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高原麦客
读吴军老师《心态》这本书时，其中有一段描写清末名臣曾国藩的文章。大致说的是曾国藩在湘军收复南京之后，曾亲自带领部下视察被战火毁坏的曾经烟柳繁华的秦淮河。
让他的幕僚不懂的是，在整个南京城百废待兴之际，这位被人们称为卫道士、在人们印象中远离烟花之地的曾文正公，居然下令恢复秦淮河船。并且要求属下大肆兴建酒肆茶馆商铺。
幕僚不解问起原因，曾国藩讲，世上真正向他们那样成就一番事业，谋取不世功名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百姓都是贩夫走卒，忙忙碌碌终其一生，能修缮一个地方，给这些人带来一些欢乐，不啻为一件善事。
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我有些惊讶。一代名臣，竟然能说出这样消极懈怠的话来，并且把普通人的享乐看成世上最重要的事情。我就想，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再怎么着，也要成就一番伟业，也不枉匆匆来世一趟。何况是他这样的大贤。
人有争胜心当然是好事，可如果一味的追求一些根本不能实现的虚无的东西，就成了好高骛远。老喻在他的《人生算法》里提到一个方法，用半径找准人生的定位。
他用三个同心圆的框架，带领我们认知眼中的世界。他把这个方法称为半径算法：大致分为三个半径，认知半径、能力半径、行动半径。
第一、认知半径要尽可能地宽。积极地扩展自己的视野。就像人们常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见识很重要。
第二、能力半径要尽可能地明确。就是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尽量在自己的能力圈内做事，别瞎折腾。
第三、行动半径尽可能的要小。对于个人来说，就是说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尽可能的投入全部的精力，才能把事情做好。对于企业来说，想要持久产生利润，就要去做那些可以重复简单持续的事情。
在现实生活里，要做的事情太多，大脑里装着许多理想等着我们实现。可同时我们的生命有限，我们的时间有限，我的精力有限，我们的资源有限。如果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到头来，就会像那只掰棒的猴子，一无所获。
看到别人成功了，觉得自己如果做，会做的更好。看到别人家孩子考上重点中学或者名牌大学，会教导自家孩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到别人下海经商，把生意搞的水起风生，自己也跃跃欲试。
是的，不可否认，人应该有积极进取的精神。但同时要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有什么资源，自己的能力圈究竟有多大？你和他们不一样。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曾国藩说的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是贩夫走卒，能干出一番惊天动地伟业的人，凤毛麟角。认识自己的局限，能接受自己的平凡和普通，不啻为一种做人的风格。
目标定的太高，路程太长，一心想要成为那个出人头地的人，这是一种美好的远景。人常说抬头拉车，也要低头看路。但往往我们付出很多，命运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勤奋、不懈，而眷顾我们。再怎么挣扎，似乎都无法从现实中挣脱，我们依旧是一个平凡的人。
如果说除了生存以外，我还有什么擅长的能力，可能要算写作。刚开始持续写作的时候，也是雄心壮志。想要通过写作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想要通过写作实现财富自由，想要通过写作制造影响力，想要通过写作赋予生命更深远的意义。
无论哪一种愿望，都会让自己心潮澎湃。每天心里想的最多的事情是，如何像个作家一样去思考，去行动，写出爆款文章扬名立万。可如果每次陷入这样的怪圈，就会因为想要变的更好，却根本写不出来。
并且，越是焦虑，越是期待，越会写的更糟。听别人说，写作就是把一份时间重复出售很多次。这完全没那么轻松，没那么简单。刚开始接受自己的烂，接受自己平庸，接受自己写不好，实在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有一天，当我终于知道，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的东西不仅仅是写给别人，也是写给自己。是自己和自己的对话，是一种灵魂的自我表达，是一种思想的疗愈。我突然感觉自己释然了。
我不再向那些著名的作家看齐，也不再和专栏的作家比较，而是接受自己的平凡，把写作当成一种生活的调剂、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内心轻松了许多，连写出的文章都比以前变的从从容容，面目可爱。
