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哈窑就在河边，河里经常发大水，一到秋季，水会漫过木桥，一直蜿蜒到皂角树下。底哈窑的六家人住的是窑洞，下大雨时，窑上往下漫水，像瀑布一样，还往下掉土块。窑门口堵上高高的木板，木板外头再堵上泥，以防大水冲进窑洞。院里是一片汪洋，雨在浑浊的水面上溅起白色的水花，此起彼伏地开放，又转瞬即逝地落下。我精脚追逐在水里，想抓住这些水花，却总也抓不住。衣裳都淋透了，才余兴未尽，回到窑里。母亲为我脱了衣裳，拿在锅眼门烘烤，我爬到炕上，趴在窗口，继续看外面的汪洋。窗格上已经破了许多，还有几格剪纸完好，那是几只鸭子，却不能下到水里，寻找它们的快乐。
连阴雨下个不停，几家人便拿出家里的麻袋，装了料浆石，捧了柴草，在皂荚树下围起了围挡，以防河里的大水漫了进来。
沟道边的那一只窑洞，是队里的饲养室。一下雨，窑洞里就聚满了人，炕上脚底围了几堆，有斗地主的，有掀花花牌的，有谝闲传的。炕眼里塞满了柴火，不停地冒着烟，烟散不出去，就在窑洞里弥漫。窑洞很深，里面还有一个牛槽，拴了两头将要下崽的母牛。主民在窑洞里是少不了的，他不打牌也不掀花花，他被人使唤着去铡草，去喂牲口，去跑腿，又常常被人愚弄取笑，他也习惯了，别人也习惯了。喂牲口是有工分的，他喂牲口是没有工分的，只是为了能常常住在饲养室。
那时候村子旁边在修万米隧洞和渡槽，瓦岗寨一下子来了好多外地的民工，他们在这里安营扎寨，底哈窑的这一口作为饲养室的窑洞，就成了他们做饭的地方。到开饭的时候，我们就会拿了盆子或者桶，在窑洞外面排队，等候灶上倒的面汤，回去和食喂猪。
冯家山水库充沛的水源，通过万米隧洞，从瓦岗寨出口，分为南干渠和北干渠，向东流去，灌溉了岐山，扶风的大片良田。顺着北干渠，我们就很容易走向岐山。每年冬季，大姐二姐会趴在炕上柜子上画窗花，白天画，晚上也画。画好了，攒到腊月，就骑自行车，拿到岐山县城去买。我也坐到后座，跟着大姐去，给她作伴。一分二分地数着钱，一天卖上几块钱，也舍不得买一碗面吃，最多就是买一个烤红薯，姐弟俩一人一半，一般会给我多一些。回来后继续画。一盏煤油灯，照亮了我家的窑洞，油灯下，母亲在纺线织布。洁白的纸张上，大姐用毛笔画着花花草草，二姐用颜色渲染着红红绿绿，我用一些白纸，反复临摹着一本《雷锋日记》和《毛泽东诗词选》。那时候书籍很少，这两本书，就烂熟于心，也成了我写字的范本。
父亲常年在外，家里劳力少，母亲和大姐二姐都要下地劳动，即便这样，分的粮食也不够吃。记得有一次玉米挖了，我提篮子去分棒棒，就分到了十几个。过年时队上杀了猪，我们一群小孩一直围在那口大锅旁边，看那炉膛里红红的火苗，闻那锅里飘出的香味。分肉时，我们只分到了二斤多，那也欢喜的不得了，萝卜白菜，猪肉粉丝，成了窑洞里最美的盛宴。那种记忆不仅仅是因为过年，是因为有了肉吃，虽然，也就那么一点点。
从底哈窑的沟道，上了大坡，就是候丰。我在候丰上学时一直走的是这条道。大坡的楞坎上长满了迎春花和苟树，春天的时候，绿枝黄花从沟道上舒展下来，鸟语花香，如安徒生的童话长廊。夏天的时候，大坡上的瓜园开园，花皮的西瓜，油渣上的肥，甜得像蜜，五分钱一斤，也可以记账，从工分里扣。贪嘴的男娃常常去解馋，忙罢一结账，欠了几十块钱，被大人一顿训斥，甚至暴打一顿。
每天从这条沟道去上学的，还有我的老师，他也住在底哈窑。那时候还没有统一的课本，课本买来的时候，也大多到了半学期，甚至一学期快结束。所以上课的内容，一般由老师决定。跟着老师，我们背会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背会了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背会了诸子格言。练习近义词反义词，练习写作文。多年后，当我系统学习汉语言文学，并顺利通过各门考试时，我终于发现，那些修辞那些语法，我早在我的童年就得到了最扎实的练习和最早的启蒙。我的第一任语文老师，在没有课本的时候，用他的素养，给了我最全面的熏陶。这位治学严谨功底深厚的语文老师，就是我的叔父刘广福先生。
底哈窑的几家人，在八十年代前后，陆续都搬到了窑上面。南干渠从村子中间穿越而过，村里人用渠里的水浇地，用渠里的水洗衣，孩子们还在渠里游泳嘻戏。渠上的桥原来是用木头搭的，塬上的人在河里掏沙子拉石头时，马车曾压断了木桥，人仰马翻，村里人便连呼带喊，拉人拽马，进行打捞。渠里放水时，有飘过动物的尸体，也有过人的尸体。上游的人落水，便会开了拖拉机来瓦岗寨，到这里等候打捞。瓦岗寨的人，也有过落水，却从没有淹死过一个人。而且落水的，一般在庙那里，就会被捞上来。村里人就说庙神灵验，保佑了大小生灵，庙里自然就香火旺盛。六月初六是瓦岗寨的庙会，村里人把这一天看得比过年还要隆重。敬神，待亲戚，过几年还要唱一台大戏，六月六就成了瓦岗寨的盛会。
我结婚那一年的冬天，母亲心劲很大，给我缝了几床新被褥。渠里放水时，还拆了所有的旧被子褥子，拿到渠边去洗。却不想失足掉到了渠里，水很深，有二米多，她当时穿的棉衣，一下子沉了下去，桥上刚好有几个人，赶紧就下了水，母亲伸着手，尽量地探出水面，却一次又一次地沉了下去。她很快被救了上来，脸色苍白，吐了好多水。送回家，却还惦记着救她的那几人怎么样，让我赶快去看看。几天后，床单被罩晒了一院子，洗得干干净净，我的婚事也准备的妥当，母亲很是满足。但她在渠水里漂浮时，那一束渴望的目光，让我永远无法平静。
今天，瓦岗寨底哈窑的窑洞早已经坍塌，去学校的大坡也疏于修缮，成了一条仅可行人的排水沟。我的父亲母亲也成了西坡顶上的一座座坟茔，只能在清明十一时，在纸钱香火的焚烧中，与我泪眼相逢。
屈指算来，我已经离开瓦岗寨三十年了。我在雍城生活，我以为雍城就是家了。我在长安生活，我以为长安就是家了。直到那一天，灞柳飞雪，我和我的另一位叔父刘林福少将在长安相约而见，我才以为不然。叔父戎马生涯一生，是国家的中流砥柱，也是我们家族的荣光。他送我一些著作，也给予我勉励和重托。我们谈论好多，自然也谈到了家乡，谈到了瓦岗寨，谈到了瓦岗寨的一些人，一些事。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一个人，不管身居何职，走得有多远，他永远不会忘掉的，就是自己的家乡。
而瓦岗寨，就是我们永远的根，这个根，就在心里，魂牵梦绕。
文/图/ 刘周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