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传奇总是走在我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协定给加泰罗尼亚提供了一次大肆庆祝的机会。菲格拉斯人决定挥舞旗帜，举行一次公开游行，还将在兰布拉大街举行一场舞会，这可让喜欢萨达纳舞的父亲高兴坏了。当学生们还在通过辩论的方式商讨是否要参加这些庆祝活动时，我已经受邀致开幕词了。这是我第一次公开演讲。我在镜子前仔细揣摩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让我的表现最为出色，仔细斟酌着那些具有达利特色的词汇，准备用它的独创性来征服听众。我把它们都一铭记于心，但一想到我要在一群听众面前演讲，我的思维仿佛被禁锢，我不能自控，因愤怒而发抖。
那天到来时，我比往常更难以自控。我把演讲稿复印了一份，仔细地把它卷好，然后提前一小时来到了共和中心，想先熟悉一下布景和周围全都装饰着旗子，看上去十分吓人的讲台。在指定的时间，我在主席和秘书间就座，接着秘书站起来解释会议的宗旨。那些认为我们对此次游行并不认真的人不断用插科打诨打断他的陈述。在把发言权交给我之前，秘书提起了我在火葬国旗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我站起身来，大厅一片寂静，我以前从不知道一群男女等在那里只是为了听我说话，这种被全然接受和一致期待的感觉竟如此美妙!我能感受到那热切的渴望中有着怎样的偷悦啊!可是我连演讲的第一个词都记不起来了，我只是以绝对的威严注视着人群，头脑一片空白接着我的天才杀出了一条血路，我拼命高喊:“德国万岁，俄国万岁!”然后，我一脚把讲台上的桌子踢到听众席上，但是奇怪的是，我的动作并没有招来人们的敌对行动。听众们立刻分成两大阵营，开始辱驾，殴打彼此，骚动声震耳欲聋。我偷偷地溜了出来
马丁·维拉诺瓦—这次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对我所做的一切作了一个令人十分信服的解释:达利想要表达的是战争既没有输家，也没有羸家，俄国革命正向德国蔓延，这就是这场战争的真正结果。至于我把桌子踢向了大厅，是为了唤醒那些不能立刻理解我的政治思想的听众。就在那天晚上，我们挥舞着德国国旗和苏联国旗，在菲格拉斯进行了一场游行。我手持德国国旗，把形势扭转到对我有利的一面。
那一年，我开始蓄胡子，络腮胡子也已经长得很长。我失去了母亲，痛的世界在我脑中爆炸。她宠爱我，我尊敬她。只有我现在决心赢得的荣耀和不朽才能抚平失去母亲的痛苦。
去马德里的伟大日子终于到来了，我同父亲和妹妹一起动身。我要去竞争美术学院的入学资格。考试要求在七天内画一张雅各波·桑索维诺《酒神》的素描。第三天，在和看门人闲聊的时候，父亲发现我的素描不符合规定，非常担心。我刚出来，他就冲向我，告诉我他的疑问，我也担心起来。次日，我花了半小时擦掉了一切。但是现在我的困难太大了，我在纸上什么也画不出来。那天，我在折磨父亲中享受到了罪恶的快乐感，他十分恼火，并开始懊悔对我讲了那些话。那晚他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我尽了最大努力，但最后还是发现我画得太大了，整个纸板装不下，于是我再次把它擦掉。父亲听说后，失声痛哭，他仿佛看到我们将会满脸羞愧地回到菲格拉斯。我进一步利用了这不公平的状况，我说起话来像个失败者，企图将失败的责任推到父亲一个人身上，这让他更加绝望。
当然，这种情况把父亲压垮了。父亲越脆弱，我从他的痛苦上就获得更多力量，变得越发强大。最后一天，我以惊人的技巧和决心开始工作。我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这次考试，而且还多出一个小时来欣赏我的杰作。我仔细地做着笔记，却惊讶地发现这幅画比我第一幅作品还要小。出来的时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父亲，他彻底崩溃的样子真让我高兴。美术学校最取了我，评语如下:虽然此素描并未按照规定尺寸完成，但它极为完美评委会对它表示认可
父亲把我委托给了他的朋友马奎纳，他是位诗人。马奎纳又把我推荐给了学生公寓的负责人希门内斯·弗洛德。苦行僧般的生活开始了。我把所有时间都花在独自工作上:我手持铅笔，走在高级住宅区的林阴大道上，分析所有的伟大杰作，在画室里工作，做模型、搞研究。在立体主义理论的鼓舞下我开始作画，我特别喜欢复制胡安·格里斯的作品。我还换了调色板，去掉了丰富的色彩，只用黑色、白色、橄榄绿和赭色。我勤奋上课，痴迷地学习技巧的奥秘一画家的事业一却失望地发现这些教授对所有学院派的课都嗤之以鼻。为了适应时代的品味，他们鼓励自由和自我表达，而我不需要他们给我这种天分。
我想学的是油、色组合的公式，铺陈色彩的方式，色调组合的特性和铺底色的最佳途径，还有所有可能与大师们有关的技术信息。而实际情况是，这些老师对基本要点一窍不通，他们的教学方式是经验主义的、庸俗的，他们教画无规可循，而我最大的野心就是想学会绘画的规则。我对他们颇为生气。在我眼中，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何塞·墨雷诺·卡巴涅洛，他是位老教授，他完全了解自己的职业，是个真正有职业道德的人。但是，学生们都嘲笑他，嘲笑他的外套、他领带上别着的黑珍珠别针和他戴的白色手套。他的技巧无与伦比。但他刚一转身，这些傲慢的小家伙就把他的改正擦掉了。事实上，这些改正才反映了真正的绘画大师的天才我宁愿与那帮游手好闲的人和白痴保持距离，而独自进行我的立体主义实验。我的一幅画让我结交了我的新朋友。
在学生公寓里，存在着一种以知识分子的势利为基础的分离集团，围绕着加西亚·洛尔卡、路易斯·布努埃尔和尤金尼奥·蒙特斯，一个自称是文学意识先锋派的小团体已经形成。有一天，这个小组成员之一佩班·贝略从走廊经过，他透过敞开的门向我密室般的房间窥视，在画板上发现了一幅立体主义油画，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那些认为我看起来十分迟钝的人，他们对我表现出来的前卫意识大为惊讶，并且欢欣鼓舞。如果他们知道这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再现和写实主义，了解绘圃的精确科学，为了对透视画法进行研究，而不是受抽象和挑衅的驱使，我才沉迷于这一方式表现，那么他们会感到更加惊讶。他们让我成为他们中一员
链接：《疯狂的眼球》
副标题: 萨尔瓦多·达利难以言说的自白
达利年谱（1930-1936）
达利年谱（1937-1947）
达利年谱（I948-1968）
达利年谱（1969-1988）
达利认为粪便学很崇高吗
达利传记：摆脱自己的父亲
达利回忆他的第一节课
达利的父亲真正对他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