人如果不带功利之心，不顾及外界的感受，不把自己当成巨人时，心灵和身体才能得到彻底的舒展和发挥。
作家是文字工作者，但写字的人未必都能成为作家。普通人没有作家那样的经历，没有作家那样的环境，更没有作家那样的机遇，如果说通过写作能充分领略心灵的快乐，也不失为一种富足。
我认为在家庭教育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大多数人，家长和孩子都有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有时会感觉到，这个社会无时无刻不被一种焦虑填充，就像久阴不晴的雾霾天气。
大多数家长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本来自然而然的学习成了一种急功近利的冲刺。学习甚至连教育已经失去本质，变成一场被严重扭曲的军备竞赛。
各种监督、各种说教，各种补习，甚至各种装模作样的言传身教。目的只有一个，一定要培养出一个不被社会和时代淘汰的精英。似乎孩子将来的成败牵动着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神经。
还有各种虎妈虎爸的案例，什么高考率达到99%的名牌中学，在这种资源、信息和成绩的大比拼中，家长们的眼睛只盯着成绩。而孩子更像是能打压更多东西的瓶子，没人考虑孩子的感受，也没人问过他们“累不累，到底需要什么。”
记得，有一次和儿子聊天。我用我所能知道的东西，为他描绘了一个无比成功、无比富有，无比瞩目的未来。末了，我对他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学习是穷人孩子进入上流社会的唯一途径。”
儿子怔怔的看着我，不耐烦的说：“那是你想要的生活，我不想过你那样的生活。”我质问他：“能说说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吗？”他说：“虽然我还没想好，但一定不是你描述的那样，一定是一个更快乐更自由的生活。”
幸福的生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有各自的不幸。但家庭教育、以及这种变了味的教育方式普遍存在。这个社会就像一个逐渐膨胀起来的气球充满了“正能量”，似乎没有点正能量，你就不配这个欣欣向荣的社会。
今天下午，看武志红的一篇关于家庭教育的文章，名字叫做《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底气，叫“稳”》里边讲了著名电视剧制作人黄澜和他儿子的故事。看后，我无限慨叹，哪一个家长不是望子成龙？而最终能成功者微乎其微，大多数孩子成了这种趋利教育下的牺牲品。
黄澜是《非诚莫扰》《虎妈猫爸》《我的前半生》多部电视剧的制作人，就这样一位观众眼中的名人，却在儿子的教育上，也经历了从焦虑、斗争和反抗到逐渐平静、接受和释然的整个过程。
受别人的影响，刚开始，黄澜也认为忧患教育是教育的根本。甚至把父母的思想，观念和很多道理用在孩子身上。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似乎读书是唯一的出路等等，和大多数普通家庭或者家长一样，心急火燎的实施压迫式教育。
但适得其反，孩子在三年级时患上严重的抽动症，讲话时鼻子会不自觉的抽动，医院给的诊断结果是，因为孩子过分紧张造成的。她也是从那一刻发现，不是孩子“病”了，而是自己病了，自己把“病”传给了儿子。
最终，经过自我反思，她降低了对儿子的要求：“只要不坐牢（不触碰法律底线）、不啃老（能够独立生活），优秀不优秀无所谓。”在这种宽松、信任的方式下，孩子终于恢复自信，变成了一个乐观向上的人。
人应该具有忧患意识，但适可而止。不能让忧患意识最终成为扼杀孩子天性的凶器。适度的安全感，适度的稳定感，会为孩子创造一个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心理学把这种稳定称为：“抱持性环境”。就是孩子的内心安详，平和，他们需要一个不会报复的人，以及一个包容之心的社会。
吴军老师有一次去巴尔的摩，看到那里的孩子花在读书上的时间并不多，平时开开心心。就十分好奇，问那里的家长：“孩子如果不好好读书，无法考上好的学校，将来的生活怎么办？”
而美国人却乐观的说，拼命读书能否过上更好的生活，是一个未知数，但快快乐乐地生活18年，是能看得到，能抓住的。与其18年让孩子痛苦的度过，不如把快乐还给孩子们，乐观比什么都重要。”
哲学大师周国平有一段话较为精彩，他说：在所有的人生模式中，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是最坏的一种。如果把幸福永远的推延，实际上是取消了幸福。”在家庭教育中，我们不能用孩子今天快乐换取一个无法确定的未来。那实在太遥远了。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平凡的人生，才是一种豁达的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