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重木 深港书评
西方有句谚语叫“elephant in the room”（房间里的大象），指人们对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和现象视而不见。为何会选择视而不见？因为“大象”正是“他们”制造出来的。“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占绝对优势，而那头房间里的“大象”便在其所获利的整体结构下衍化出来，成为“他们”的标识。
同时，受传统语境的熏染，那些遭受着结构性压迫，直面“大象”突兀和问题的底层或边缘群体，也并不会诧异“elephant in the room”。
直到压迫渗透至无处不在，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这些长期处于“温水煮青蛙”状态下的人们，才得以看到月球的另一面，“大象”的怪圈开始破裂。
这便是韩国作家赵南柱女士在《82年生的金智英》这部小说中所展现的问题。作者通过一种传记式的写法，将金智英的成长历程分为女孩、女学生、女职员、母亲等不同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充斥着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性别壁垒。
《82年生的金智英》
（韩）赵南柱
尹嘉玄 译
磨铁·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年9月
家庭：父之家
法国学者布尔迪厄的研究曾指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巩固和再生产的一个重要场域（filed）便是家庭。东亚诸国在历史长河的洗礼中，不同程度地受到以中国儒/法家意识形态和典章制度的影响，父权家族是其最核心特点，因此，在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中，作为女孩出生的金智英和姐姐金恩英，无可避免地遭遇了传统性别意识形态中的差异和不平等对待。
在上世纪80年代的韩国家庭中，“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意识无处不在。一方面，婆婆对媳妇生了两胎女儿非常不满，另一方面，奶奶对金孙又格外呵护与宠溺。男孩被当作父系家族的继承人而得到“小皇帝”的待遇，而女儿/孙女的地位则如阿猫阿狗般：从日常吃饭的顺序、衣服的新旧，到衣食住行使用的多少，都是弟弟是正常份额，最先选择，而姐姐们合用一份，且排在家庭末位。
“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观念正如同房间里的“大象”，在代代相传中成为正统，这不只是历史构建的留迹，更是当代人活生生的创造。那些曾被压迫的女孩，成为了祖母后，再一次压迫初生的女孩，在编织“性别差异”的网格时，原本遭到压迫的女性最终成为了压迫体制的帮凶，她们不只是受害者，也是同谋。
在金智英的家庭结构中，再生产男女不平等观念的主要来自她们的奶奶，这正是东亚传统社会中颇为典型的特征：在《孔雀东南飞》中，焦母便有权力让儿子休掉妻子；在《红楼梦》中，贾母在很大程度上是整个贾府的最高意志。这一权力并不来源于她们身为“女性”，而是来源于她们在伦理等级中的位置，也正因此，她们其实依旧依附在前者上，依附在“忠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制度。
在东亚传统家族中，并不存在“女性”，只存在各种她们被要求扮演的角色，如妻子、母亲和婆婆，而这些角色的功能以及行为也都早已经被预设。因此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妈妈即使看到了自己为弟弟们所做的牺牲，看到了婆婆对女儿们的偏心，但她依旧无法反抗。“妻子”“媳妇”的身份，阉割了她对抗婆婆或是整个父-夫系家族伦理的力量。
在近代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中，出走和反抗父系之家是女儿们的第一个动作。因为“家”不仅仅只是温暖的庇护港湾，它同样还是塑造、规训和压迫女性的第一个场域，它是“父之家”。
学校：教育与知识中的性别区隔
接受教育和获得知识是一个独立个体最基本的权利保障，但女性入校之路，漫长且艰辛：从最开始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到明清时期的闺塾、单性别学校，直至近代，男女同校开始出现，并最终得以推广，女性群体才真正得以从“官方”层面进校学习。
然而，当女性进入学校，渴望通过知识改变被压迫的命运时，却尴尬地发现了另一个悖论：学校的教化依旧在原有的“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意识形态下，学校的功能不只是传道授业，它同样受制于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制约。
