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陈涛 一读书人
夏天迟到了，西瓜却是惊人地准点，怪只怪“大棚把季节搞乱”。然而，这个季节的西瓜，是不进大棚的，真正搞乱季节的，只能是催熟的药水。大棚无辜也无害，平白躺枪，换来的是买卖双方的皆大欢喜。有人欺骗，有人自欺，才能安心吃瓜。毕竟，瓜还是要吃的。
被药水搞乱的，除了吃瓜的季节，还有挑瓜的程序。
论块买倒还好，大可望闻问切一番，倘抹得下脸来，先尝后买，更是万无一失。整个买的话，问题就来了，老办法是敲。对于这敲，我是受过扎实训练的。一手托瓜，二指轻扣，发出“咚咚”的声响，像是敲在干燥的木板上，托瓜的手微微感到震动，则是熟了的，否则就是摘早了，差着日子呢。越是好瓜，皮越薄，熟得越透，声音越就脆，震动就越明显。稍稍用力一拍，或是指甲轻轻一戳，便整个儿裂开，则是极品。用不着什么高科技，单凭朴素的经验就把生活打理得很好，人活也活得踏实。
然而，高科技面前，土法子失灵了。以前买西瓜怕生，手段用尽只为挑出熟的来，而现在怕的，则是催熟过了头，切开来露出白瓤的情形，罕少出现。老办法已告失灵，老的习惯却不便说扔就扔，照例拍打一番，仍是挑瓜群众的标准动作。可拍打完了也就完了，买与不买，全看眼缘。然而拍还是要拍，不拍不专业，那么一拍，就相当于递了话过去：老子懂行。就跟老电影里面车子一旦熄火，必然掀开引擎盖查看，有身份的人喝杯红酒，总要郑重其事地先摇上半天，是一个戏码。结果是好是坏，总归是自己的选择，买到好瓜，自是欢喜不迭，就算瓜不好，也不格外觉得憋屈。看似不切实用的小动作，往往牵出满满的内心戏来。
二三十年前，我的老家永集村家家点瓜（西瓜播种，要用点的，不说“种”），又是无籽西瓜繁育基地，比我年长十岁以上的村民，有一个算一个，都练就一手挑瓜的好本领。预备采摘的西瓜先不去秧，抄起来一掂，重量立马了然，上手再一拍，生熟便也判定。是摘是留，全凭这一掂一拍，误判的情况极少发生。熟的摘了卖掉或是吃掉，生着的放回原处，由着它成熟。那时的农村，教育水平还很低，缺乏智力的土壤，生不出拔苗助长的精明来。
与西瓜有关的经历，最难忘的，要数看瓜。西瓜将熟不熟的时候，瓜田里东一座西一座地，搭起了草棚——我们管叫“瓜庵”，人跟着也住进去，昼夜守着，直至采摘完毕。其实，我自小就对看瓜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只是心里有一百个欢迎，便从不质疑。小偷与警察的游戏，大家都愿意当小偷，可没了警察，小偷也当得无趣。很多严肃的事情，也无外乎严肃地做着某种游戏。
偷瓜倒是有的，却不过是小孩子的恶作剧，故意跟看瓜人周旋，制造出紧张的空气来，好吹皱生活的一平如水。这事我也干过。割草时趁人不备，摘下一个扔筐里，再拿草掩上。倘若成功，则面上尽管若无其事，心里却是一整天地窃喜不已。至于是生是熟，是吃是扔，也就无关紧要了。如果恰巧摘了个甜瓜，而又有人分享，则可在窃喜之外，多得一份恭维，出额外的一份风头，就告圆满了。一整天挎着个大西瓜乱窜，有被抓的风险不说，还很累人，便也不常实施。印象中，最常用的，是摘了西瓜直接扔进引水渠，大伙儿脱了衣服，一哄而下，有得玩又有得吃。西瓜吃罢，人上了岸，瓜子沉底，瓜皮喂鱼，毁灭了所有的证据。再一泡尿，肚腹也空了，一身轻地又投入另一场游戏。
胡闹归胡闹，大家心里却有数，分得清谁在玩耍，谁是一门心思占便宜，行真正意义上的偷窃之事。对于偷瓜贼，我们会拿异样的眼光瞧着，认定他是坏孩子，排除出玩伴的行列，甚至连他的兄弟姐妹也要列为怀疑对象。这些是非观念，无疑得自大人，然而奇怪的是，孩子每每厉行，而大人却常常装傻，甚至于同流。
看瓜与偷瓜，是全村人的游戏，是大人配合孩子演出的一场警察抓小偷的大戏。大戏之外，围绕着看瓜与瓜庵，小戏也是玩不尽的。小戏可以是独乐乐的独角戏，也可以多人齐参与，与众同乐。就算是独角戏，也并非没有对手，只是那对手不必是人，可以是蚂蚁，是“猴子”。
