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村庙
作者｜王一凡
母亲去世已经整整十年了。
我由最初的悲痛、伤感逐渐地开始习惯没有母亲的日子，唯有在每年的清明和十月一站在母亲坟头的时候，思念才会悄悄地润湿我的眼睛，那些陈年往事与母亲的微笑在香火的缭绕中刹那间浮现在眼前。
母亲是名小学教师，我小时候，她教书的地方在如今已然声名显赫的白鹿原上。但四十年前，鲜有人知什么是白鹿原，那会儿我们都叫它狄寨原，狄寨原上有所小村庙小学，母亲当年就在那儿教书。
听老一辈的人讲，小村庙曾经真的是一座庙，名字叫作铁塔寺。这寺庙究竟有多少年的历史没有人去考证，但至少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它就存在了，而且庙宇宏伟，香火旺盛。从现在的鲍旗寨一直向西到薄太后墓冢脚下方圆几公里的面积，房屋殿堂连成了一片，远远地看去就好像一座小村庄似的，所以才有了“小村庙”这个名字。
后来，原上要兴办教育，就在小村庙的殿堂里成立了小学校。到我上学那会儿，别说是庙，就连个菩萨的塑像都找不到了。老人们说，破四旧的时候全毁了。想想也真可惜，不过好在留下了小学校，才有了我和母亲在原上生活时的那几年难忘的回忆。
我那时候特别小，还不到上学的年纪，母亲每天清晨用她的那辆二八加重的车子，带着我从我们住在狄寨街的家到小村庙去教书。她在前面讲课，把我放在教室最后一排的座位上，所以我早早地就知道了什么是四则运算，什么是平方立方，什么是三角形的体积和面积。
后来有一天，小村庙突然来了个大家伙，那是一台滑滑梯。围着这个大家伙可把我们高兴坏了，乐此不疲地爬上去了，滑下来了，再爬上去了，再滑下来，裤子上很快就被磨破了洞，穿在里面的衬裤露出来那也不在乎，前呼后拥你追我赶着，生怕谁比自己多滑了一次而吃了亏似的。
这架滑梯是当时狄寨原上孩子们唯一的一台娱乐设施，因为放在了小村庙里，我自然就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方便，从此母亲给哥哥姐姐们上课的时候，我多半的时间都在这滑滑梯上打发了。
后来时间久了，滑滑梯在院子里整天风吹雨淋的就生了锈，没有初来的时候那么光滑了，还坏了好几个踏板，母亲便不让我再上滑梯了。而这个时候，我也已开始上学了。
胸前戴了红领巾的我，喜欢和一些比我大一点儿的孩子成群结队地走着去上学。那个时候上学很早，尤其是冬天，往往天不亮的时候我们就到了学校，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天气怎么那么冷，管事务的老师总也补不齐教室里的窗玻璃，他用一张塑料布挡着肆无忌惮的北风，可是塑料布也会被吹破了洞，风就会从那些洞里面吹进教室来。我们坐在教室里，有人喊一声“预备起”。我们就一起跺脚，跺得教室里面到处都是灰，呛得人直咳嗽，但身上还真就暖和了。
天麻麻亮的时候老师嫌恶地捂着鼻子走进来，开始早读了，可教室里的光线很暗，根本看不清课本上的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只小小的油灯碗。这种油灯碗估计现在的孩子听都没听过，那是一种自制的照明工具，把洋蜡滴进一只废弃了的香脂盒子里，滴满满的一盒，中间埋上灯芯线，就是一只油灯碗了。在冬天的早读时间里，小村庙的每间教室，都会亮起这一盏盏的油灯碗，似豆的灯光在寒冷的清晨忽明忽暗，一直在我的心里闪烁了几十年。
十一岁那年因为母亲工作调动，我们离开了小村庙，也离开了狄寨原。往后的日子里，狄寨原就好像部神话剧一样，在我们的耳闻目睹间发生着令人想都不敢想象的变化。
二零零八年的春天我们全家一起回了趟原上，那个时候原上的万亩樱桃园轰动了整个西安城，好像全西安市的人都在朝着原上跑似的，车子挤满了所有的道路，人群熙攘处，“白鹿原万亩樱桃园”的广告牌赫然地立在路旁，底下摆满了红红的红樱桃，就好像一只只红红的红灯笼一样，照得原上人的脸上一个个都喜气洋洋的。
那以后没有多久的时间，母亲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遵照她的意思，把她葬在了白鹿原上。因为要给母亲上坟，从此便有了更多上原的机会。而每一次上去，必然要路过的就是小村庙了。
只是如今，她早已不再是我曾经的小村庙小学了。
陈忠实老先生题词的“白鹿原中心小学”几个金色的大字在学校门口熠熠闪亮，而一道电动伸缩门却冰冷地横亘在我的眼前。门卫说为了学生的安全严格禁止外人入校，我便也只能远远地看一眼这座让我完全无法相认的母校。那翠绿如流溢着芬芳的草坪，上面画着红黄跑道，鲜艳而夺目，再不是我上学的时候，体育老师用石灰画就的那一道道白色的线。两座崭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色彩鲜艳明亮，一排排明亮的窗玻璃，在太阳光底下折射着耀眼的光。
我站在校门外，望着这陌生而又亲切的地方，心中默默地想念着母亲。回也见新，交臂非故。我知道母亲再也回不来了，好像这小村庙，再也不是我那曾经的小村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