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那年，我到县城一所中学读书。由于是山里人，说话难免要土气。
刚入学那会，老师和同学一听我说话就笑，有的还要照着那腔调学上几句。有的老师一到课堂气氛沉闷的时候，就提问我，我回答问题的时候就是课堂气氛最活跃的时候。当时同学们都叫我“小山东”，其实，我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可能他们认为口音和自己不一样的就都是山东人吧。那时我就觉得，城里人的见识也是很短浅的。后来，我就很少跟同学说话，上课时老师再提问我，我就摇头，没想到那么小的我就懂得了“沉默是金”的道理。
由于我的沉默，班里的课堂也就跟着沉默了。不知什么时候，班里那个大肚子英语老师不见了。说是要生孩子，这下可把我乐坏了，说外国话本来就很别扭，再加上怎么看也不顺眼的大肚子，就更别扭了。“‘厌’屋及乌”，我英语也学得一塌糊涂，同学们都盼望着给换个顺眼的老师。
新英语老师来了，是一个看上去最多不超过18岁的小姑娘，长得不算漂亮却很受看。她说她姓毕，“A B C”的“B”，当时我们都乐了，她说话的声音很好听。或许是由于老师看上去顺眼的缘故吧，从那以后，我就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英语，但课堂上还是从来不回答问题的。在一次公开课上，毕老师提问，可能题难了，好一会儿工夫，也没人回答。她用焦急的目光不停地搜索着平时课堂上表现比较突出的学生，坐在第一排的我清楚地看到她那光滑洁白的额头上已渗出了点点汗珠，我只觉得好心痛，就一下子站起来，用很不标准的英语和很标准的“山东”口音给了毕老师一个圆满的回答。这久违的声音无疑又给班里带来一阵笑声，“Very good ! ”毕老师也笑了。但我觉着她的笑是真诚的，同一种笑声里我分明品出了两种不同的味道。课后我问毕老师我说话是不是太土了，“这我倒没觉得，不过班里还有你这么个聪明的学生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以后把外国话说好就行了。”她很认真地对我说。
从此，我在英语课上给自己破了戒，成了一个活跃分子。可能爱动脑就容易发现问题。一次下课时我问毕老师题，由于我坐着她站着，所以我只能低着头看书本。就在我把要问的问题说清后，我的视线里突然出现了纤细白嫩的手指，我还是头一次这么仔细地看别人的手指，那好看的手指在那道题上指指点点，就像钢琴上按下去又弹起的键子，让人觉着像是在听美妙的音符。说实话，那次对毕老师的讲解我听得是一塌糊涂。不过，打那往后，我就经常地问问题，好像这样就能多看几眼毕老师那好看的手指似的。而在她，我却是个勤学好问的学生。
转眼，一学期结束了。我期末考试成绩名列全班之首，英语是不折不扣的一百分，这是一个让城里的孩子不愿接受的事实。
第二学期刚开学，我就跑到毕老师那儿偷偷地跟她说我想当英语课代表。她好像很为难，因为原先的那位干得挺好的，成绩只比我低不点儿，没有理由更换的，可毕老师还是答应了。这样，我们班便有了两位课代表，这无疑是个臃肿的机构。自从我上任后，原来的那位就清闲多了，收作业发作业都是我的事。我之所以这样不辞辛苦，为的是能多一些和毕老师接触的机会，时间久了，我们之间便有了一种默契，每当我用那会说话的眼睛望着她时，毕老师就知道我要问问题了，于是就自然地走到我的旁边，用那经常让我心跳的手指在我书本上弹来跳去;每当她提问无人回答而冷场时，她就把目光投向我，我便会马上站起来，用那种能活跃课堂气氛的“山东”口音给她一个圆满的回答。这时，她总是显得很骄傲，因为她培养出了我这么一个优秀的学生。
我的优秀，还不仅仅表现在学习上。那时，由于受电视剧《霍元甲》的影响，我们几个淘小子也成立了一个武林帮会，还经常到学校后面的土山上聚会。有一次回来晚了，偏又赶上毕老师的课，免不了挨了几句呲，我自知理亏，也没说什么。可有个家伙不干了，竟和毕老师顶起嘴来，他是我们的老大，比毕老师小点儿不多，由于年龄的关系，毕老师找不到一种合适而有效的教育方式，气得说话都有了哭腔。看着老大那洋洋得意的样儿，我当时真有种义愤填膺的感觉，冷不防地给了他一拳，“你敢气老师!”“你敢打我!”，老大是我们当中的武林高手，当他还手时我就可想而知了。“别闹了……”毕老师被气哭了。这下我们都老实了，可能是她的眼泪起的作用，大概男人最受不了的就是看见女孩子落泪了。事后，毕老师问我：“还疼吗?”说着就用手去抚摸我那在“战斗”中留下的伤痕。她的手是那么柔软，那么光滑，那带着体温的手指在我那“伤痕”上轻轻抚过的一瞬间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没有过的幸福。“如果我总挨打该多好啊!”想到这儿我不觉脸一热，“老师，谁欺负你我就跟谁拼命!”我说得比入团宣誓时都要豪气，仿佛一位惩恶扬善的英雄。那次壮举让我骄傲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