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昌耀，又名王昌耀，祖籍湖南省桃源县，1936年出生于湖南常德，1949年被湘西军政干校录取。1950年4月，考入38军114师文工团。1951年春随军赴朝作战，负重伤后归国。参加大西北开发至青海，1956年调青海省文联任创作员，参加创办文学杂志《青海湖》，并担任编辑工作。1957年因诗歌《林中试笛》被打成”右派”。1979年平反回西宁，先在《青海湖》任文艺编辑，后为省文联专业作家，曾任青海省文联剧主席等职。结集出版的著作有《昌耀抒情诗集》、《命运之书》、《一个挑战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昌耀的诗》和《昌耀诗文总集》等。
2，王其梅，1914年出生于湖南桃源，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在北平学联工作，是·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36年被捕。抗战爆发后出狱，后到河南创建豫东根据地，任豫东特委书记。解放战争时，任河南军区第4军区副政委，二时53师政委、18军副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先遗支队司令员兼政委。西藏军区副政委，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等职。1955年，授少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被揪斗于1967年8月去世，1979年1月平反昭雪。
3，1938年，昌耀祖父病危，临终前，极想见到从大革命时期即赴外闯荡的两个儿子(昌耀父亲和大伯父)一面。派人远赴武汉，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寻其下落。此时两人正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中，消息不通，关山阻隔，老人至死未能见上两个儿子一面。
4，成年后的昌耀忆及自己的少年时代时曾经说:对于长梦初醒的我而言，家的概念之形成始于我桃源故里王家坪祖宅的存在。我在那儿度过了我的幼年时期。此后，我传奇般感受到的人生世态也是从这个我朝夕身历其间的空间起步，即我熊于完整记忆的个人叙事是从这里向前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说，他13岁的少年参军，以及后来的“右派”之祸，都是从那个空间起步的“个人叙事”的延伸。
5，关于苦难对于昌耀的实际意义和价值，有论者认为，“苦难让昌耀痛不欲生，苦难也让昌耀得以常生。”又说，“当他活着的时候，他的苦难好像只是他自己的苦难，当他死后，好像所有的人都出现了
是纪念苦难?还是纪念这个苦难的人?还是纪念诗歌?如果一个大诗人的成就最后好像只与苦难有关，这就需要我们反省。昌耀选择了苦难，并视之为宿命，接受之，而对于我们，我们能视之为理所当然吗?虽然这种坚守对昌耀来说或许是必要的，但对我们来说，他之必要’，并非我们之“应该’。昌耀将苦难转为了奉献与自律，但这是他没有选择的选择，而我们应当反思他为什么这样选择。”(何瀚《昌耀:最后一个神话》)
6，燎原先生将昌耀的写作分为4个区段，其中:1978-1986年，复出之后的心灵史记与高原形体造型;1987-2000年，常态生存中的百年焦虑与灵魂烘烤。另有论者从写作心理学意义上对昌耀写作进行划分，认为，终其一生，其写作分为3部分:一是对理想主义的追寻、转化、完善;二是对命运的探求;三是对于爱的歌颂，而这些都完成于对美的创造之作。
7，何瀚先生还说:“我认为把西部美化为精神的高地而无视物质的贫困所带来的苦难，是极为不道德的。虽然对于处于苦难中的西部而言，精神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一种意义上的追寻在拒绝着物质的丰富，这种意义是西部需要的吗?”又说，“而且，我们还把昌耀也置于了精神的高地，一如把西部置于精神的高地一样，在他们的物质的严寒中，来满足我们自身在物质温暖中的意义追求。但他的现实生活却让我们心痛，一如西部生存的艰难一样。”(《昌耀:最后一个神话》)
8，有天凌晨，昌耀突然喊醒了吴雅琴:“雅琴，我昨晚做了一个很怪的梦。”昌耀凝视着窗外，梦幻般地说:“昨晚我梦到三个和，便问，我能否像您一样坐化，安详而死?和尚说你拜佛了么?不虔诚去拜佛是不能坐化的。于是，我爬上金顶。可金顶上有两只秃鹰向我来，我就以手代刀，一刀劈死一只，又一刀劈去，又劈死一只，可是顷刻之间，这些劈死的秃鹰又化作无数只小鹰铺天盖地而来。这时突然有大水涌来，不知什么时候，我们两个被捆在起，在波涛中摇荡，不知漂向何方……”或许这已暗示着昌耀即将踏上天路归程。
9，1996年，著名诗人及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因患不治之症，不堪忍受病痛折磨之苦，从六楼病房阳台上跳楼而亡。这事对昌耀震动极大。他患癌症在青海人民医院治疗时，被病痛纠缠不得其终，曾经大喊:“我如今才明白徐迟为什么要中只二要自杀!”10多天之后，昌耀也从病室阳台跃下，追随徐迟而去。
10，当天下午，奄奄一息的昌耀，挂了桃源县的长途，极其艰难地向他的胞妹交待后事:“妹呀，哥哥想念你们呀……我们此生不能团聚，我死后……我的骨灰送回故乡，请你用几块青砖围着，葬在母亲的身旁……不用棺木，以免毁坏树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