因此当金智英进入学校后，她很快就受到了来自学校的规训和迫害。在学校中，一切都以男生为主，而女生总是排在后面，无论是学号顺序还是座位先后，这些差异化行为却理所应当地成为校园惯例，很少遭到质疑。同时，在学校中，男生很少意识到性别问题。他们一边享受着从性别等级结构中所获得的特权，一边用这一特权去“骚扰”或欺负其他女生，这一行为或许是无意识的，但在这些无意识中却透露着强烈的主流性别差异观念。当老师处理这些问题时，会受霸权性的性别观念影响，难以做到公平，只能利用“男孩子欺负女生，是因为喜欢她”这样的糖衣借口来掩盖问题的实质。
紧接着，金智英进入初高中，进入大学，她却一次次发现，男孩们脑海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观念从未改变。“原本在日常生活中说话正常、行为端正的男子，也会在背后诋毁自己心仪的女性……”对于这些大学男生而言，很多情况下他们甚至看不到屋子中的“大象”，因此也便不会自我反思，从而继续生存在主流性别霸权之中，享受着其中的红利。
那时，西方第二波女权运动已经影响到东亚诸国，女权运动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便是对于传统中被压抑成客体和他者的女性进行赋权，由此使她意识到自己的主体身份，从而产生批判性思维对日常生活和社会以及权力意识形态中的诸多看似自然、看似正常和不可更改的陈词滥调的揭露、解构与批判。
也正是因为这些运动，使得金智英的姐姐产生了对于家庭内部性别不公的质疑，以及对学校和社会中男权肆虐的意识；金智英和学校其他一些女生抗议学校食堂安排的吃饭顺序的不公平；女孩们勇敢地对不合理着装要求、对暴露狂进行反抗……
学校教育对一个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塑造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当它也对性别歧视和不平等无能为力，甚至还助纣为虐时，接受了这些教育和知识，且没有足够完善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能力的人也便难以察觉到问题的存在，女性依旧活在客体的世界里。
职场：男性的世界
诞生于19世纪末的西方第一波女权运动所争取的主要是受教育权和投票权，因为这是最基本的权利，只有接受教育以及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女性才能“拥有自己”，并且为下一步走出“父之家”做出准备。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波女权运动中，女权主义者开始对公共领域中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以及闭塞展开批判，并为女性在公共领域中的权益展开斗争。与此同时，对于传统中被界定为女性场所的私领域也开始被重新解构和建构，女权运动提出“私人的即政治的”，以此来打破传统严格的私人/公共领域之分。
在西方国家的诸多关于职场内男女比例的调查中，女性员工往往占整个劳动大军的近半数，然而在许多大公司中，女性职员大多从事低层的工作，在公司高层中，女性所占比例少之又少，男性与女性的比例高达10：1。因此在上世纪末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指出，在职场中的女性大都需要面对“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即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壁垒阻碍着女性在职场上的进一步发展，实质今日，“玻璃天花板”现象依旧存在，且愈演愈烈。
职场性骚扰便是这一问题最直观的表现。金智英在职场中遇见的最大一个问题便是被客户拉着陪喝酒，并且在席间还得忍受男性无耻的黄色笑话或对女性的侮辱言词。若女性反抗这类应酬，就会被男性定义为“敏感”。在小说中，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到抱持着这样态度的男性。
当金智英在夜晚遭到一个男性尾随而打电话给父亲，希望他来接自己时，迟到的父亲不仅没有安慰女儿，反而责怪女儿“为什么裙子那么短”；当金智英公司里被安装偷拍摄像机，公司的许多男员工早已经知道，却肆意传播女性被偷拍照片，直到女性报警，他们反而责怪女同事“太过分”。
职场是男性的世界，一方面是因为女性所遭遇的不公对待，另一方面源于职场女性被迫回归家庭。正如贝蒂·弗里丹在其《女性的奥秘》中所指出，诸多看似幸福的家庭主妇往往遭受着空心化、无目的的人生焦虑，从而失去了对于自我价值的认可和实现。
小说中的金智英最终因为照顾新生的女儿也辞掉了工作，成为全职家庭主妇。当失去了来自职场的动力后，她不仅遭遇来自自我的焦虑，也还得面对社会的有色眼光，如公园中几个男职员称她是“妈虫”——韩国网络流行语，贬义，暗讽有小孩的母亲整日无所事事，过着靠老公养的生活，还被迫活在丈夫的“帮忙”的好意下——“帮你做家务、帮你带小孩、帮你找工作”……
金智英在职场的溃败，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近代东亚女性解放的一个缩小版隐喻，即从曾经出离父之家，进入社会，最终却发现陈旧的社会与父权家族分享着相同的意识形态，最终产生了鲁迅所谓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而在鲁迅给出的两个回答中，其中之一便是回来。而当“娜拉”再次回来时，回到的往往便已经是夫之家了。