蚂蚁有很多种玩法，我最擅长的是在雨前，蚂蚁搬家的时候，对其进行围追堵截，看着蚂蚁急得团团转，而终于走上我规划的路线，或是入了我设的圈套，便觉得干了件了不起的事情，心里是满满的成就感。这类游戏，开始都有大孩子带着玩，玩法也大同，只是一般孩子没有长性，不一会就腻了，纷纷走向极端。弗洛伊德说，人皆嗜杀，我深以为然。玩到无聊的当口，多数孩子便起了杀心，非赶尽杀绝不能尽兴。大概只有我，始终不逾谑而不虐的游戏规则，及至后来竟玩出了不少心得与感情来。“三岁看到老”，孩童的游戏，便是整个人生的预演。善教的父母，应该尽可能创造条件给孩子去玩耍，透过游戏窥出端倪，施以必要的引导和干涉，何必等到木已成舟徒呼无奈？！
“猴子”是一种穴居的白色小虫，学名从来闹不清楚，因其善于顺杆爬，便得了这么个雅号。猴子的玩法是钓猴子，就跟钓鱼一样。一根茅草拔出来，既是勾也是饵，嫩嫩的茎插入洞内，屏气观察，茅草一动便是有猴子咬钩，干脆利落地一提，莫使碰壁，一只猴子就扭啊扭地出现在眼前了。猴子跟一般的小虫没什么区别，只是终日不见光，白嫩许多。我的钓猴子，是不为猴子，只为钓。钓猴子需要的是耐心与观察力，一般孩子玩不来，爷爷教了我，我学会了又去教别人。可终于不见谁成功钓上来过，于是大家纷纷敛了热情，移作他用了。一来二去，钓猴子的游戏，便归了我与爷爷私享。爷爷去了，钓猴子的游戏，我已多年不玩，只当留了个念想。我有时候会觉得，爷爷对我的偏爱，可能就源于这游戏。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无论多么伟大与正经，那缘起却往往琐屑到不值一提，琐屑到说出即是玷污，于是便有了许多动人的谎言。
多人游戏，除了常规的打牌下棋，就是野炊。所谓野炊，也只是生火煮点麦子吃吃而已。麦子因为是新打的，不用放糖，就透着甜味，生嚼着也有滋味。坐上水一烧，香味就给逼出来了，往往等不及煮熟，就被分食一空。有勺子的用勺子舀着吃，没勺子的随手捡两根细树枝当筷子夹着吃，稍微凉一凉便直接下手抓。吃多吃少没人在乎，反正也不为吃饱肚子，氛围最重要。老话说“隔墙饭香”，对孩子来说，怕是只要不在自己家里，就吃什么都觉得香。
简单归简单，准备工作却也少不了。食材好办，麦季刚过，谁家也不差这点口粮，胡乱抓两把塞裤袋里，除了家鼠谁也不会察觉。厨具只需一只罐头盒，铁做的那种。柴火满地都是，十步之内就能搞定。最不易得的是水。倘若瓜地连着水渠，则取水自然方便，倘若离得远，就要费一番手脚，先挖一个水井。名字叫井，其实就是一个坑。挖深挖浅不一定。有的地方三锹下去就能凿出泉眼来，指头粗的泉水直灌进来，不多一会儿就注满了。有的地方挖起来就不那么容易，挖到一米深，也只有蚯蚓那般粗的小水流，还没睡醒似的，总也活泛不起来。不过只要肯卖力气，多挖几锹，就没有挖不出水的道理。这是我小时候的情形，现在怕是不可能了，水沟长年断流，明显是水线下降了。至于为什么，我可说不上来，总的感觉就是，人抛弃土地的同时，土地也在抛弃人。
搞这么大个工程，也不全为了野炊，它还兼着洗瓜、吃完瓜洗手、洗澡等功能。有人住的地方，就得有水，有了水源，才有过日子的排场。既然是过日子，就不能过了白天没黑天。瓜地里过夜是最最难忘的经历。
平日里，大家各睡各家，门窗一关，就把别家关在了外头，户与户之间仅凭有一搭没一搭的狗叫声牵连着。夜晚的村庄，是属于狗和其他动物的，人把自己关在家里，且酿且尝着属于自己那份孤独。害怕孤独的人，都害怕黑夜。不习惯孤独的人，就习惯不了农村。我的喜欢成都，多半也是喜欢它的不夜。睡前或者夜里醒来，听见小区还有人声，看见别家的窗还亮着，即使不闻狗叫，也能安心睡下。我一直有个心愿，想去北极住上几年，为的正是那里的昼夜不分。
瓜棚没有门，各家瓜棚里睡着的人，呼吸着的都是全村人的空气。流动的空气带来了全村人的气息，我每吸一口，都能听见全村人的人鼾声和梦话。整个村子，和白天一样，又复是人的世界了。看瓜的夜，不孤独。
