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我们进行了本书的最后一次谈话，地点在波诺靠近尼斯的别墅里。在将近两年之后，我们必须在某处画一条线。当我写下这些的时候，我好像已经记不得在那儿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以怎样的顺序发生。互不关联的画面在我脑中闪过。波诺让他的儿子伊利亚和约翰在游泳池袭击我……那是早上8:15，太阳已经热得灼人，房子里很安静，波诺和我在盯着我的电脑的显示屏通读手稿，一次次地爆发出笑声……日落的时候，房子的CD音响系统在播放U2的新专辑，在歌于歌之间能听到下面的狭长海滩上那些看不见的意大利歌迷们传来的超现实主义的稀落掌声……又是白葡萄酒……艾丽在关门，听不见专辑的声音了……更多的酒……一次我们读到半夜，我说我们得再看一章时，波诺没有任何异议……不停的蝉鸣声在威胁着我的迷你录音机要把波诺的声音压低……我们两个，在黎明时分，并排坐在街对面一家平凡无奇的咖啡馆里，在一切冷漠的日常里，读着更多的章节，试图纠正语言，加入新的话……波诺在楼下的健身房里踩着单车，挥汗如雨，坐在一个他这个魔鬼自己想出来的机器上……最后满面笑容地挥手对我说再见。
我想这最后一次谈话我们得弄清楚一些事。去年你给德国政要、宾州大学的学生和美国国会等写了信，发表了长篇的演讲。你还写了些剧本，你的朋友维姆·文德斯( Wim Wenders)甚至把其中一部拍成了电影，《百万美元大酒店》。鲍勃·迪伦就要出版他《编年史》( Chronicles)的第一卷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你完全有资格来写一本回忆录。我敢肯定很多人看到这本书会问:“到底为什么他需要这个有着怪名字的法国人(波诺笑)来告诉我们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呢?为什么他不自己写呢?”这就像玩手扔球的游戏。我需要一个好的坚强的头脑来做墙，扔球的速度将决定比赛的情绪基调。你真的很慢。
非常感谢。
当然。我可以自己写这本书，但那就不会是现在这本书了，而且那将花上一年时间。
或者是十年……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最后的成果和现在的会不一样。
对。结果会不一样。在某些方面它会更有意思，因为它会非常个人化，但也会变得不太有意思，因为它里面不会有那么多
面对面的争论。我喜欢被人逼着，我已经习惯被人逼了。而且我想，在这个时候，我要做一些解释。
解释?但有谁在问你吗?
我想我是在指我们的观众们，那些给了我这个难以置信的生活的人。杂志访问的性质决定了他们经常不得不把对话提炼成简单的问答和解释。
我仍然不知道为什么你需要再解释你自己。
也许我在试图对我自己解释自己。
所以这就是你需要我这个坚强的脑袋干的事。
我告诉过你，在这些谈话开始的时候，我不想多谈过去。这个项目在逼着我回到过去，在我向前进之前，把我的脑子里的些事整理得清楚点。我通常不会花时间去想这些。我基本上不是个习惯反省自己的人，我总是认为你能在其他人身上发现你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你从来不去想精神分析，或者也许我完全错了，也许你实际上去做了精神分析。
就像我跟你说的，这些谈话让我很接近去从内审视自己。
所以我成了一个兼职的名人的精神医师。我应该脸红。
精神医师或者牧师——你自己选
一个盘问证人的警察。觉得酒保怎么样?我的意思是我提供酒(事实上我每次来访都真的带酒来)，你对我讲故事。
完全正确，虽然酒有时候会变浑。我们需要的也许是一池静止的水，冷而清。
我猜有时一个脑袋里会装下太多东西。也许你的快要爆炸了。
我有一间房间，就是我的大脑，这件房间非常非常……乱!东西丢了一地。一些非常重要的想法和一些非常傻的主意堆在一起。有一瓶开了五年的酒，还有我去年夏天没有吃完的一份午餐。有那些原本不必死去现在却将要死去的孩子们的脸。还有我父亲的面孔，他在叫我整理我的房间。所以这就是我在做的事—整理我的房间。
你真的认为谈话帮你做了这些?
我能写下来，我能画出来。我通常都唱出来。我通常通过谈话从事情里面走出来，而不是走进去
我知道画家路易斯·勒·布洛奇( Louis Le brocquy)对你是个很重要的人物，还有那幅在你都柏林房子里的巴斯夸特②的画也在说明问题。你最好的朋友古奇成为了一个画家。你自己也画素描。你有次跟我说你生命中遇见过最重要的人是巴尔图斯(Balthus)③。我感觉他对你的重要程度从某种角度讲就和强尼卡什一样。
非常相似。
你后悔没有成为一个画家吗?
画画和唱歌是你完全可以同时做的两件非常不同的事。你能边画边听音乐，是一个完整的训练法，这很有趣。画画对我就像是一个方式，让我触及到来自远方某处的那些情感。而且和写歌一样，和与你谈话一样，画画帮我理清我的头脑，那是个很乱的脑子，把扔在地板上的东西捡起来。我画完之后会感觉好很多。
你会用到“悔恨”这个词吗?
