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金斯伯格:
后来，五八年前后，反正是《墨西哥城的忧郁》出版的时候(那是一九五九年)，雷克斯罗特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该死的可怕评论，说这种形式的诗使成人与儿童分离开了，克鲁亚克显然是个孩子，不会写作，他把这本书奉献给公众是一种耻辱
这一时期雷克斯罗特在伦敦，我想他是这样说的，我已经“用《嚎叫》写出了全部自我”。这时候我刚完成《祈祷文》。他告诉《伦敦时报》说，美国的“垮掉的一代”现象是一种偶发组织昙花一现的幻想，他后悔在这方面所做的任何事情，我们是帮青少年违法分子，没有天赋，我们没有本事，只能写写自己……我想，他受到了某些文人的大量抨击，这些文人认为他作为一个激进的无法无天的无政府主义者，支持了一帮邪恶、粗俗、无足轻重、不会成功的(“垮掉的一代”成员，不修边幅、肮脏不堪的反面文人，什么能耐也没有一从而“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所以他可能感到他原来如此友好地在文学上支持我们是会招致批评的。也许，他是具有一种预言的或历史的洞察力，发现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创造着历史
从历史、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理论的角度说，我们只是跟着感觉走而已，而他和保罗·古德曼却具有非常复杂的历史观念，知道一八七O年莫斯科的佩特罗切夫斯基小团体错在哪里，知道一九○五年革命错在哪里，或者斯大林主义的托洛斯基分子们错在哪里…
然而事实是，我认为，我们那时的到来是一种加强而不是种竞争。结果，我们登上了“媒体明星”的宝座，开头特别是我，所以我这时尽力扩大旧金山这派的影响，确保《常青评论》发表邓肯的作品。我在邓肯和唐·艾伦之间进行干预，邓肯不想发表，艾伦则肯定了这首长诗，《一首以品达的诗行开头的诗》，他使这首长诗在《常青评论》上发表，并收入《美国新诗歌》的选集中。
当我从旧金山回来时，我不仅带回了克鲁亚克的、我的和柯尔索的手稿和书，还带回了加里的、邓肯的、菲利普·沃伦的、以及艾德·多恩、罗伯特·克里利、丹尼斯·莱维托夫、拉曼西亚和麦克卢尔的。我一回到纽约，就立即把这一大堆东西送给了路易斯·辛普森，由他收入辛普森和唐纳德·霍尔的《英美新诗人》总汇。
所以我实际上试图做的是一件合作性的事情，我觉得他们准备在旧金山成立一个文化剧院，这是一个合法团体，但我认为我们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对此感到不快，这使我不安，我要做的不过是我已经做的事，扮演了我所扮演的角色那就是为”旧金山文艺复兴”充当“发言人"。我把所有材料都弄上了《党人评论》，和《哈得孙评论》交流带材料给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约翰·霍尔威洛克，找约翰，霍兰德谈话，当中间也许我太爱管闲事了，我不知道。你看，尼尔、我，彼得杰克和格雷戈里一块儿做了一些策划的事情。像在丹吉尔时样，在丹吉尔我们都在一起，在墨西哥城我们都在一起，我们都跟着尼尔，一起去了旧金山。加里和我一块去了西北，因此有种同志之情，一块儿到处跑。我们一块儿到处跑。我自已的观点是老共产主义者式的，“团结就是力量”。我认为我们必须和整个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战斗，所有的诗人都应该团结一致……某种诗人的共和国。我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纠纷，本来这里应该是一个团结的地方。
有这种争夺感真是令人讨厌。事后来看，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成分是我自己的主观武断或者多心。
一九五七年初，当《常青评论》出版了“旧金山”专号时，“垮掉的一代”现象到达了鼎盛时期，并开始成为大众媒介的焦点。这又为九月份即将出版的《在路上》获得轰动效应奠定了基础建立起了编辑一作者关系后，杰克又给马尔科姆考利寄过几篇完整的故事和小说，可是一个也没有被考利看中，认为没有能供维金出版的，虽然他后来十分后悔错过了出版《萨克斯医生》的机会。可是如果说维金出版社的编辑对克鲁亚克的大包cuwe(作品)不感兴趣的话，格罗夫出版社的巴内罗塞并非如此。他买下了《地下的人们》，给了杰克足够的钱，使他能够参加艾伦、格雷戈里以及彼得同去丹吉尔的旅行，巴勒斯正在那儿创作《裸露的午餐》。
链接：《垮掉的行路者: 杰克・凯鲁亚克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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