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和加拉渐渐地要山穷水尽了。加拉自己缝连衣裙，我们不在巴黎权贵家用餐时，她亲自下厨做饭，而我则夜以继日地工作，甚至连深矿的井下工人都未必有我这样的劳动时间和强度。我被人抢劫:我的主意成了别人的财富，而我却一无所获。为了结束我的苦难，我的经纪人皮埃尔·科勒选择了我。是我打开一片新天地的时候了
从踢那个无腿盲人屁股这件事可以看出，我真是什么都不顾了。没有什么可以拦住我要去的路。加拉把我们的积蓄凑在一起，定了两张去纽约的香普兰号上的铺位。然而我们还有三天要过，怀着尼采的大无畏精神，我们去向我最富有的朋友借一些生活费。但是我看上去一定像一只疯狂的老虎，因为我离开后，许多人都如释重负股地关上了门，就连出租车费都不给我。那时唯—一个带着狮子般王者风范欢迎我的只有毕加索。他说服了父亲打开他自私的小金库来资助我这个浪子。就这样我才得以前往美国。
我十分焦躁不安。整整三天我都在想如何才能筹到我们出发需要的那五百美元。在从巴黎去勒阿弗尔的路上，我一直在担心火车会不会晚点，这样我们可能赶不上那班船。在圣拉扎尔火车站，我甚至拒绝别人在火车启动前为我在机车前拍照，我害怕自己没上火车车就开了。上船时我又着急上得慢，直在抱怨加拉。最后我们在轮船鸣笛开动的三小时前就到了船上。
在横跨大洋的过程中，我还一直在担心。我由害怕变成了恐惧。这艘香普兰航行起来浑身上下都嘎吱嘎吱响。那声音那么大，一路上都在折磨我，让我觉得它脆弱易碎，不能抵挡可能的灾难。尤其是我在走廊上撞见的几个船员更让我为自己担心不已。他们正在闲聊，帽子拉得歪到一只耳朵上，对我漫不经心的，而我们的安全还系在他们身上!我喝了许多香槟，想让自己平静下来。我从不解下救生衣，甚至睡觉时我身边也是一圈软木浮子，随时准备绝望地飘在海洋里。每次紧急演习时我都站在最前面，全神贯注，手里握着手杖以便赶开妇女儿童，可以第一个上救生艇
在甲板上，望着浩瀚无垠的大洋，我更加心神不宁;我甚至不敢眺望远处的地平线。贴在船上的胜利公告栏里标着我们离各个口岸的确切距离，这总是让我郁闷地想到如果船失事我需要划多少时间才能到岸。我一直陷在这种焦虑和恐怖中。如果不是那个面包让我兴奋起来，这段苦难煎熬真是个噩梦。那个面包让我重新雄心壮志起来。
我们和卡瑞斯·克罗斯比一起坐香普兰号。她要回美国，正可以给我们当向导。我提醒她，她还欠我一个十五米长的面包，这是她在俄蒙维尔答应烘烤的。于是她让船长来想办法，可是由于船上没有能烤那么大面包的烤箱我也只得接受两米半长的了，而且要让它不断折还只能用一个木架子架着然而对我来说，它可是恢复我欢乐的魔杖。在这以前，我觉得自己就像被阉割了似的，疲软无力，丧失了汲取养分的脐带。当厨师用玻璃纸包着面包浩浩荡荡来到我面前时，我立刻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我像手淫时握住生殖器那样拿着它，带着最纯洁的愉快在上面摸。面包成型很好，像真正的阴茎那样修长坚挺，可以微微弯曲，仿佛里面还有些许软骨似的感觉。我感到喉咙里有种垂涎欲滴的感觉。我郑重地双手握住它，举过头顶。我感到找回了自己的阴茎。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它穿上裤子，也就是用报纸把它包起来，不让那些渴求的眼睛看到它，从而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欲望。然后我在房舱中间把它打开，等待那意义非凡的一天:我与美国结合的那一天!那时我将登陆，成为一个年轻的新郎，伸出他的阴茎，邀请全世界参加我们的婚礼