你是说因为我没有做什么而引起的悲伤?不。我年纪越大，我做的也越来越多。
我在比较路易斯·勒·布洛奇和强尼卡什在你生命中的重要性时，并没有想到你会这样无条件的投降
他们两个都给过我最重要的生活线索让我知道该怎么去生活。两人都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庄严风度，难以置信的诚实。路易斯还健在。我总是在寻找线索，有些人有，而有些人没有。当人们没有线索的时候，我就不太可能和他们在一起。我不是认为我比任何人要高，但我和年长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感到兴奋，因为他们有太多东西可以给你。和某个刚刚搞清楚怎么让自己在镜子面前穿得漂亮的朋克摇滚乐手坐在一起现在已经不太能让我打起精神了。(笑)
我不太知道你和巴尔图斯的关系。
我们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非常强烈的情感。他住得很私秘，有些人会说那是隐居，在瑞士境内的一个叫做罗西尼埃里(Rossiniere)的地方，住在那幢非同凡响的“大木屋”里。我是通过路易斯·勒·布洛奇认识他的，在巴尔图斯做梅迪西斯别墅①的头时他就深知巴尔图斯。他那时才八十几岁。路易斯叫我带一瓶爱尔兰威士忌去。巴尔图斯和他的妻子Setsuko过着一种正式的十九世纪的生活，真的。我非常敬慕这个女人。我第次见她时，她穿着传统的日本服装。Harumi，他们的女儿，现在已经成为我非常好的朋友了一她是个珠宝制造家，非常有天赋的女孩。我还认识史泰旭(Stash)和提奥(Theo)，他们都是她的前夫。我想我和他们整个家庭都处得很好。我记得巴尔图斯给我看他献给Harumi的房间，叫“满是玩具的房间”。他在房间里放满她女儿小时候的玩具，把它们当艺术品一样收藏着。他们还有一间满是鸟的房间，那些美丽的鸟在里面飞来飞去。那是个充满魔力的地方。我每次去那里，他都要说哈罗，我也这样。我们见面会谈论一切话题:上帝、死亡、性、绘画、音乐，而且这变成了一件持续的事，这种讨论。他叫我去参加他的85岁生日(1993年)②。我去了，屋子里都是朋友和家人，有些著名的面孔，一些底层的当地人，还有一些你也许会称他们……高贵的颓废者，(笑)古老的欧洲家族。这非常有趣。我觉得在那里很荣幸。Setsuko跟我解释说这是个化妆舞会。我说:“我不知道我不参加化妆舞会。”她来到我的房间说:“巴尔图斯已经为你选好了。他是唯一一个也会穿这身行头的人。”那是一件……武士服!(笑)所以，好吧。我就穿上了武士服。到最后，我和巴尔图斯两个人自管自在一起吃饭，穿着武士服。因为他想要谈话。我不知道爱尔兰怎么样，也不知道音乐家们怎么样，但我想他想要再多谈些艺术和音乐。所以我们就多待了会时间。在某个时间，他带我进入他的画室。他盯着一幅画，那一定是他最后一批作品中的一幅。我问他有没有觉得上色困难了。他说:“不，我能上色。”他说:“我最想念的是画。我的素描画得不是很好，他说，现在我不能画了。这让我感到害怕未来。”在那一刻这个伟大的人看上去像丧失了亲人一样凄凉，被未来抛弃了。这个人，生都被人指责为骄傲，在一个音乐人面前消失了锐气。我间他:他祈祷么?他看着工作室四周没有完成的作品说:“这些就是我的祷告。”然后他哭了。我无法用语言来对你形容那个时刻是如何改变了作为艺术家的我。这个年迈的庄严的画家—一唯个被毕加索嫉妒地提起的画家，虽然毕加索那么热爱马蒂斯—20世纪伟大的大师之一，在我面前哭了，为了他现在只能上色却不能画。
我猜你没敢在他面前提起你自己的画。
不，那不是时候用我的作品来打击他。(笑)提醒你一下，我他留给我一个理念，达赖喇嘛说得最好:“如果你想要思考生命，你就要从死亡开始。”这就是开始。我总是认为年长的人会更有趣，像我说得，从法兰克西·纳特拉到威利·纳尔逊，到强尼卡什，到巴尔图斯。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和印度教会比和基督教更有共鸣，我们总是沉迷于青春
你引用过你去世的朋友迈克尔·哈琴斯( Michael Hutchence)的话:“明星是最糟糕的追星族。”但对我来说—一你能提到你和巴尔图斯的关系是件好事—你更是个崇拜者而不是个明星。我把你想成是一个和超级明星一样的超级崇拜者。
太棒了!
链接：《波诺谈波诺》
《波诺谈波诺》（100）鲍勃·迪伦在唱《死不是终结》 Death Is Not the End
《波诺谈波诺》（101）甲壳虫乐队的《我要握住你的手》(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波诺谈波诺》（102）大卫·鲍伊和亨奇·多利
《波诺谈波诺》（103）哪一个生日对你来说最特别?
《波诺谈波诺》（104）像安妮·蓝妮克丝( Annie lennox)那样?
《波诺谈波诺》（105）30岁的时候想过死亡。我有一些恐慌
《波诺谈波诺》（107）波诺的非洲之路有点奇怪
《波诺谈波诺》（106）我害怕别人的死亡，我会想念我的朋友们
《波诺谈波诺》（108）对埃塞俄比亚的倒退有什么看法?
《波诺谈波诺》（109）第一次去南非，是“流行市场”的巡回演出
《波诺谈波诺》（110）U2抗议推倒柏林墙
《波诺谈波诺》（111）我们唱了《我还没找到我所追寻的》(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