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次旅行，奥克斯和哈拉成了好朋友，两人一起在智利旅行了几个月，并曾一起出现在智利的电视上，为观众们演唱民歌。奥克斯觉得自己重新焕发了青春，已经久违了的革命热情又重新被哈拉点燃了。可是，不久以后，奥克斯就亲身体会到在南美洲进行革命的艰难。他在智利认识了一个前美国左派学生运动领导人，两人决定再去其他国家游历一番。当他们来到乌拉圭时，当地的左派学生邀请他们参加一次学生游行。两人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游行很快就变成了政府军和学生自卫武装之间进行的一场真刀真枪的巷战。结果学生军失败，奥克斯他们被当作美国间谍抓了起来。在监狱里两人受尽了折磨，那些士兵根本就不把他们当人来对待。可他们也明白，因为他们是美国人，两人所受的待遇要算是“文明”多了，当地的左派领导人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经过了儿个月的磨难，两人终于逃了出来，回到了美国。经过这次历险，奥克斯意识到，尽管自己反对美国政府所做的一切，但比起其他国家来，美国还算是好的，他起码可以去演出，出了问题还可以找自己的律师，不用直接面对不讲理的大兵。他开始对自己的政府产生了种异样的情绪，这种矛盾心情让他左右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后来他找到了一个理由为自己的行为做出了解释:自己之所以反对美国政府，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防止美国政府堕落到南美洲国家那种专制的状态。
可是，奥克斯对美国政府的这种幻想很快就变成了噩梦。先是一次去香港演出时他的旅馆房间被盜，钱和护照全部被偷。奥克斯认定这是CIA干的，目的是阻止他从香港转道去越南。之后，尼克松在197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以极大优势击败了左派候选人，蝉联美国总统。奥克斯再一次对美国的政治前途失去了信心。第二年，奥克斯去非洲演出，却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海滩上遭到了三个当地黑人的袭击，他们抢走了奥克斯身上所有的钱，并把他暴打了顿，还差点把他勒死。奥克斯在海滩上昏迷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人发现。他的命虽然保住了，但他的声带却遭到了严重的损害。奥克斯认定这又是CIA干的，不过这三个黑人至今没有被抓住，后来公布的CIA绝密档案中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比起在智利发生的惨案来，奥克斯遭受的不幸简直算不了什么。1973年9月11日，以智利军方领导人奥古斯托·皮诺切特( Augusto Pinoche)为首的军人在美国CIA的帮助下发动了政变，推翻了阿连德的民选政府，阿连德在总统府里被杀(一说自杀)。那天哈拉本来计划要去智利国立理工大学参加集会，听到政变的消息后他仍坚持去了那里，并被政府军逮捕。残暴的军人把他关在监狱里折磨了五天五夜，最后将他押送至智利体育场，当着许多看客的面剁下了他弹吉他的双手。没法弹吉他了，哈拉仍然放声歌唱，最后被恼羞成怒的军人开枪打死。尸体直到几天以后才被他的遗孀从死人堆里找了出来(但据琼后来回忆，哈拉的双手只是被折断了，并没有被剁下来)。一个星期之后，得了白血病的诗人聂鲁达悲愤交加地病死在医院里。从此以后，皮诺切特在智利施行了长达十六年的法西斯统治，许多异议人士被无故关押，受尽醋刑，最后被秘密处死，亲人们无法知道自己所爱的人到底去了哪里。她们组织起来，在公开场合跳起一种智利传统的民间双人舞蹈，不同的是，她们没有舞伴，替代的是胸前别着的失踪亲人的照片。后来英国歌手斯汀在那张出色的《……无与伦比的太阳》(… Nothing Like the Sun)专辑中创作并演唱了一首名叫《她们独自跳舞》( They Dance Alone)的歌曲，控诉了这一人间惨剧。
奥克斯是在从非洲回到美国后才得知哈拉的死讯的，他心中的悲愤可想而知。可是，作为一个歌手，奥克斯手中的武器只有音乐，他发誓要让美国人民知道发生在智利的这次政变的真相，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举办一场音乐会。很快，奥克斯找来几个帮手，租了间办公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他们决定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附属的剧场内举办一场以阿连德的名字命名的音乐会。奥克斯跑遍了纽约城，找了所有认识的人，以自己的信誉做保证，总算借到了一笔钱把场地预约了下来。可是，他却在寻找乐手方面碰了一鼻子灰，除了西格、范龙克和阿洛·格思里等少数几个民歌手以外，没有一个人愿意参加，就连琼·贝兹都以档期冲突为由拒绝了奥克斯的邀请。
而在1974年，民歌的号召力已经大不如前了，离预定的演出日期只剩下两个星期了，可奥克斯只卖出了1000张左右的票，而他们租下来的音乐厅最多可容纳4500人，这样下去奥克斯非得把老本都赔进去不可。有人建议他取消这次演出，否则肯定赔钱，可固执的奥克斯就是不干。
天晚上，走投无路的奥克斯照例先去小酒馆喝了个酩酊大醉，然后他来到格林尼治村的个民歌俱乐部，听巴菲·圣玛丽唱歌。他想试试看能不能把圣玛丽也拉来。虽说她也不会对票房起多大作用，可多一个人毕竞多一份力量。就在这时，他听到后面某个角落里传来了一阵熟悉的说话声，寻声望去，他发现那竟然是迪伦!那时迪伦已经搬去了洛杉矶，这次来纽约是为了向个画家学画画的，本来不想张扬，谁知竟然被奥克斯撞见了。
“你就是那个从明尼苏达来的唱民歌的小伙子吧?”奥克斯走过去冲着一脸惊讶的迪伦说到，“你还记得你曾经写过的一首反映南美矿工的歌曲吗?现在南美矿工们需要你了，你愿不愿意出把力呢?”
迪伦望着眼前这个满嘴酒气的奥克斯，不置可否地咕哝了几句。自从十年前他把奥克斯从自已的豪华轿车里撵出去之后，迪伦就没怎么和他打过交道了。奥克斯简单地向迪伦说明了事情的原委，然后又把自己的电话给了迪伦，告诉他自已愿意另找一个时间详细地向迪伦介绍智利的情况。第二天奥克斯就把这件事给忘掉了，那天晩上他实在是醉得够呛。
一个星期之后，奥克斯意外地接到了迪伦的电话。几分钟后，迪伦就出现在奥克斯的公寓里。这一次，清醒的奥克斯可不会轻易地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了，他像发表演说一样把自己在智利的见闻和不久前智利发生的政变向迪伦做了介绍，末了还把阿连德的就职演说词念给迪伦听。几个小时以后，奧克斯给组委会的人打电话说: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迪伦说他有99%的可能性会来参加义演!不过他不让我们事先用他的名字做广告。迪伦是说话算话的，我敢打赌他一定会来参加的!”
奥克斯真的是非常幸运的。由于来找他的人很多，迪伦一般不轻易允诺参加慈善义演。他上次参加这类演出是应好友，“披头士”的吉他手哈里森的邀请，参加了于1971年在纽约举办的两场援助孟加拉灾民义演。这次演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迪伦的演唱被认为是他本人状态最好的一次。演出的实况录音被做成一套三唱片专辑，成为当年歌坛的一大热点。奥克斯找到迪伦时，他刚好结束了和“乐队”乐队的那次成功的全美巡演没多久，正想体息一下。不过，听了奥克斯的介绍，迪伦认定这是一次正义的演出，值得自己出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