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闫武装
小时候，父母与妹妹在城里工作居住，我是家中长女，陪祖母在乡下生活。感冒了，我常常按祖母的吩咐，自己去村上伯父工作的闫庄大队合作医疗站就诊。医疗站不大，只有我的伯父一位工作人员。他既是医生又是护士，既坐诊又出诊。诊室里，总有不少年轻的父母陪着同我一样大的孩子来看病。那些小孩看见针头就哇哇大哭，必须父母强压住，总是微笑着的伯父才能给他（她）们打针。轮到我时，总会自己主动上前，靠在铺着洁白床单的病床边上等待着。伯父很快就给我打完针，仿佛蚊子叮了一下，有点异样，但一点都不疼。
我总是在大家的夸赞中，开心地回家去。再次去打针，诊所里依旧是一屋子看见针头爱哭的小孩、强压住他们的父母和微笑着注射治疗的伯父。依然是离开时那些父母的歉疚、微笑着的伯父和大家一连串对我的夸赞。那时候，我常常在想，伯父打针的手那么轻，语气那么亲切，脸上总带着温和的笑，他（她）们哭什么呢？后来离开乡村随父母去城里上中学，才明白应该是心理作用，也应该是祖母言传身教有方，让我从小懂事，坚强，不怕困难。而作为侄女，感觉本来就性情温和的伯父好亲切，那种对医生的恐怖也就远离了。最令人怀念的，是如果伯父给我开了中药，别的小孩都是压住强罐，可我总是端起碗一饮而尽。我因此常再度赢得大家的赞赏，那让我仿佛带了一朵又一朵大红花。现在回想，依然仿佛那针、那药碗里，有着伯父无比温暖的笑。
小时候的记忆中，路遇伯父，总是背个印着醒目红十字的黑色药箱去上门服务。而他工作的医疗室总是人来人往，他仿佛从不知疲倦，总是微笑着，和蔼可亲地对待每一个病人。大家也从不插队，总是自觉地按序就诊。若突然来个急症病人，等待就诊的队伍便自动退后一步。我总觉伯父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吸引着、感染着，让大家不由自主遵守着规矩。乡亲们并不懂多少文化， 在我伯父面前却始终自觉地用“仁、义、礼、智、信”彼此约束着，井然有序。每逢春节，伯父医疗室的门上都贴着“精益求精热诚服务，保证人民身体健康” “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之类的春联。一年一换，从不重复。而中药柜上则贴着“白头翁牵牛耕地，红娘子车前戴红花”之类的趣联，为病人增添欢乐气氛。
方圆几十里十多个村庄，我的伯父几乎每家的门都登过。总不辞辛劳地为那里的老人，年轻人和为孩子看病；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他都一样对待。从不恃强凌弱，从不嫌贫爱富，从不怕苦怕累。不论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他总是随叫随到。饭吃不到时候他不怕，雨淋湿衣服他不管。走夜路，走远路他不推。只要病人不耽误，他的双脚从不停歇，他的微笑始终挂在脸上。若是农忙时节， 伯父家的农活总是有人主动抢着去帮忙。过年时节，祖母总是笑眯眯地，一遍遍给我叙说那些传遍全村的，对伯父极尽赞扬的社火曲儿。
我的伯父今年已七十九岁高龄。岁月无情，半年前去看望伯父，他正躺在县医院重症室的病床上。充满药味的治疗室里，伯父不再是医生，医生已成了一位年轻的小伙。我给年轻的医生说，我伯父也是一位医生，他一辈子治过好多人的病，给好几个村庄的人看过病，请他一定用心治！医生认真地听着，认真地给我解释病情与手术的良好恢复。可我总觉那仿佛是空话，是虚无飘渺的。尽管我知道他的确是用心了，伯父的病也的确好转了。
伯父虽然一辈子生活在乡村，可他骨子里就是个文化人。祖母在世时告诉我，伯父小时候跟着村子里的老医生学医。他天资聪颖，学得很快，老医生很喜欢教他。不知不觉，他就学了一把治病救人的好手艺。1960年，他被选为村卫生员，1979年公社革委会把他从乡卫生所派到闫庄村办合作医疗站工作。他多次被评县上评为先进赤脚医生，还在全县卫生工作会议上发言，交流经验。良好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又加和善的为人和始终不愠不怒的好性情，让他从医的道路一路风生水起，也让他这一辈子都被方圆几十里的人所崇敬。年前父亲从老家回来，我问起年逾古稀的伯父，说他依旧在给人看病，我还在惊喜伯父的好精神，可谁想到后半年伯父却深受病痛的折磨。这个秋末冬初，我和爱人去看望伯父。伯父虽然卧病在床，却一再叮嘱家人给我们沏茶倒水，给我们做好吃的，生怕冷落了远道而去的我们。
我的伯父虽然只是个农民，可他不仅是一位一辈子受人爱戴的医生，而且用无形的身教为我们竖起了一面为人处世的明镜。不久又是春暖花开，惠风和畅。愿我熟悉的乡村老家， 依旧能看到我的伯父微笑着、温和地给病人妙手回春的美景，更愿科技再先进些，让病痛彻底远离这个世界，让所有和我伯父一样的老人们安享晚年！
作者简介：闫武装，女，天水长城中学教师。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东方散文》签约作家，出版散文集《筑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