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杰克·格罗根《一本书就是一个喷嚏：202部伟大作品如何诞生？》
20世纪50年代弥漫着恐惧和悲观。美国的“红色恐怖”(“红色恐怖”，又称“红色恐慌”，是指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50年代美国兴起的反共主义风潮，与美国参议员麦卡锡提出的“麦卡锡主义”反共思想密不可分。)达到了极度的狂热；苏联又在不断逮捕作家，很多书成为禁书，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开始了令人不安的军备竞赛。这一切都离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不远。“反乌托邦”的美国社会具有了真实的可能性，这种社会背景对当时很多文学作品产生了影响。不过，对于布拉德伯里来说，更具体的影响来自他和一个朋友在威尔希尔大道上与一位警官的巧遇。
在墨尔帕克学院演讲时，布拉德伯里回忆说：“一辆警车停在我们身边，一位警官下了车，问道：‘你们在干什么？’‘我们在两腿一前一后地移动。’我回答。‘回答错误……’我心烦意乱，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小袋苏打饼干，放进嘴里嚼碎了，喷了他一身饼干屑。那个警察把制服上的饼干屑拍干净，狠狠训斥了我一顿才算满意……回到家，我写了个短篇小说《行人》，把整件事情的背景放到了四十年后：上面突然宣布无论去哪里，走到哪里，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走路就是犯罪。我的灵感就是从这些地方来的，而且一定要趁热打铁，热情地把想法写出来！”最后，布拉德伯里把“禁止走路”换成了“禁止读书”，《行人》也变成了“我心烦意乱，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小袋苏打饼干，放进嘴里嚼碎了，喷了他一身饼干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