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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樯的三部剧作中立春的残酷指数无疑最高。
为了将个体自身的理想与现实可能性之间的反差拉到最大值,他不惜“丑化”王彩玲;为了将个体和地域、群体之间的反差拉到最大值,他又不惜大面积地“丑化”后者,由此显得过于用力、刻意和煽情。
李樯在谈到关于王彩玲的“写丑”是否带有指向性时说,“这是一种寓言,大家都喜欢说我们在乎人的灵魂但是现实生活中当你遇到一个人,心灵特别美外表特别丑陋她说她爱上你你会爱上她吗?我觉得人都是叶公好龙,当意外真的来临的时候就变了”一这仅仅是李檣的人性悲观论之一,他把很多东西看得太透而且让你无力反驳他太清楚最能够触动观众的敏感要害部位是什么,并且毫不犹豫毫不心软地往里捅
悲观才能造就残酯然而李樯剧作中最大的残酷性倒不在悲观宿命(这我们见得多了,而在他本人对其塑造的女主人公,于认同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对立—既有情感上的局部认同,又有理性上的局部不认同,他把观众煽起来的同时,又把矛头和锋芒转向主人公自身,而并非完全将悲剧的根源归结于外部,这种情感认同与强制疏离造成的分裂感,对观众来说才是最残酷的这在立春中表现得元其突出—对以王彩玲为首的底层艺术青年,他在寄予深刻同情之余也不无讽刺。
他们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是自以为是,好高鹜远,脱离现实一沾上艺术就自视高人一等跟人没有共同语言,当他们相互诉说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桩丑闻”、“一个怪物”根鱼刺时,既带有难言的孤独和痛苦但是又暗暗夹杂着一种自夸和自诩,因为他们希望自己与众不同。
由于艺术在很大程度上被他们作为“逃离”的工具和跳板(王彩玲一心要去北京,并直言“不想在这个城市发展爱情”;黄四宝对王彩玲说:“逃一个是一个”而胡全泉则认定“我们都在劫难逃”
因此在他们清高的背后,又不可避免地夹着世俗和势利的尾巴,李樯就“特别提大家:王彩玲不是神,她除了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个实用主义者”;黄四宝后来沦为坑蒙拐骗、遭人追打的小混混,也在情理之中;周瑜则是个典型的伪艺术青年,李檣对他挖苦嘲笑的成分也最重。
相比之下李樯对胡金泉和小张老师这两个角色还是手下留情的,前者充其量是在把王彩玲当工具的人中又增添了一个,而且是杀伤力最小、最容易原谅的一个后者则充其量是拿王彩玲当垫背的人中,又增添了一个而且这种理解还有可能是王彩玲的误解。
至于高贝贝,她的骗局具有令人震惊的戏剧效果但是王彩玲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所以她选择了同情和宽恕。http://www.meiwenjx.com/article/446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