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扎科·恰佑比( Andon zakocajun，1866-1930)，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诗人、剧作家。
原名安东札科·恰佑比生于阿尔巴尼亚南方扎戈利地区的塞贝尔村一个爱国的烟商家庭里。在风光秀丽的山乡，恰佑比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并在这里的一所希腊语学校里读过书。一八八二年，恰念。佑比随父亲到了埃及，目睹了埃及人民的种种苦难，这对他后来的诗歌创作很有补益。一八八七年，他在埃及的一所法语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又到了日内瓦，一八九○年，在这里读完高等学校的法律系。恰佑比从日内瓦回到埃及以后，阿尔巴尼亚的民族解放运动掀起了新高潮，这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不久，他到了伊斯坦布尔，会见了著名诗人弗拉舍里。在弗拉舍里的影响下，恰佑比很快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一八九八年，恰佑比发表文章，提出阿语字母应采用拉丁字母，反对用土耳其和希腊字母的主张。这篇文章是他投人爱国运动的第一个重要文献。一九○二年，恰佑比发表了第一部同时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父亲一托莫里山》，这部诗集使他一举成名。
恰佑比以无限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了阿尔巴尼亚的独立(1912)。当时他在给侨居埃及的阿尔巴尼亚爱国者雅尼乌鲁霍的信中写道:“只要能分配我工作为祖国服务，那么，在阿尔巴尼亚，不管什么工作，我都要高高兴兴地去做。”他很想回到独立的祖国，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动乱的局势和家庭的巨大不幸(他的瑞土妻子爱乌杰妮和儿子斯戴凡接踵死去)，使他的良好愿望未能实现。不过，他仍然密切地注视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把自己的一切同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严厉地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称它是“次巨大的可怕的流血事件”。他坚决反对损害阿尔巴尼亚和其它弱小国家利益的巴黎和约(1919)。他猛烈地抨击以杜尔汉一巴夏为首的都拉斯国民政府背叛祖国的可耻行径。他与索古皇帝的反动统治不共戴天，对于保皇政体的建立，他愤怒地疾书国王的时代已经过去他同弗拉舍里等杰出的爱国者二道，为使阿尔巴尼亚彻底摆脱土耳其的殖民统治，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他主张武装起义，提出了“要末死亡，要末为自由而生存”的响亮口号。恰佑比与弗拉舍里不同，他不仅不信上帝，甚至还对上帝和耶稣进行了无情的嘲讽。恰佑比晚年生活过得十分艰难疾病缠身，又无亲属照看，一九三O年于开罗逝世
《父亲一托莫里山》不仅是恰佑比的代表作，而且也是阿尔巴尼亚文学史上的名著。这部诗集由祖国、爱情和真假童话三部分组成
在这部书里，作者纯朴而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宛如团团烈火，闪烁着璀璨的光辉。他把巍峨的托莫里山称作父亲，比作圣山、“上帝的宝座”、“奥林匹斯山”(希腊神话中认为诸神都住在奥林匹斯山上)，以此表达了对祖国的无限崇敬与热爱。然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却在沉重的枷锁下面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阿尔巴尼亚人，还有那骡马牛羊，统统都赤着脚，因为饥饿而死亡。诗人在《忠诚一忠诚》和《阿尔巴尼亚人)等诗篇里，以最浓重的色彩，真实地描绘了阿尔巴尼亚受奴役、受压迫的苦难现实，激发起人民群众对异族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苏丹》和《上帝的事业》两首讽刺诗，在爱国主义诗篇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这两首诗里，诗人以尖刻辛辣的笔触，漫画式的格调，冷嘲热讽地揭露了苏丹阿卜杜勒·哈密迪二世阴险毒辣、残暴凶恶的可憎嘴脸。通过这一人物集中地塑造了荒淫无耻的保皇君主的典型形象。这种野蛮凶残的暴君完全丧失了人性，他们“不要任何人留下来，只留下可怜的土地”，因为他们想“单独地生活，同飞禽走兽共居。”诗人讥讽上帝万事皆能，什么都会制造，不过最大的好事是他造出了许多石头和长角的魔鬼。几首歌颂祖国思念祖国的抒情诗是这类爱国主义诗歌中的佳作。在《祖国》诗中诗人横说竖说，把个人与祖国的关系说得淋滴尽致，末尾还表达了自己要回到祖国死在祖国的强烈愿望，字里行间流露出激动人心的炽烈感情。
诗集中有不少爱情诗。无论是怀念妻子的《哭诉》，还是叙事抒情诗《爱情》《希望》，都表现了诗人那种如同工人、农民和牧人一般追求生活的欢乐忠贞的爱情的美丽情怀和纯洁感情。在恰佑比的笔下，对情人的爱与对祖国的爱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
忧国思乡的恰佑比，时刻关心阿尔巴尼亚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他无情地揭露、鞭答鄙视妇女、兄弟残杀等恶习(诗歌《哭诉)等)，他坚决反对封建买办婚姻制度(喜剧《十四岁的新郎》);他无限同情那些“没有粮食吃，也不能安眠，一生都在命令中生活，粮口袋就像蒜头那么一点点”的流浪汉(诗歌《流浪》)。对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埃及人民，他照样也寄予同情和关心(诗歌《埃及》)。
诗集的最后一部分是诗人创作和根据拉封丹的作品改编的一百一十三篇寓言。这些内容丰富、用诗的形式写成的小巧玲珑的作品，无论是在环境描写，还是在各种形象的塑造方面，都具有阿尔巴尼亚的特色，迄今仍属于阿尔巴尼亚最重要的寓言作品之列。正因为如此，恰佑比便成了阿尔巴尼亚寓言创作的奠基者之一
恰佑比还是一位富有才干的剧作家。他不仅创作了至今还保持着生命力的喜剧《十四岁的新郎》，而且还创作了谴责民族叛徒的独幕剧《死后》和歌颂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不朽业绩的诗剧《祖国的英雄》，塑造了阿尔巴尼亚戏剧史上最早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为阿尔巴尼亚戏剧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恰佑比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为阿尔巴尼亚新诗向民歌化的方向发展作了大胆的尝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后来的作家产生了有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