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兴波
刚结婚那几年，日子过得比较紧巴。妻子娘家离我们村只有四五里路，是一脚踏两村的近邻，岳父家有一处山坡地还和我们村紧连着地界。妻子嫁给我时，送亲的叔叔、婶娘们回去后不知哪个背地里编了个顺口溜：三间破瓦房，山墙两头歪，檩条成驼背，椽子变火棍。这话灌倒岳母耳朵里，自然觉得脸上无光，当初可是自己做主答应的这门亲事。
生米做成熟饭，说啥也没用，要捞回面子，得想法子精准扶贫啊。
“穷不离猪，福不离书。”岳母以农村老思路的想法给我们两口子下达了养猪任务：每年至少要卖三头大肥猪！
张嘴的畜生要吃东西的，我们村人多地少，人才刚吃饱，哪有能力让这几头猪吃好！
于是，岳母就把紧挨着我们村的那块两亩坡地当做帮了扶阵地。这块地，别的不种，只种红薯。岳母说：“红薯能喂猪，红薯秧晾干打成饲料也能喂猪。”
那条通往岳父岳母家红薯地的羊肠山路，成了我和妻子发家致富的“绿色”通道。红薯挖完挑回，把我家地窖塞得满满的，红薯秧在地里晾干把小院堆得山高。秋雨连绵，红薯秧淋湿发霉了喂猪可不行，得赶紧把秧子粉碎成面装进瓦缸里储存，这样不吃潮、不变味，想放到啥时就放到啥时。岳母到我家伸着指头点了点：头号缸、二号缸、三号缸能腾出来两个用，屋里地方窄，这样那样的，有大缸也放不下，要是有几个四号缸，见空放着就好了。
岳母眉梢一展，果断地望着我说：“明里你就和你叔（妻子喊爸叫叔）去寺弯挑几个四号缸回来！”
我去挑缸？寺弯是河南地盘，离我们这儿三十多里山路，那地方我连去都没去过，扁担两头挂着两个圆滚滚的不敢碰、不能掉的东西可不是闹着玩的。小时候见过村里卖瓦缸的贩子，大夏天的，挑着缸在村里走东串西吆喝，衣服汗湿得紧贴在脊背上，后脸脖子被扁担磨噌得紫红紫红，想着就苦得很。岳母是为我们好，去就去呗，活人可不能把尿憋死，我就爽快地答应了。岳母脸上云去日出，满意地点着头。
听说我要和岳父一起去挑缸，邻居同族大嫂怂恿她儿子红娃说：“我们家也缺两个四号缸，正好有个伴，你也去挑两个回来卧红薯叶酸菜用。”红娃比我小三岁，还未结婚，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毛头小伙儿年龄，听了她妈的话，激昂地说，不就是俩缸嘛，一百五十斤的担子我也挑过，没事儿！
因来回要走七十多里山路，当天下午还要尽早不尽晚赶回来，岳父头天晚上就来我们这儿住下。那天早晨天还在黑嘛咕咚的，岳父就起床了，他把我俩的扁担、绳子准备好靠在门边，不吭不声地坐在堂屋里吧嗒着吸旱烟，岳父是个实诚人，总是以行动去代替言语。母亲喊了我两声，又出去到红娃家院子里，红娃家灯也亮了，母亲听红娃妈在喊红娃起床，跟他妈应了一声就转回来了。我起来洗罢脸，红娃打着哈欠手里拿根扁担过来了。这时天已露明，岳父对着堂屋的光亮看了看红娃扁担上挂的绳子，对红娃说：“有根绳子细了些，回来时走山路怕不稳妥。”红娃妈就赶紧回去找粗点的绳子。红娃和我一样自小没了爹，怪可怜的，他是个大的，后边还有两个小弟弟呢，我现在也算是有个“爹”的人了，和红娃比还算幸福。
我和红娃跟在岳父后面上路了。已是初冬，山里雾大，开始出来时身上感觉凉嗖嗖的，走了会儿，脚手就热火了。山雾裹挟着村庄里飘起的炊烟在山沟里乱串，我们如腾云驾雾的神仙一样，狗吠鸡鸣揭开了新一天面纱。我们翻山越岭，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一个叫姚庄岭的山脚下，仰望山顶，上面还住有人家，岳父说：“上到山顶在下个长坡，就交河南地界了，剩下的上十里路都是平路。”我和红娃虽然心里有了个底，面对堵在眼前的这面大山坡，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打颤，空手上坡尚且费力，挑着缸回来可咋走啊。七拐八拐了近半个小时羊肠小路，我们终于登上了山顶，穿过村庄十几户稀疏人家，便看到了山下一片开阔地带。这时太阳冒出了杆把子高，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和红娃来了精神，走在了岳父前面。这段下坡路有四五里路长，路虽狭窄，上面还算坦和，山脚下有一段路却又窄又陡，红娃说，这截路空着手都难走，能挑得成缸？我也是这样想的，要是没有这座烦人的大山堵在这里就好了！岳父闷声地说：“山这边的人祖祖辈辈挑缸不都是从这儿走的！”红娃已经来了，他妈盼着他挑两口缸回去卧酸菜，我啥也没说。