光是对抗孤独还嫌不够，要有些紧张和自危的空气才好。紧张的空气易得。那时我还太小，一人看瓜的话，家人担心的一定不是瓜，而是我，所以要有大人或大孩子带着。带我的人多半是刘鹏表哥，我就缠着他整夜整夜给我讲鬼故事，那故事还要是跟本村有关联才好，而且离着这块瓜地越近就越好。我的鬼故事，多半是那时攒下的。至于自危，就是造出一帮假想敌来，可以是偷瓜贼，也可以是什么见过或没见过的兽，比如迅哥儿小时候见到的猹。戏要做足，就得有所行动，做出个严阵以待的样子来。我们的对策是挖陷阱，也就是在瓜棚旁边挖坑，然后虚掩上土，守株待兔。剧情需要，竹竿也得备上几根，预备着痛打落水狗。几年下来，贼倒是一个没抓到，反而是表哥晚上起夜，睡昏了头陷进去过，家人送饭误打误撞也中过招。生活，多半时间平静地要把人逼疯，快乐往往是自娱自乐。很小的时候，我就学会了自己跟自己玩，以至于现在，即便整个国庆假期闷在家里不出门，一个人也可以玩得很嗨。
瓜熟了，摘了，照例留一些自家吃，或是拿来送人、招待，余下的用架子车或拖拉运到大营镇上卖掉。赶上这段时间串门，不拘进了谁家，都有新鲜的西瓜吃不完地吃。转一家，就能吃饱，再转就会撑到，想进第三家的门，就要先问问自己的肚量了。实话实说，那些年，我吃过的瓜成百上千，可真正“又圆又甜又起沙”的委实不多见，就像天使面容魔鬼身材兼又知书达理知冷知热的女人同样罕见一样。上帝造物与造人，大概都遵循着一个原则：极致的都给得少。我看现在的万众创业，多少有点逆天的意思，都想当富豪，结果也只能是骗骗别人，再被别人骗骗，两下一找补，竟是空忙一场。
与瓜有关的经历，我最不愿记起的，是卖瓜。瓜农对瓜是有感情的，拿孩子作比多少有点矫情，可那份情感却是任谁也无法否认的。农民与商人的区别就在这里，出身农民的商人对物总怀着份感情，商场上冲杀就多背了一份负累。我的创业不成，归根到底，还要怪骨子里残着的这份农民情感。我体味得出了瓜农跟顾客讨价还价时的辛酸。那辛酸，一方面是为自己觉得不值，另一方面是为西瓜觉得不值。我相信那瓜，吃到种瓜人的嘴里，跟吃到买瓜人嘴里，味道一定大不同。麦农白口吃馒头，都是喷香的，你信吗？我在农村时就有这种感觉，现在没了，麦子磨成面粉再蒸成馒头吃到嘴里，麦农注入的那份感情，经过一道道商业操作，早已散失殆尽。更重要的是，如今种麦子的人，大概也不能称其为麦农了。人若不懂得敬物，只知物能生钱，便永远也尝不到物之于人的极致好处。这点我非常肯定。不服气的只问问自己：打白面馒头里可曾吃出过蜜甜的滋味来？
三十年前，大姑家拉了满满一拖拉机西瓜去卖，得着的钱刚够买一台吊扇，还差着点零。一车西瓜，一台吊扇，我在心里将算盘翻来覆去地打，总觉得不应该划等号。那一刻，我捕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从我心底冒出，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它的名字叫不公平。又是多年以后，当弟弟跃跃欲试，想去外省承包土地种麦子，我押上了作为哥哥的全部威严和见识，斩钉截铁地喝止他：种地，是没前途的。人活于世，最最基本的，无外乎有食果腹，可为何养活全天下的农民，反倒沦落成了穷鬼呢？当农民的想了几千年也想不通，想不通就索性不想，只管逮着了机会就要逃离，或是读书，或是务工，每个走得动的农村人都抱定了出走的念头。农民对土地爱到极点又恨到极点，他们不惜背上日重一日的乡愁，也要踏上背井离乡的不归路。背井离乡才是农民的理想归宿，而乡愁则是必须偿付的代价。
我吃瓜的极致体验，是在哈尔滨，我去大学报到的当天。水桶那般大的西瓜，就摆在宿舍楼下叫卖。“曾经沧海难为水”，对于西瓜早已脱敏的我，却最终也没经得住诱惑。那味道，如今想来已不太确切，只是固执地认定了它的无可超越。要我赌咒发誓说吃过那样的西瓜，我是不敢的，毕竟已是十六年前的旧事。如果这一切都是我的臆想，我也只能不情愿地承认：新鲜的希望，或许比古老的乡愁，来得更切身又猛烈些。
四川人常拿“瓜”作形容词用，说谁瓜，就是骂谁傻。这在我入川前，就有朋友特别提醒过。刚到成都的时候，我去川大南门外的小文具店买草纸。一打纸拆成几打卖，还都标着原价。觉着不爽，嘴里就嘀咕两句，接着就领教了非常著名的四川版三字经：“瓜娃子！”敢情这是要试我的文采啊。我心里想着，嘴巴却抢先一步，以地道东北味的三字箴言作对。看图识字般地，从那人脸上我学到了一个新词：“瓜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