当纽约渐渐进入视野时我正在上甲板上。烟雾中突然出现漆黑的一团，于是我知道我们这个小人国似的船到纽约了，我们将从这个沉睡的妖怪背上登陆。这个妖怿有多种多样勃起的阴茎，于是我们得以像阴虱一样，在那些阴茎的空隙之处找一个藏身之所。当太阳照耀在上千面闪闪发光的窗玻璃上时，一阵颤抖直冲摩天大厦而去，仿佛某种激发性欲的按摩支撑着这些庞然大物的勃起，冲入阴道似的天空之中
香普兰号顺着海水的起伏缓缓前进，我感到我们正在缓慢地插入大地和烟雾。汽笛鸣叫，宣告性交的开始。我感觉我的阴茎在两腿之间萎缩，于是冲到舱里去拿我那精心烤制的、可食用的面包阴茎。
群记者已经不请自到，表明我已经很出名了。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坐在长沙发上、床上或椅子上，嘴里嚼着口香糖，头上戴着帽子，手里拿着复写纸。令人吃惊的是，尽管我用四把椅子把面包架起来，这些猛冲过来的记者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它的存在。于是我干脆把它像主教的权杖或是摩西的拐杖那样立起来。他们出其不意地向我提问题:我的年龄、我的父母、《柔软的表》、偏执狂批判，还有我为什么会想起来画一张加拉肩杠小羊排的画等等，但就是没有人提到那个面包!这可是隐形棍子面包，一根魔杖。我把它举向天花板，夹在腋下，带着它跑过走廊、爬上甲板、通过海关检查，直到现在被记者追问，但居然没人提及它一个字
他们想知道有关我的一切。我给他们讲我的故事，为他们提供好新闻素材，甚至是更好的头条新闻，但是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在他们眼前展示的东西。于是我意识到我刚给他们“戴了绿帽子”，现在他们要起诉我，将我撕成碎片去喂猪，他们看不到我玩的尤利西斯的魔法。我的面包象征着我还未被发掘的力量，我的男子气概的阳刚之物。我向他们眼里投掷面包渣和纸屑，以此来掩盖真实的自我。在他们看来，我是最不按牌理出牌的，是个小丑，用他们的话说，是个滑稽演员
他们设没有一个人预见到惊人的压力，那种积压在表象背后的尼采式意志。我像种树那样把面包直立地放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慢慢地打开包在外面的报纸，扔掉现在来看已是昨天的新闻。金色的面包皮在阳光下熠熠生光。我像举旗杆那样举起面包，阴茎在前开路，我将进入城市
最麻烦的是把面包放进出租车，而且我发现是越来越麻烦，尽管人们都没注意到它。我手里拿着面包在纽约四处走动，把过路人都赶到路外边，可就是没人提起它。我在路边停下来，靠在面包上欣赏商店橱窗里陈列的东西有人为我照相，不过由干照片上的面包两边被切掉了，没人看出来是什么。
然而，最后一天出现了奇迹。面包由于放久了开始碎裂，于是一天早晨我决定吃掉它。我在第五十大道一个杂货店的柜台旁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把面包的一头揪下来就煎鸡蛋。柜台旁立刻聚集了一群人来围观，他们向问了许多问题。由于我是一个人在那里，又不会说英语，面包的问题由隐形变成了无法理解。直到那一天，1934年11月的那一天，面包还是美国人未解的一个过马路时，我滑倒了，没抓住我的面包。一位警察把我扶到路边。而当我回头看时，面包不见了—彻底的隐形了—甚至对我也是这样了。我知道，它被这个城市消化、吸收了;它进入了我们周围那些巨大的阴茎里，为我将来的成功制造达式的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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