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泽均（四川）
老余家兄弟姊妹多，六个。他是老大，小学毕业后，他就没有读书了。他家住在城郊，隔城一两华里路。白天他就挎两只箢篼到山上去拾粪，帮父母挣工分。那天天拾粪也不是那么好找的，他人虽然生得矮小，但很机灵，爱动脑筋，他拾粪时就到处走，边走边看边观察，发现穿山堰那边，山脚下有个牛奶场，有人每隔两天就要挑牛粪到半山坡里的大茅坑里去倒。等人走后，他就去看，发现倒进茅坑的牛粪并没有沉到下面去，茅坑里的水粪不是太多，上面的粪皮子比较干。于是他见四周没人，就下到粪坑里去偷粪。粪坑里还有些水，粪皮子乘不起人，他就去抱了些玉米杆来放在上面，搭上箢篼就用手朝里刨，三五两下就是一大箢。那时他又不嫌赃，刨粪的双手又找不见水洗，待把偷来的粪安顿好，双手就到土里去几搓几搓就干净了，见了能吃的东西也会随手拿起来就吃。
待他把粪藏到较安全的地方或庄稼地、或小树林，转身到竹林里去撒尿，发现有些农家把猪、牛粪储到竹林里，这又为他开了方便之门。这下他心里更有底了，但他怕被人发觉，他还会找其它地方，几处轮换着去偷。
这之后，他每天照例地去拣粪，和另一孩子俩人一路。他姓余，另一孩子姓罗，姓罗的这比他大两岁，有十七了，他十五岁。从前的孩子家里穷，发蒙读书迟，基本上都在十岁。这下，他们每天出门去拾粪也不着急了，差不多八九点钟就到城里的老车站旁去打漩漩。把粪箢篼找个地方藏好，就到车站旁去闲逛。这时有从金华拉米下来的板板车路过，那些车就停下来给牛喂草喂水，或有的到饭馆去吃饭。一转眼，他们就从别人的米框里撮一衣兜米跑了，拿到饭馆里去加工，一斤米，加工费五分钱。他们也会留下一些米下顿来吃。这样，一来二往，他们与饭馆也混熟了。吃饭前，他们拿一人去和卖饭票的聊天，一转眼，另一人就从票架上偷扯下一撂饭菜票。第二天俩人就大摇大摆地到饭馆里来吃饭炒菜了。
他们有时也到别人家去偷桃偷柚子。那次去偷别人的广柑，他们是晚上三点多去的，他们白天就看好了，晚上背个背篓，拿根扁担。因为别人怕你爬到树上去摘，就在树脚下的周围捆上了枣子刺。他们怕近前，但那树大，枝果撒得宽。大罗人大些，胖些，他就杵着扁担蹲下身，叫老余踩着他的肩膀站上去，他靠着扁担桩子就要稳些。背篓放在下面，老余摘一个就朝里面扔一个。那是好大一棵树哦，黄黄的柑桔结得跟繁星一样，要不了半个小时，他们就摘了大半背篓。怕背不起，下来老余拿扁担，大罗背起背篓就迁趟。他们连夜连晚地把柑桔分了，第二天一早，天一见亮就听见别人在骂了。大人知道此事后，也只是骂了一顿，没怎么深究，毕竟大家都没吃饱饭。
他们去偷柚子，也是白天就去看好了，哪些个大，在哪边。记在心里后他们就回家去砍一根六七米的长竹竿，上边牢牢绑一把弯铁镰。晚上，别人搭了把竹躺椅在树下睡守，虽然是晚上，他们也辨得清树叶要黑一点，柚子要泛白一些。他们轻轻地走近树下，那树高大，枝桠也是撒得远，他们拿竹杆去钩下来，一落就落在衣兜里，听不见声响。有次没想那一钩没钩住，那柚子一荡，就从旁边荡下来，“咚”的一声掉到了地上，这一下就惊醒了守果人。
嘿，狗日的些胆子硬是大哎，老子守在这都敢来偷。
这下他们竹杆也不要了，扯起趟子就开跑。
有次，他们又去偷歪嘴桃，那桃个儿大，又脆又甜。他们是中午去的，守桃人也是搭把竹躺椅在树下眯眼睡守。那家人的桃树是在房后，他的后房较低，是从正房搭下来的一个偏房。那桃枝挂在房顶上，一站上去就好摘得很。也是大罗把老余顶上去，他就在下面观风。但刚摘了几个，就被别人发现了，大罗便脱兔似的跑了。见守果人已到了房檐边，老余也不敢往下跳，被吓住了，便双手按住瓦往房檐爬跑。这下，守果人反而不追了，停下步说，娃儿，莫动莫跑，快下来。老余也停住了，但不敢下来，怕一下来就被他擒住了走不脱。他见老余犹豫，就从房檐下拿出梯子把老余接下来。他可能是怕老余在慌乱中把屋瓦给他踩烂了，二是怕在慌乱中失足从房上摔下来，如果摔坏了手脚，摔出了人命，那麻烦就大了。所以他把老余接下来问：“哪个叫你们来摘的？”他的声音比较柔和，没有多少责备。“没得哪个，我自己来的。”“那二天莫来了哈！”“嗯”。老余点点头，转身就想快步离开。“回来”。老余吃了一惊，回过头来。地上有摘下的五个桃子在那里，他从地上拣起来捧在手里。
“把这几个桃子拿回去。”