日头还未到头顶，岳父领着我和红娃到了寺弯缸窑场。原以为到缸窑场看到的是大缸小缸、坛坛罐罐满地都是，到了场子让我们的心凉了半截！缸窑场不但一个缸没有，连个人毛也没见着。岳父指着那个高烟筒说：“是这儿，就是这儿啊，咋没缸了呢！”我们在场子里转悠着，见烧缸的土窑周围堆了些烂七八糟的东西，我和红娃大叫着大老远来白跑腿了。
这时一个胡子拉碴，穿着旧军袄的中年人往这儿走来。“是来买缸的吧，缸窑停烧了，这儿马上要建养猪场。”“旧军袄”说：“现在不少农户用木头、水泥做储藏粮仓，买瓦缸的人少了，剩下的缸转在别处卖，你们可能是最后一次来挑缸了。”岳父往后望了望那个窑厂的高烟筒，我们就跟着“旧军袄”走出了窑厂。
还好，缸罐存放在集镇供销社的大后院里，大号缸剩的不多，我们要挑的四号缸还不少。岳父细心地用巴掌拍拍这个缸沿又挪过身拍拍那个，噘着屁沟仔细地用手指头荡着缸底看有沙眼、裂印没。选好了我们几个挑的缸，一个一个用绳子绑牢，岳父挑的那两个四号缸里还外加了两个做黄酒的小坛子。
我们在集镇边上每人买了碗面条刚吸溜完，岳父就催着要往回赶路。两个四号缸不过七八十斤重，红娃挑着缸哼着歌轻快地走在前边。走到那个陡山坡下，岳父拣了个平处让我们放下挑子，他从来时带的那个挎篼掏出一把细麻绳，把我们每人担子头的缸绳牢牢地绑在扁担上，然后说：“不急啊，我把你俩的挑子挑到坡上面坦和的地方放着，都上去了再一起走。”我和红娃没有推说。红娃就脚跟脚跟在岳父后边先上去了，岳父就这样气都没喘，连挑了三趟，脑门上汗珠子啪啪往下掉，后背心湿了一大块。
我和红娃勉强上了坡顶，两边肩膀被扁担拉得火辣辣的，红娃早就嚷着要放下挑子休息，怎奈坡陡路窄没地方搁，只好咬着牙耐着劲往上上，上到坡顶一个平处，扔了挑子，就仰了八叉躺在地上叫累。
下坡路比上坡路省力些，坡陡路窄，挑着缸好走不到哪儿。岳父怕摸黑，歇了会就催着要走，下到半山腰，红娃实在顶不住了，找了个处就把挑子往下放，挑子也放得猛，后面那个缸“澎”的一声碰到了石墙上，岳父放下挑子走过去一看，喊着说：“妈耶，缸从上到下碰了个大裂缝。你这娃子咋这不小心，劳心八苦挑到这儿了，把缸碰烂了！”红娃搓着手脸红红的傻站在哪儿。岳父走到坡边，扯了几根葛条藤编在一起，把裂缝缸拦腰捆住，又把绳子绑好，剩下了一个好缸，红娃没在叫累了，扭扭咧咧一口气挑到山脚下找了个地方放下挑子歇息。翻过了这座大山，剩下的是一道长山沟和几个平坦些的坡岭，我们走走歇歇，天黑前就赶回家了。
红娃累的几天没见出来，他妈说两个肩膀都破皮红肿了，挑个烂缸回来也没唠叨他。我也是两条腿硬的站不起来，后脖子疼的不敢挨。我们家挑回来四个四号缸，主要是装猪饲料用，母亲就把红娃挑的那个烂缸倒过来用细铁丝箍紧装饲料，好缸让他们拿去卧酸菜。
有了这几个装饲料的四号缸，岳母不光把那块地的红薯秧全部挑来，还挑些包谷、秕豆让掺着喂猪，我们每年达到了岳母“下达”的三头大肥猪任务，日子也过得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两年猪市场不景气，用粮食喂猪挣钱还不如直接把粮食卖了，岳母“审时度势”没再给我们“下达”养猪任务了。我们这穷山僻壤山沟里没有别的挣钱门路，春节一过，村里的年轻人像蜂子一样飞出蜂箱，到沿海地带去打工，一年两年回来个个腰包鼓鼓的，连说话也变了腔；三年四年回来扒了土胚瓦房盖起砖房或水泥平房，羡慕死个人了。我家那丢人现眼的三间旧瓦房还不知羞丑地站在那儿。
岳母说：“你哥在县城上班，全家都去了，也有个落脚点，你们去那里找个事做，总比在这山沟里种庄稼强些。”我们托儿带母像移民搬迁一样离开了家乡到县城谋生，临走时母亲说：“一大家子人到城里生活不容易，城里菜贵，我们都喜欢吃酸菜，买些青菜叶回来自己卧酸菜多合算。”这就几费周折，带了口四号缸到城里帮我们打天下。瓦缸卧酸菜味好不变味，母亲又是卧酸菜的巧手，我们家长年都有味美新鲜的酸菜吃，酸菜也帮我们度过了不少难关。
转眼二十多年的过去了，这口有故事的四号缸已多年没用，我把它保管得很好，再过几辈，称得上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或者叫老古董了。
作者简介：
黄兴波，1966年出生，爱好读书写作，已在各类报刊发表新闻稿件和文学作品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