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去世早。
爷爷去世的时候，家里只有两间破西屋，穷的可怜，吃了上顿没下顿，奶奶怕二姑饿死，就把二姑送给了有钱的人家，奶奶硬撑着，把两儿一女拉扯大，成了家。
民国三十二年闹灾荒，庄稼几乎颗粒不收，到处荒草湖泊，人迹罕至，又赶上了战争，人们的生活极其艰苦，简直是度日如年，当地人纷纷外出要饭活命。奶奶在家无法维持生计，也走上了要饭之路。在要饭的过程中，奶奶来到了临清康庄，遇到了一个开染坊的大户人家，染出的布五颜六色，好看极了，奶奶驻足观看，恰好被染坊的掌柜看到，染坊的掌柜和夫人看着奶奶要饭可怜，就劝说奶奶给他家“做保姆”——照看三岁的儿子，外加做饭，管吃管住，每个月给奶奶一些工钱。在那样的情况下，别说给工钱，只要能管饭饿不死，就心满意足了，所以奶奶很快就答应了。
我的大爷和大娘当时在堂邑县（现在的堂邑镇）理发，两三年之后，生意渐好，日子比以前富裕了不少，我的大爷就给家里盖了三间新北屋、一间厨房和一间大门。房屋盖好了，特别孝顺的大爷就把我的奶奶从康庄接回了老家，还给奶奶不断地买些营养品。
奶奶是个心强的人，一辈子不怕吃苦，勤劳持家。奶奶除了照管家，还利用空闲时间和晚上纺线织布，织的布再拿到集市上去卖，卖的钱换回些菜米油盐。
困难时期，爹和娘带着我去了夏津县，靠着爹的理发手艺，一家三口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生活艰苦，我不怕，对我人生打击最大的是1945年家里发生的变故。这年10月，娘患上感冒，发烧不退，什么东西也不想吃，爹找来大夫给娘诊病，说是重感冒，按照大夫的方子吃了20多天的药，娘的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重了，连续高烧，不足一月，娘就去世了。六岁的我，成了一个没娘的孩子。爹给娘买了一口棺材，我摇晃着爹的手，大声哭闹着，非要娘从棺材里走出来，爹无可奈何地用双手紧紧抱着头，也大哭了一场。
娘走了，我和爹相依为命，家里的日子更难了。爹一面忙店里的生意，一面还要照顾我。没有娘的照管，我的衣食起居成了问题，一年后，我的头上生了很多虱子，慢慢地头上就长了疮。处于无奈，爹和我商量是否愿意回老家和奶奶一起生活，我默不作声，只是眼泪吧嗒吧嗒地往外涌。
奶奶听别人说，我头上生了虱子，长了疮，很是挂念，怕爹照顾不好我，就专门去夏津，把我接回了老家，奶奶看到我又瘦又小，心疼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滴。奶奶天天给我洗头、敷药，在奶奶的精心照料下，我头上的虱子很快就没有了，头上的疮也好了。
奶奶很疼我，把我养大成人。和奶奶生活在一起，我的童年不再孤单，好像又有了娘，奶奶和娘一样疼我。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先把锅里的馒头递给我，自己啃着窝窝头，有些好吃的咸菜也是让给我吃，她自己啃着蒜瓣，有时辣的冒汗。现在回忆起来，总觉得自己当时是那么可笑，那么不懂事。
在奶奶的建议下，我上了学。奶奶看我机灵，和伯父商量让我去上学，伯父给我买来本子和笔，还给我一些零花钱；上学后，我参加了儿童团，还加入了少先队，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我仿佛自己长大了许多。那时候，少先队天天晚上跑步，尽管冬天十分寒冷，奶奶总是跟着我去，一天也没有隔过，她搬着一个小凳子，坐在操场边等着我。看着寒风吹佛下冻得瑟瑟发抖的奶奶，我于心不忍，多次劝她回家等我，奶奶总是说等我跑完一块回去，怕别的孩子欺负我。奶奶还总是教育我、鼓励我好好学习，要有理想，长大了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奶奶的教育和鼓励下，1956年，我考上了冠县农业技术学校，读了一年书，就回家在村上做起了民办教师，我认真教学，还加入了共青团，1957年10月1日，我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教学工作中，我认真工作，积极进取，服从组织安排，多次被评为模范教师。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我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我长大了，我的奶奶也老了。她满脸皱纹，精神逐渐低落，经检查，医生说是肺心病。奶奶临终前把我喊到她的面前,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妮啊，你结婚时，把你亲娘的三件陪嫁品，当你的嫁妆带上......”看着病重的奶奶，我哭了，这竟然成了奶奶留给我的最后遗言。1958年农历八月十五日，疼爱我的奶奶终于走完了她勤劳的一生，享年84岁。奶奶走了，家里的“天”塌了，一家人哭成了一片，我一路哭着给奶奶送行......
没有奶奶的疼爱，也许我活不到今天。我的一生深受奶奶的影响，所以，我始终忘不了疼爱我的奶奶。几十年过去了，我也变成了年过八旬的老人，但是我常常睡梦中惊醒，想起我的奶奶，想起和奶奶朝夕相处的岁月，奶奶的身影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奶奶的声音经常回荡在我的耳边。
奶奶，我想你。
奶奶，愿你含笑安息于九泉之下。
【作者简介】刘金娥，1938年出生，中共党员，早年为民办教师，一生勤俭持家，乐于助人，是山石榴的大龄忠实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