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喜欢为自己的诗写说明。所以每当看到有人不厌其烦、粘粘自喜地在诗后写下一大堆说明性文字，就不免心生疑虑，觉得这是在诋毁读者的智力。我希望每一首诗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的来源，这个来源并不需要告诉别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希望，是我坚信每一首诗的产生，如果不是来自作者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洞察，不是因为作者找到了值得写下来的价值，那么它存在的理由就是不充分的。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在一首诗中所要告诉人们的，在一首诗中已经完成了。至于那些写作过程中写作者所使用的材料，他用了什么历史的或现实的，公共的或私人的东西，则已经由对诗的处理隐藏在了诗句之中。如果这一点没有被读者指认出来，或者说没有被一些读者体会到，存在的问题大概只有两种，一种是写作者没有处理好自己应该处理的材料，另一种则是读者缺乏阅读必须具备的知识，或者阅读的能力。而这两方面的问题，属于写作者的，谨慎的写作者一般会在内心承认，更觉得没有必要写什么说明文字了。属于阅读者的，大多数阅读者在一般情况下不会承认，原因在于，大多数阅读者对自己的阅读能力信心满满，很难承认自己的知识储备不足以阅读诗歌。他们哪怕真实地看不懂别人写的什么，或者说他们的确缺少对语言历史的了解，更没有语言分辨力，也不会承认，因为那样等于是在说自己的智力存在问题。想起来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再说一句，语言分辨力包括对语言的历史意含的了解，亦包括对语言声音的分辨。而在阅读诗歌中，对语言声音的分辨力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它决定了我们在阅读一首诗时，对每一个词的绝对音高、音质的把握。
越是到了晚近，我读诗的热情越是衰减，对大多数人的作品提不起阅读的兴趣。尤其是那些读之难以分辩出个人风格的作品。这些作品无论在用词与语言结构、节奏上，都很容易与其他人的作品混淆。读它们有什么必要呢？但想要读到风格特一鲜明的作品的确太难了。一个时代能够涌现出几个有鲜明特征的诗人，已经是这个时代的幸事。所以，大多数作品其实是没有必要读的。哪怕写作者自我强调的能力很强，可以天花乱坠的把自己的写作说的繁花似锦，也没有必要读。因此，更多时间我把阅读放在与诗不相干的书籍上，譬如读点谈论历史的书我觉得很有趣。在那些由众多事件组成的历史叙述中，阅读能够发现的趣事太多了。尤其是记述历史上最动荡时期的书籍，总是能够让人发现有些事情的产生，自有其特殊的原因。就是那些按照一般逻辑被人们认为的最不值得赞赏的人物，如果一本书发掘出了某些有趣的材料，亦会让我们感到其生涯的丰富性，从而能够更加立体地看待一个人。这时候所谓的反思会自然而然进入我们的头脑。结合到现实，从而得到某种有意义的启发。这一点，的确比读诗收获要大一点。就写作本身而言，也能够给与我们更多的帮助。我的意思是，阅读从来都是一种助力行为。我希望的是，阅读能够让我们收获对某些事物的认识。在这一点上不读诗可能获得的帮助更大。当然这也不是贬低读诗这样的行为。关键的是要看读什么样的作品。我们真的只能读那些能够反复带给我们启示的诗人。在这类诗人的作品中，世界的面目，语言的面目，都应该最大化的呈现出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读诗的确是没有用的。所以说，诗不要诗里，诗在诗外，作为一种道理，我们应该有所懂得。它虽然不是真理，但也对我们来说有用。
诗歌的格局是由见识决定的。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所谓见识，应该是指我们对诗歌的总体把握。并以深入地的分析获得有利于我们的，对诗歌的理解。这里面所要求的东西其实是很复杂的。首先要求我们的是态度，即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写作，并能够有意识地设计出自己的写作方向。另外一点则是，不在的写作中计较自己的作品应该获得什么样的评价，将其真正置于一种历史的大框架中看待。如果我们的写作中能够经得起放在一个总体的文化场域内被考量，那么才可能真正获得了意义。这一点有一个很重要的衡量尺度，诗歌应该经得起比较。没有经过比较的诗歌，在我看来是值得怀疑的诗歌。只有经过与历史中的作品的比较，我们才能获得自身作品的优劣在什么方面。所以，认真的看清楚这些，是写作的基本要求。这样一来，我们时时需要做得工作不是别的，是要把自己对诗歌的认识提升到整个诗歌史的范围内来考虑。从而从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发现自身写作的路径。对于这一点来说，是必须要做的工作。我因此反对那些不能放置到更大的格局中谈论的诗。我认为，诗从来不是自身独立的产物，它的存在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历史产物。它的价值必须由历史的比较而获得。
