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绝望考验着我的激情，我知道我得为自己的胜利付出代价。但是，甚至苦难也增强了我的信念。憎恶和愤恨包围着我，我的任性也变得更加残忍了。我对自己崇高智慧的信仰从未动摇过，我知道我只能去别人的盔甲上寻找裂缝。我知道为了赢得胜利，除了等待和使用意志之外，我别无选择，我知道所有的人都会承认我这传染病似的迷狂，从而证明我的天才。偏执狂批评法也自我证明了这一点。对于荣誉的真正征服就是让这些女人匍匐在我的脚下，自愿奉献她们的屁股。同时，我还要继续探索巴黎
我恢复了我和米罗的关系，他好多次邀请我去吃晚餐，但我没有晚礼服我想我无法为征服而得体穿着肯定令他很失望。我得定做这样一套衣服。就这样我认识了达图公爵夫人、奎瓦斯·德·薇拉伯爵夫人和诺埃尔子爵夫是他们把我引入了上流社会。很快我就喜欢上了这些贵族的文雅，他们的种族气质和顽固不化使他们与我的观念非常接近。他们和我一样，对资产阶级及其文人走狗为了反对传统而提倡的现实主义嗤之以鼻
我贪婪地领会着他们言谈举止的秘密，这真使我着迷。他们滔滔不绝，而实际上什么也没说就俘获了听众的心，这真是谈话的艺术。他们高谈阔论，而其他人细细品味着他们的锦言妙语。尊贵的酒管家会在你的耳边含糊不清地介绍酒的产地，似乎这是个国家机密。他们漂亮的墙上挂满了最伟大画家的作品，你的作品也在其中，仿佛你就是家庭一员。如果我当时不是很害羞的话，我会使这些贵族重新找回他们对自身历史价值的信心，因为他们似乎正缺乏这点，让他们认识到他们在这个腐烂的世界里的美好未来:他们是最终留下来的真正力量。但是我那时还是个不为人所知的哲学家和预言家。我是个画家，他们开始买我的作品。每件作品都是生逢其时。诺埃尔夫妇特别买去了我认为是最优秀的作品之
《阴郁的游戏》，把它挂在了华托1和克拉纳赫2的画之间
吃饭，喝酒，看着灯光和阴影勾画出巴黎最漂亮的乳房。带着一种邪恶的快感，我用热情如火的眼神紧紧盯着一位在场的漂亮女士，在意念中脱光她的衣服，只留下一条珍珠项链和其他的珠宝首饰—一众所周知，从精神分析来看，珠宝就是粪便——然后，用大部分时间侧耳倾听从她那漂亮的抹唇膏的嘴唇里说出的寥寥几句社交话，同时用一只想象的充满激情的手别有用心地抚摸她的下腹。
在这些社交聚会上，总有一两个想设法挤进上流社会的人。他们试图按自己的方式重塑世界，像臭鼬放屁一样到处发泄仇恨。我早就发现了他们的行径，于是迫切地要求他们谈论我和我的天才，这样他们就不敢在我身上吐酸水了。我让他们对我的成功和疯狂深信不疑，从而使他们再也不知道该想些什么，生怕自己成为笑柄。他们成了我的侍臣，可又没觉得被征服，他们更喜欢去赞美那些他们不能拉下水的人。我一直用那些最不喜欢我天才的人的尸体作为培育成功的腐殖土壤。我吸引了那些怪人和背后诽谤者，而我则把他们作为成功的垫脚石或是鞋垫。那段时间，我遇到了很多响尾蛇，我让他们变成了普通的花园蛇，这样，我就可以剥下它们的皮做钱包了。
我顽强地把每一个障碍都转变成前进的机遇。1928年，秋季美术展览会拒绝了我的《大拇指、海滩、月亮和腐烂的鸟》(现在由雷诺·莫尔斯收藏)，我作品中的一些色情暗示似乎使陪审团感到震惊。于是，我发表了《黄色宣言》。它像打了他们一记耳光一样让他们感到羞辱。我又画出了一幅带有真正色情迷狂的油画《春之初》。比以往更超前、更坚强、更像达利的风格。
他们认为我被包围了、被吓住了、被驳斥了吗?不!我的天才超越所有的缺陷。我就像一只鼹鼠，重新出现在菜园中间，就在他们努力要保护的灌木丛的正中央。
是巴维尔·柴里切夫第一次把我带到了地铁站。噪音和拥挤的人群让我害怕，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闭恐惧感，一种迷失感使我室息。我变得越恐慌，柴里切夫就越高兴，这更加重了我的耻辱和不适。他卑鄙地在下一站抛弃了我。我像一个快要溺死、拼命想呼吸到空气的人，推开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一口气冲到了出口。