后来，慢慢地长大了。十八岁时，老余成了家里的一个主要劳动力，天天在生产队挣工分。大罗劳力好，还当了生产队长。他当了生产队长，他们是难兄难弟，星星跟着月亮走，老余肯定也要沾光了。于是，他叫老余当记分员。平时地头队尾走走，查看是否有人来迟走早，但队上的大多数人基本上都没有钟和表，出工时都是队长前院后院地去喊一遍，待他都挑着桶或箢篼站到保管室的晒坝前，如果五分钟还没到齐，走到最后那个就要扣工分了，每天都是凡是去最后那个就要扣一分或两分。那时的一分两分也不是小事啊，他们都是凭工分分粮吃饭。那时一个劳动日摊得很低，辛辛苦苦劳动一天才摊五分钱，也有摊八分一角的。那时平坝里的还没山区的好过，山区的有山林柴草烧，坝区的就只有买煤，买煤就得多一笔开销，缺吃缺烧那是连着走的。
生产队的公猪房养了三头母猪，凡是买干猪草或母猪下了崽要买黄豆，大罗就叫老余去。那时老余胆子也大，明明只买了三百斤干猪草，老余敢向保管员报五百斤，黄豆买了五十斤敢报八十斤，保管员是他们院子的，好多事他也不好深究，况且有好事时老余也没忘了给分一杯羹。
大罗爱喝点小酒，凡是老余搞到钱了，他们十一点半收工，要那天逢场（那时是五天一场），老余就问他上不上街。他们都是年轻人，贪玩好耍。一上街他们就要到潮盐门的小酒馆去喝酒，一人三两，两捧花生。酒是苕干酒、高粱酒，便宜，才八分钱一两，花生一角钱三两，两个人喝一台酒还用不到一块钱。
有时。生产队主要劳动力要到城里去挑粪。先到城里去把粪舀好，长长的一排粪桶排放在那里，看看时间还不到十一点，大罗就叫大家到城里去逛一会，十一点集中往回走。这时他们哪也不去，两人直接就到酒馆喝酒去了。那时的酒馆不卖饭，他们喝了酒就挑着粪往回走。他们家离城也近，走快点也就半小时。
那时别人都饿着饭，老余却还吃得比较好，他爱得意地给我说。他说他这人比较匪，敢逮蛇剐了皮用锅来炖着吃，有弹弓可打鸟。秋冬季可到田里去逮鱼捉黄鳝，晚上有时还到别村去打野狗来吃。那时的人还没有吃野味的观念，一心就守着那几粒粮食。现在是以前不爱吃的大吃，以前大吃的现在不想吃。
当然，老余每次有好吃的也没忘了叫上大罗。他俩是鸭子脚板一联。有时听评书、看电影，这村追到那村，只要听到大罗在院外打口哨，就知道他来了，他们就一起到代销店去买烟抽。那时抽的是月月红、黄金叶，有钱时就抽大前门。他俩好，所以，凡是生产队有买卖的事大罗基本上都叫老余去。有次，生产队卖统购，二十多挑谷子担到广寒寺坡上的粮站去卖。那收粮的又说谷子湿了未干，又叫他们倒在粮站的坝子里去晒。挑粮来的和他们一起晒好了谷子以后就回去了，大罗就叫老余和粮食保管一起守着凉晒的粮食，下午过称入库，中午他回家去吃了饭又来换我。下午，当我们把二十多挑谷子弄去过了称，天已落黑了。但过称后的谷子还多了一百斤，于是老余和保管就连夜连晚地把剩下的谷子挑到何家桥的打磨房去打出来，米糠不要抵了加工费，他们把烟给机手发起，叫他叫附近的来买米，比较便宜地就把米卖了，随后就到酒馆里去喝了酒才摸黑回家去。
在外面喝了酒，回家饭就吃得少，母亲说，在外面吃了啥的吗？没有，就是不想吃饭。父亲说：“现在外边比较乱，万莫去作那些为非作歹的事。人，啥时候都要活得有志气。”
但父亲说归说，当真的临到好事的时候，心也就有些管不住自己了。春天的时候，有近二十条笼仔猪儿要卖了，过秤的时候老余记秤斤，别人报的三十斤可以写二十八斤、三十五斤可以写三十二斤，这样一下来，近二十头猪，就会省下一两头猪来。还有这些猪路上要拉屎拉尿，还要算一些自然损耗，这样一算下来，两头猪老余和保管就会多出近一佰元钱。那时，一个国家干部的工资一月都才二三十元，这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可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天星不会总是那么顺。
当老余和会计又一次酒足饭饱后，从饭馆里出来时，走到杨家一巷被人盯上了。他们一看势头不对，就朝巷的北头跑，刚跑几步巷前围了两个，巷后有三个在追，他们跑不了了，五个青年人围了上来。会计二十八岁，人较滑，他见北头来的一个立足未稳，一个勾拳打过去，那人一个趔趄倒了下去，于是他右肘一拐推开了扑上来的另一个，一个闪身逃掉了。幸好卖猪的钱在他身上。
他们一齐围上来，反扭了老余的左手，动弹不得。老余个头较痩小，只有任他们搜干净了卖猪余下来的近百元钱和两包大前门烟，最后在老余身上打了两拳，又在屁股上踢了两脚，老余扑倒在地，他们跑了。
当大罗和会计赶到时，老余已走出了巷子口，额头上挂着血痕。
真的是报应，老余知道。
杨泽均（笔名﹕杨焱），四川遂宁射洪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