家庭：夫之家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其研究中指出，在人类早期形成的外婚制度中，女性常常被当作交换的“物品”在两个部落间流动，从而奠定了异性婚姻制度内部的性别差异。而对于传统中国婚姻制度而言，它则始终是“家”这一组成“国”的社会基本单位的基础，即夫妻关系本身奠定了父-夫系家庭的建立，而男性继承人则保障了这一制度能够得以延续下去。
而在私有制出现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催生出异性婚姻制度。家庭被划入私领域，而导致其遭到遮蔽，并且也由此使得家务劳动被排斥在资本主义劳动范畴之外而划分入家庭内部的“杂事”这一自然领域中。
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成为家庭主妇的金智英始终遭受到来自外界男性对其做家务所遭受的压力和辛苦的轻视，并且金智英通过把家务劳动和其他社会劳动进行对比发现，“不论哪个领域，技术都日新月异，尽量减少使用劳力，而唯有‘家务’始终得不到大家认同”。就如西方诸多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在分析家务劳动时所指出的，把家务劳动排除在社会劳动之外，导致的结果其实是对诸多女性于家庭中的工作和付出的忽视与剥削。
而在这些劳动中，照顾孩子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耗费精力的工作。但传统社会却建构出“母爱”这一意识形态来覆盖在女性照顾孩子的这项家务劳动上。就如金智英渐渐意识到，当人们称她“母爱伟大”或是了不起时，其实却往往会导致“一旦挂上那样的头衔，似乎就会变得连叫苦都不应该”。
除此之外，金智英还遭到社会和男性对于她作为家庭主妇的鄙视和冷嘲热讽。但就如小说中所展现的，金智英成为家庭主妇是她不情愿而不得不的结果，导致这一结果的便是整个男权社会制度和传统性别不平等观念，但另一方面，社会和主流男性却又鄙夷被他们逼回家里的家庭主妇，认为她们是“妈虫”，“大酱女”。
从家庭到家庭，女性所经历的看似是一个上升和改变的人生过程，但最终却发现即使是因为爱情而结合的婚姻，以及其后的家庭生活，都依旧难以获得她们一开始所渴望的自由与平等对待。相比于父之家，夫之家中同样存在着层层叠叠的性别区隔和不平等，并且更可怕的是，在这些——无论是照顾家庭、生育与抚养孩子——家务劳动之上，人们用“爱情”“港湾”和“母爱”这些美丽的词语覆上，来掩盖内部的差异和压制，甚至由此使得女性难以发出质疑和抗议的声音。
别人的声音
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一开始，金智英便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症状，即总是模仿其他女性角色来对丈夫和公婆说话。并且她所模仿的女性也都是其成长过程中所认识的，如学姐或母亲等。在小说最后，精神科医生诊断其是因为产后抑郁导致的问题，只需要进行心理治疗即可。但在我看来，作者于此处的设计其实揭露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女性处境，即作为“他者”的女性最终只能够借助其他人的角色和声音来表达和说出自己的意见。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始终被建构为性别结构中的他者，由此成为“男性”这一主体的补充和界限，甚至是某种结构内部缺席的在场者。而伴随着男权意识形态在现代开始呈现出毛细血管状分布在社会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形成对女性无声无息的规训，最终使其失去自己的声音，而只能被强势的男性话语所建构与塑造。正是在这一状况下，金智英才开始利用其它女性——他者的他者——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以破坏日常生活中已经习以为常的性别歧视和差异化对待。
在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安托瓦内特·福克看来，这或许正是女性获得解放的机会，即利用“他者”的边缘性身份，说出真相，说出属于女性独有的经验和感受，由此建构出新的且更为多元和自由的社会意识形态。但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我们不知道金智英最终会变的如何，作者留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同时也留下了供读者反思的空间。因为正是有像金智英这样普通的女性在看似日常和幸福的生活中发现了那个无时无刻不在的“刺”，才开启了人们对于传统社会里历久弥新的性别制度的警醒。
编辑 | 邓晓偲
实习生 | 欧阳婧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