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回眸改革开放发轫的1978年，心里仍是暖暖的感觉。因为作为高考恢复后首届高中应届毕业生，我们的命运在那一年被幸运地改变了。然而当年的我并无此感，却是懵懵懂懂地跨入“1978”门槛的。
那时候仍实行春季招生，一进1月我将高中毕业。记得班里的气氛忽然紧张而热闹起来，三三两两的同学忙着相约到小城唯一的工农兵照像馆留影，连平素相互并不热络，此时也亲近了许多，绞尽脑汁在预赠的塑皮日记本或寸照上写下热烈寄语。照完毕业大合影，往日拥挤的教室倏然清冷，剩下为数不多的我们准备迎考。
我的高中两年正好横跨两个时期。高一的“1976”，国家失去三位伟人，天降陨石，“四五”清明，唐山大地震，十月除“四害”。我们在说是“半工半读”，其实是无休止的劳动中度过一个个难忘的历史时刻。高二“1977”赶上“拨乱反正”。开学后方知班主任换了，我们原在一楼的教室也换到了二楼。第一次见到操着浓重唐山口音的新班主任刘老师，是在班会上。刘老师约四十岁，身着中式对襟灰色夹袄，眼睛不大却极锐利。忽然想起之前见过他，一个人猫着腰在学校外墙书写大字标语，这倒引起当时喜欢美术的我的兴趣，希望以后写字画画儿能得到老师的指导。我的小确幸很快便被刘老师犀利的话锋斩断了。
我对高二记忆尤深的有两个，一个是刘老师的热嘲冷讽：“你们要考上大学，太阳就得从西边出来！”“不学文化，骂大街，揍（就）是小流氓！”唐山口音总是将句尾音挑得很长，似要把他所深恶的粘染在我们身上的痞气拎高亮相，而后隔窗掷去。是呵，小学初中号召“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强调“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和“小流氓”有何两样。另一个就是老师们的敬业。那一任老师的敬业如今想来仍心中暖暖，历历在目。刘老师兼任数学课。我们这一届高中生，说是高中其实从初中起便不怎么上课了，几乎天天劳动，各门知识能压缩就压缩，直到只剩政文（政治与语文课合并）。面对着这一群“新文盲”，没有课本，老师便找来自己上大学时的旧课本，从初中代数的“有理数”开始给我们补，刻篇子、印习题、加课时，甚至晚自习也泡在教室里，大约用了大半年时间才将初中的“初等代数、平面几何”课补完。刘老师的板书很有特点，他讲几何画图形向来不用圆规，手执粉笔在黑板上顺势一旋便是一个标准的圆，然后转身面向我们开讲，往往这是他一天中最恣情快意的时刻。富有朝气的北师大高材生陈老师教语文，他朗读课文字正腔圆，余音绕梁，几乎可与中央电台播音员媲美；归纳段意甚至押着韵脚，读来朗朗上口。错别字是我们最令人头疼的顽症，为此陈老师没少费心思。他细致地将学生们作文中出现的错别字分门归类，用毛笔以正楷样式分色书写在大幅白纸上，贴了满满一楼道，红色为正确，黑色为错误。我在那时才知道同样“大”在上的“夺”与“奇”字，写法竟很不一样。
春节一过，我们便被要求吃住在学校，从校务处的仓库抱来干草帘子铺在楼前瓦房的地上，再铺上苇席便是床铺。由此开始紧张的约计5个多月的高考备战。
我的备考一直没有进入状态。当时，热爱文学的我不假思索选择文科，并未察觉喜欢我的老师流露出一丝惜叹。陈老师不再教语文，而改教理科班的物理。刘老师继续教我们数学，并担任文科班班主任。分班后才发现，程度好的同学大都到了理科班，文科班稀稀拉拉十几人，多为数理化成绩不好者。人少气场便小，那边上课掌声雷动，回应贯耳，这边上课鸦雀无音，只有刘老师孤单的夹带烦怒的讲授。仍然没有教材，全凭老师们精心刻印的篇子。更出乎意料的是，政治和历史两科老师先后病倒，都请了长假，学校也未及时安排其他老师接任。故而每至两科上课，则由我拿着老师准备好的备课讲义，一字不差、密密麻麻地抄写在大黑板上，课后再抄写到自己的笔记本上。如此一直延持到临考前。我想，学校大概对文科班的我们不抱希望了。
考在七月，1978年的夏天异常酷热炙烤。我不幸得了沙眼，两眼如沙砾在内，奇痒难受，恨不得手指抠将进去。一天晚上，我真的难以坚持，只好到刘老师办公室请假，想回家休息。刘老师见状，虽然点头同意，却一脸的无奈，临出门听到一声重重的叹息，似在说：文科班完喽！
我赌了气，并没有回家，而在宿舍里眯糊了一晚……
高考如期而至，我还算正常发挥。考后到刘老师家估分，没想到我最怵的数学竟作对了两道几何大分题。更没想到平日最优的语文意外失利，竟输在最擅长的作文上。分数下来后，理科班高分得中6人，文科班仅我一人勉强入选。
我不抱希望地填写志愿、参加体检，而后便选择了复读。或许，此次高考学校意识到了些什么，新一届文科班老师选优配强，阵容齐整。校长亲授英语，语文由窦老师担任。窦老师约三十多岁，齐耳短发，举止端庄，气质优雅。她讲《将相和》和《赤壁之战》时，背着手站在讲台，不点课题，先以舒缓温润的语调，绘声绘色地讲述激荡千年的历史风云，很快地将我们带入规定情境，再以简言扼要的板书评析。一堂课下来，让人意犹未尽，回味悠深。
当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复读中时，意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是本省师大扩招的专科班。如今得知，1978年全国参加高考610万人，录取40.2万人，录取率7%，较恢复高考的1977年录取率提高了两个百分点。我大约就是那新增百分点里面的人吧。
顾念父母亲年纪大，以及“被录取不报到者第二年取消报考资格”之明规，我决定前往报到。于是，怀着满腹不甘与不舍回到学校，与敬爱的老师告别。一向直言坦率的刘老师顿足抱撼，无语以答，他的爱人也是我复读时的数学老师，在一旁对我好言安慰。与窦老师告别时，我忽然想起作文本没有拿到。复读时每次作文课，窦老师总会选一篇作文堂上朗读，而我的作文常被选中，作文本也常被传来借去。现在想来，那个时刻找那个作文本还有何意义呢？
1978年11月25日，母亲将我送到学校。我是全校唯一由家长送来上学的新生，也是全校年龄最小的一个，年仅15岁。全班40人中应届毕业生仅6人，被戏谑为“小屁孩”。其他皆为长我们20多岁的“老三届”毕业生，有工人，有农民，有知青，有支部书记，有车间主任，有的还是师生，是时代让相隔十余年的人侪为同窗，相聚一堂，置身仓促与简陋中饥餐知识，找寻青春，也让年少的我们瞬间长大，走向成熟。许多年后，当提起高考恢复的前三届，人们总说那时的“大专”含金量高，相当或胜于今日的“本一”。我想何止于此，太多的感慨与感恩都尽在不言中。
作者简介
笔名：云闽，姓名：胡昆平。河北省沙河市人。爱好写作，近年有散文作品见诸报刊网媒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