到了地面后，我憔悴不堪，站在那里很长时间才回过神来。我觉得自己在一c个怪物的肠子里经过剧烈的摇动后，从肛门里给喷了出来。我不知道我在哪儿。我仿佛是一块小而无用的粪便，被排泄在异国的土地上。慢慢地我才恢复了意识。啊!真是奇迹!我的清醒、骄傲、坚强在刹那间带着更多的力量重新回到了我的身体。我明白了，我刚刚经历了一个伟大的开始。这种震惊是一个仁慈的天启。在每一个机会里，人必须要利用行动和思维的地下路线掩盖住自己的痕迹，出人意料地出现，不断征服自己，永远不要犹豫去鸡奸自己的灵魂。这样灵魂就可以获得重生，变得比以往更纯洁、更坚强在这个变化多端的城市里，我不断会有新的发现:发现自己，也发现别我发现的别人就是超现实主义诗人罗贝尔·德斯诺斯，我刚完成《春之初》时就认识了他。他正坐在圆屋顶酒吧里。这是蒙帕尔纳斯放荡不羁者的个圣地。从林阴大道上走来，穿过一扇旋转门，你会来到这个窄窄的长方形房间，里面的酒吧把房间一分为二，鲍伯就在这间酒吧里工作。在旋转门的另一面是一间大大的供应加奶咖啡的饭店。一些整天无所事事的知识分子呆呆地望着杯底，仿佛他们的财富就写在那里。在地下室里，三百多人在下午茶时间到凌晨四点都在狂热地跳着探戈。德斯诺斯就是这群人中的常客过去我常常装出一副冷漠的样子，而双眼却热切地注视着他们:德拉林，基斯林2，布兰库希3，爱伦堡4，查德金5，作家，模特，各种各样跳着舞的漂亮女孩。她们中有的是娼妓，有的是出来玩乐的小资产阶级，还有的是从农村出来的已堕落的女孩。没有一样是适合我的。不是在同性恋聚集的上流社会的聚会(尽管普维特在那里有一张固定的桌子)，也不是这一带瘾君子集聚的圆屋顶。
德斯诺斯非常坚决地要看我的作品，我只好把他带回了我的住所。他热情的称赞几乎到了夸张的地步。
这绝对是惊世奇作，”他热情地称赞道。如果他有钱，他会从我手中把它买走。他的赞美没什么实质内容，但却像清晨的露水一样，我很是受用。
我发现的别人还有我在“巴黎春痕”夜总会遇见的保罗·艾吕雅。我当时正和卡米尔·戈曼斯在一起，他想要和我签合同，做我的画商，在等待我答复的这段时间，他经常请我去夜巴黎玩。我这位日后的画商低声地告诉了我一些关于这个又高又瘦、头发金黄长相英俊的男人的事情
“他是毕加索的朋友，认识所有才华横溢的画家。他还是位见识广博的收藏家和画商。家境颇丰。他的话对超现实主义者很有分量。1917年，他娶了一个身材奇好的女人，他走到哪里皮夹里都带着她的照片。他把照片给那些知道如何讨好他的朋友看。她现在在瑞士，名字叫加拉。”
戈曼斯邀请我们一起去喝香槟酒。艾吕雅高贵的气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了解到他是一名超现实主义的伟大诗人。他的声音和双手有一些颤抖，使他有一丝感染力。尽管他身边已有了一位穿着带闪光片黑大衣的尤物，可是每次他敏感的眼神追随女人时，还是会闪闪发光。我邀请他明年夏天来卡达盖斯做客，他愉快地答应了
命运的兵卒慢慢地落在了象棋盘上正确的方格上。
其他人还包括那时早已像个教皇一样的布列东。他甚至在白宫的咖啡厅里召开秘密会议的时候，也要点一杯开胃酒来当圣餐。新来的人应表现出勤奋，这就是他的教导
布列东像一只骄傲的大公鸡一样对一帮追随者滔滔不绝地演说，想不听都不成。这些聚会的真正目的就是让他继续控制他的军队。他把一丁点异议的趋势扼杀在摇篮里，讽刺那些不在场的人，这样来维持他的权威:因此，也总是无意识地犯错——超现实主义者的错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当布列东大声地朗读着报纸或当众羞辱在写文章或闲谈中不幸得罪他的无名小人物时，这苦涩香甜的开胃酒是用来鼓舞超现实主义者的士气的。所有聚会以外的联络都被严厉地斥责。这就像是设在乡村主要咖啡厅里的审判法庭。
我厌烦死了，虽然偶尔布列东和阿拉贡之间的激烈冲突也会使我发笑。
明眼人早就感觉到他们之间剑拔弩张的气势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嘲讽了。我很快就在这些喋喋不休的革命者之间绕了一圈。一段时间里，我在考虑应不应该领导他们，因为在我为数不多的发言场合里，我的领导地位得到了无可置疑的承认。我可以看见布列东蓝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在我的脑袋上方画了一个问号。他不信任我，他没有必要!我刚刚发现这些股本是二流的，让他去掌管这个没有股票的公司吧!
我就是超现实主义。
我决定回到卡达盖斯继续工作，等待我播撒在巴黎的种子成熟，巴黎再也不会使我感到恐惧了。我重新投入到创作中，不问世事。几天后，来自戈曼斯的一封电报使他真正成了我的画商。他汇来了3000法郎，我给了他三幅作品，并允许他可以首先拒绝我。父亲满意地搓着手，但仍免不了焦虑，因为有人告诉他我有时候有个坏习惯:在一杯高质量的威士忌里溶解钞票。画家不是一个得到启发的人，而是一个去启发他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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