己的作品说话右”之祸，让他失去了20多年而且应当是生命和创作力最旺的青壮年宝贵时光，一个人(尤其是最需要内心冲动和激情的诗人)生能有几个20年?昌耀与当时复出的一大批作家诗人一样，几乎是忘我地、废寝忘食地、不顾一切地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中。而且大多数人都进入了其创作的“爆发期”，并由此真正奠定了他们作为作家和诗人在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诗歌中的地位。换句话说，他们这个时期或者其后写出的诗和其他作品，才具有真正文学上的价值和意义
这是因为，除了他们在思想上、艺术上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在走向成熟之外，更在于他们那20多年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和磨难，使他们在内心深处，在价值观、人生观方面发生了可以称之为脱胎换骨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作品中，就是一种从形式到内容的全面提升，甚至飞跃。是他们当年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创作中完全不可比拟的。对诗人昌耀来说，更是如此。包括西宁监狱以及祁连山劳改营地在内的22年“囚徒”生活的苦难人生历程，其间，包含有多少痛苦和悲恸，又有多少愤懑与激昂，在诗人的心灵深处就像熔岩在地壳深处不息奔突。这些成了昌耀复出诗坛后写作的主要内容及素材。在他平反后的几年中，他以西部大山荒原上流放生涯为主线素材，创作出了包括一个纪传体系列长诗在内的西部荒原诗歌系列。
这几首长诗力作被评论者誉之为:“这是中国新诗有史以来不曾出现过的诗篇，也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记，延伸向旷古高原与人类类属生命相互作伐，相互融渗，重又彼此唤醒，互示花雨霞霓的天假大块。”
这一纪传体系列由《大山的囚徒》、《慈航》、《山旅》《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等4部长诗构成。当《诗刊》令人瞩目地推出他的500余行的长诗《大山的囚徒》时，整个中国诗坛均为之感到震撼和振奋。在诗中，诗人借一个新四军战士出身的州委宣传部长形象，对自己身罹无罪之罪绝不言服而拼死抗争，以致虽身陷流放之地都要亡命徒般地逃向“红星高照的京城”去公堂击鼓”上告。而《山旅》则是着意于一个被流放者在大山深处艰辛漫长的生活之旅的抒写，传递的却是诗人对时代。历史的反思以及发自内心的震怒。
这些诗作，对当年的中国诗歌界产生的冲击力是不言而喻的
显然历经20多年的沉沦和沉默，而命运让他得以“复出”之后，昌耀准确地找到了自己诗歌写作的“突破口”和着力点，也由此构建确立起自已与众不同的艺术特征和诗人形象。燎原先生在《昌耀文总集》的“代序”中对此评价说:“当一部诗歌在获具了如此的原生性大的品质之时，我们的感觉正在向着一部高原史诗靠近。”又说，“他开始以对高原古老地力的感应，获得生命的支撑。这便是由《大山的囚徒》到《山旅》所经由的历程。”
对于“复出”后这种从内容到形式的深刻的转变，诗人自己也感慨颇多。他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发自内心地谈到这种变化及缘由
我对文学的看法发生根本改变，是我在1957年被被打成“右
我到了生活最底层，那个时候，我失去了发表作品的权利，但是我就感到我有很多东西要说要写，要写出我对生活的感受。
至于我对自己作品的评价，我认为，后面的就比前面的(年时写的)要更有深度一些，1957年前写的一些多半是青春期年轻人对生活的向往，比较轻松。而后一个时期，就多半偏重于沉重，因为生命就给了我这样一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