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吃过很多苦，至少被很多人这样形容过。出生的那年奶奶就去世了，隔年父亲去世，他去世的那年我刚刚一岁，还不会说话，躺在堂屋中间，咿咿呀呀，瘦成一根柴，被预言活不过那个夏天的家伙，如今已经好端端的活过了二十六个年头。
在那些年是吃不饱饭，没有米的。我妈每天煮一碗饭，剩下的就是红薯。米饭基本归我，大人们吃红薯，或者下一碗白水面。白水面吃到吐，红薯早吃够了一辈子的。所以再也不想吃。这不是矫情。
我爷爷手巧，到山上砍茅草编扫帚，我就带着镰刀跟他上山。花一个月编好扫帚又跟在我爷爷身后到集市上去卖钱。每次卖到些钱爷爷就带我吃包子，一毛钱一个，蘸上辣椒油，喝碗冒着热气的豆浆。那曾是我童年最大的奢侈，不过为了省钱，我总是舔舔嘴唇放下筷子对爷爷说，好饱。当然，我爱我爷爷，发誓未来的某一天一定会带着爷爷去包子铺，昂首挺胸的对老板说：“给我们先来两笼，哦不，四笼。”
而我爷爷在我小学的时候就去世了，那个时候爬桐梓树，滚铁环，调皮捣蛋，成绩倒数。他走的前几天拉着我的手说，你要好甚的书啊。不然以后啷个搞?他跟我们村所有其他的老人一样，读书少，一辈子在田里忙活，爱家。所以想要我上大学，可以光宗耀祖。然而，直到他走，都没有交给他一份满意的通知书。他走的那天，我哭成了个傻逼，之后成绩一年比一年要好，奖状也贴满了整面墙。
可是啊，他再也看不到了，听不见了。可是啊，我是九零后啊，那些所谓娇生惯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九零后啊。
却有个有钱的亲戚，亲戚家的小儿子比我小一岁，他们家在镇上。我们是土瓦房，每次刮风下雨就担惊受怕。跟我妹爬过楼梯，到楼上，端着水盆去接雨水。他们很早就是三层小洋房，地上是发亮的地砖，墙上是流行的花纹，玻璃门，新式马桶。第一次装上电话的时候，我跟我妹争着抢着要接电话，号码背的滚瓜烂熟，相较于在亲戚家的电脑面前老实巴交，要知道，弄坏了，怎么赔得起。我当然知道，这就是那个倔强的内心背后强烈的自尊心。它要强又脆弱。在遭受贫穷的日子里，物质上的匮乏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更要命的是，贫穷让人变得不自信，胆小自卑，这样的伤害深入骨髓。
在那些年里，因为亲戚家的富裕，我们家的贫穷，所以我妈就自动沦为了两家的老妈子，虽然我不知道为何会这样，但这似乎约定俗成，理所当然。亲戚逢年过节对我们的大手笔，我妈都得一点一点的还回去。具体表现就是，每个周末我提着当季的蔬菜、土豆、米，舍不得吃的腊肉、猪脚，走好几里山路，推开哪个玻璃门，把东西带给他们，然后吃过晚饭，跟我兄弟，一起去上学。虽然我一直感恩亲戚对我的恩惠，时常塞给我零花钱，还有真切的关心和教诲，但作为一个儿子，谁又愿意看到，忙碌的老妈，把舍不得吃的东西全都给他们，好东西都要等他们来了再吃，而任由自己双手的老茧脱落一层又一层。
那些年，我的耳边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一切都会好的，总有一天，我会跟那个小洋房里的小少爷，肩并肩，数星星，看月亮，像个亲兄弟一样。
后来，很多年过去了，我考上大学，而他没有。他的家庭变故，生活也大不如从前潇洒，毕业之后过得也不如意。
而我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了市政府，每次回老家跟我妈走在镇上就会被人夸，儿子多么多么能干，从小多么多么听话上进之类的……我妈的白头发越来越多，布满皱纹的脸上，笑意盈盈，像个小孩子，幸福极了。
每年春节回去给爷爷上坟，坟头的草越来越深，像极了当年我腰上别着镰刀，跟在他身后，去山上找的那种草。我点上一炷香，烧灭几纸钱，叩几个头，道几番愿，就像从前跟他祭祖一样。他说：“孙子哎，他们是能听到的，你心里想的，他们都知道的啊。”
我很爱我的家人，很爱从小疼我的爷爷，所以为什么不努力呢?当年我不努力，现在就会住在村里，去工地搬砖，跟隔壁村的姑娘结婚;当年我不努力，我的父母就受人欺负，更加不会受人尊重;当年我不努力，就会重复父母的生活，我的选择，我孩子的选择权就会大大减少。
这世上通往成功的路很多，但很多时候，除了努力，我们其实无从选择。
镇上的包子店还在，还是那个地方，十字路口，车马喧腾。只是周围早就高楼林立，老板换了，味道也不如从前，可依旧每年回去，就会清理下嗓门，叫道：“老板，两笼包子，两碗热豆浆。”
人流不息，我隔着包子升藤而上的热气，仿佛觉得，你还在我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