每一代诗人都会评估过往诗人的成就，从中找到与自己的写作能够发生关连的那些诗人，由此建立起自己的诗歌传统。在这一过程中，有些过去的诗人会被反复提及，有些在某一个时间段会成为谈论的比较多的人物。如果一个诗人成为反复被提及的人物，我们似乎可以肯定地说，这位诗人的经典性是确定的。但是，我个人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只在某一个时段被提及，并由这一时段给与其经典地位的诗人。我关心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在那样一个时间段，人们对诗歌的认识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不同于其他时段的看法。为什么在另外的时段这样的看法又被抛弃了？说起来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这里面肯定涉及的是“需要”这样的原因。这一点与历史上的政治表达有相似的地方。政治，在某一个统治者治下强调的是这一种，在另一个统治者治下强调的可能是相反的主张。一切都要看统治者的心性，与他所领导的统治集团认为当务之急是什么。历史上这方面例证的确很多。像秦纪时以法家思想治国，这是用强力约束人的精神，制造社会的向心力，用暴力达到有效管理。说了上面的一堆话后，我的意思是当代中国诗坛，杜甫成为被提及的最多的诗人，很多写作者都言称杜甫在写作的指导意义上高于其他诗人。为什么？是因为当代世界把人类的困境一再地以非常具体的面目呈现在我们面前，对困境的深切体会，带来了对处境的不断反思吗？杜甫对待命运的态度的确会促进写作者更广泛、深入地思考。
今天的人在谈论文学，尤其是涉及到谈论人时，特别爱用比喻。由此近几十年来我们听到了不少的诸如——“中国的里尔克”、“中国的帕斯捷尔纳克”，“中国的高尔基”之类的，对一些写作者的评价。当然，听得最多的，则是“当代杜甫”，“当代苏东坡”这样的套用。时至今日，我已经见到了中国诗坛出现了好几位“当代杜甫”。这种评价法真是让人闻之吓得半死。细想一下，如果当代真得出了好几位杜甫，那还了得，像我们这么喜欢吹牛皮的国度，还不傲骄到天上去了。所谓民族的文化复兴还不早就完成？不要说被称之为文学的黄金时代的唐宋没有办法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的文化成就都没法比。只是细细阅读那些被冠以”当代杜甫“的诗人的作品，除了觉得给他们命名的人真是胆子大以外，就剩下可以用无知来形容了。其他的不说，就以杜甫在生命最后几年写下的作品来比较，中国诗人中有谁能做到阔大与深入，细腻与豪放浑然一体地被置于诗歌之中呢？很多时候，我读其写于夔州的几组诗，像什么《九日》、《秋兴八首》、《诸将》等等，得到的最大感受即是，杜甫总括事物的能力，的确是罕见的。不单是当代，中国诗歌自有以来，几乎没有人能够有他那种纵横捭阔、气贯万里的能力（屈原可能也有）。所以在我看来，杜甫只能是空前绝后的伟大诗人。那些动辙说什么“当代杜甫”的评论言辞，实在是让人不得不认为是胆大妄为之说。除了让人看到无知和急功近利，真得是什么都不能说明。
萧驰先生的说法很有意思。他说杜甫是中国诗人中第一个将“山水”转换成“山河”来谈论的诗人。而在这一转换中，自然被家国代替了。读杜甫的诗的确让人有这样的感觉，他是在家国的意义上面对自然的。因此他的诗里面总是有对时局的感叹。哪怕他谈论节令变化带来的冷暖寒暑感受，其中仍然能够感到国家动荡带来的疼痛。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杜甫的确不同于其他诗人，他的内心一直与社会联系在一起。他真的是一个关注社会的诗人。也正是关心社会，造成了顾随在谈论他时说，有时候觉得杜诗有一种局促的紧张感。顾随的这种说法我并不是完全认同，觉得“局促”与否可以商榷。但在我看来正是某种紧张感带来了杜诗的凝重。就对中国古之山水的谈论而言，杜诗面对自然，总是将之精神化了。我自己尤其喜欢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一句。对“萧萧”二字带来的阔大、苍凉的听、看效果十分着迷。但读这一句，在眼前出现的最生动的景象则关乎到家国和个人际遇。其实，说到写山水诗，中国诗歌越是发展到后来，主观的侵入越是明确，像韩愈的与山水有关的诗，美与丑的分辩，完全在自己现实处境的遭遇的具体情形下转换。过去古人评论中说韩愈的一些诗山水诗写得太怪，主要亦指出他总是把现实处境搁在了描写对象身上。这一点，我觉得对于我们今日写与自然关系的作品时，有一种参考作用。
“对称”在中国审美中是一直明确存在的。这就带来了中轴线作为一种事实的存在。那么诗歌中我们是否需要在具体的诗篇构成中设计中轴线呢？这是一个可以考虑一下的问题。或许另外换一种说法，在诗歌中必须考虑均衡问题。中国古典诗发展到最后尤其是律诗的出现，应该说是对均衡做了最重要的考量的。因此它体现出了四平八稳的形式样态。现代诗怎么做到这一点？或者不需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是应该有所认识的。目前我们看到的大多数诗的成立，实际上总给人一种偏移、偏执的感觉，好像是以一种反均衡的样态出现。这是新诗歌必然的路向吗？这里面存在的意识构成的思想基点在什么地方，是来自于对当代社会生活的混乱、离散的形态的对应吗？还是由于语言变化带来的？有时候，我对这种失衡的状况有些看法，另一些时候，又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一种审美的反动在里面。这种反动是一种进步呢？还是放弃？作为问题是值得考虑的。也许，这里面的确有打破均衡的想象。看现在各个领域发生的审美性变化，“对称”似乎不再成为重要的构成原则。为此在诗歌上还需要做点什么，的确是有趣的事情。
原创： 孙文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