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是他的父亲，太史公司马谈。
司马谈病逝于洛阳，在随汉武帝去泰山封禅的路上。他留给司马迁的，是一部《六经要旨》的遗著和子承父业的遗言。
司马迁含泪接过父亲的史笔，任太史令，这一年，他38岁。
38岁的男人，阅历、思想、学养、精力都臻于顶峰。他的著述万事俱备，单等铺开竹简，但他仍然得陪着武帝天南海北地巡游。行走在汉帝国广袤的版图中，他一次次感受着、体验着，内心的波涛正酝酿成一坛坛老酒，香气四溢。
回到长安，他要做的，是把酒一杯杯倒出，给汉帝国举办一场文化盛宴。
于是，在狭小的寓所时，司马迁提起了手中的笔。这期间，武帝忙着研究玉女经和长生术，对一个太史令的私人记述，是无暇顾及的。即使顾及到，也没兴趣。
在被忽略中，司马迁却感到了自由的快乐。他甚至为著作定好了基调，以良史为底线，稍加润色，基本属于颂歌范畴。
只是，这种浮萍般欢快的情绪没有持续多久，一场暴风雨将它打得支离破碎。
扇起这场暴风雨的蝴蝶是李陵。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勇敢谦和、嫉恶如仇，无论是韬略还是品性，都颇有乃祖之风。
其时，李夫人专宠，汉武帝爱屋及乌，欲破格提拔其哥哥李广利，以讨李夫人欢心。
李陵军事上虽是个天才，政治上却是个弱智：将N代的他对外戚充满了公开的蔑视。
在外戚和将领之间，汉武帝做出了选择：以李陵军5000人为棋子，孤军深入北疆，牵制匈奴主力，确保国舅获胜。结果显而易见，李陵全军覆没，兵败降敌，被夷三族。
成为王，败为寇，在这场政治搏弈中，本没有司马迁什么事，奈何这件事触到了他良史的底线。他站出来为李陵说了句公道话。但他的表述太一针见血，触到了汉武帝的痛处。结果他不但没有捞出李陵，还以“诬罔罪”把自己搭了进去。
此时，司马迁的命运仍充满了多种可能性：或以钱赎罪，或慷慨赴死，或宫刑免死。但可能性越多，越显出命运的残酷：钱没有，书未完，他只能有一个选择：宫刑。
在狱中，他的心理和生理经历了过山车般的折腾，但他坚持下来了：史未就，书未成，他不能死！他向父亲发过誓，他不能食言。
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他的人生出现了转机，任中书令。这个任命很微妙，是武帝和他的心理搏弈。中书令位高尊宠，但却是太监的专利。或许是补偿，但更多是一种示威和惩戒：武帝要让臣下牢记，忤逆皇帝的下场。
对于这种示威和惩戒，司马迁接受了，对他来说，练狱般的人生，什么都是浮云，只有著述才是真。只是，他开始质疑自己著述的宗旨：在不讲是非和底线的年代，著史的第一要义是什么？
颂歌显然太过讽刺，还原真相也显得苍白，揭示历史事件的内在逻辑，剖析人性的扭曲和变异，这才是当务之急。只是，岁月如负重的战车，从他身上呼啸着辗过，他的时间不多了……
他必须把自己分裂成两个，一个和时间赛跑，好在亲人体恤他支持他，除了公务的时间，他把自己交给了暗蓝的星空，交给了如豆的灯光。一个和武帝斗智斗勇，劫后余生，他的情感降到了冰点，只有当一管狼毫（毛笔的一种）在冰面上舞蹈的时候，他才感到一丝冰凉的暖意，其它一切时间，他都戴一副恭顺和木然的假面。
这假面，使司马迁置身局外。
不久，巫蛊案起，江充使阴招，卫太子被造反，汉武既惊且怒，却无力阻止事态的发展。最后父子交后，在长安厮杀了五天五夜。
这五天五夜，司马迁关上了房门，他在喊杀声中沉静下来，伏案继续他的写作，窗外的火光映红了天空，屋内，竹简泛着清冷的光。
谁知，好友任安被牵涉进了这场大案。任安错估了局势，对太子见死不救，之后被秋后算帐。此刻，司马迁是他救命的稻草。
至始至终，司马迁是清醒的旁观者，但他却一言不发。
卫太子被造反，他沉默；任安被指不作为，他还是沉默。他冷眼打量这个世界，却不肯开口。不是沉沦，也不是世故，更不是底线的消隐，而是，他知道这些将是圈套是陷阱，一有风吹草动，猎人武帝就会及时出现。
从前，他只是俳优式的存在，现在，则是太监的象征。而话语权，他从来不曾有过，无论是当俳优还是当太监，就算自己被迫发言，最后也只能是自取其辱。
他已不能承受更多磨难，因为，他还有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他还有一支史笔。这支史笔，承载了他全部的思想和语言，容纳了他全部的愤怒和委曲，它是人生苦海的扁舟，将会引他渡过彼岸，而且，他坚信，将来有一天，它会还他一个公道。
公元前91年，司马迁55岁，《史记》终于杀青。
司马迁再无牵挂，一年后，他不知所终，史书没有记载司马迁的死因，《汉书》认为，汉武帝对司马迁的著作大为恼火，而司马迁对于屈辱的受刑又“有怨言”结果被“下狱死”。
这样的做法，似乎正是汉武帝的风格。只是，这场较量中，司马迁却是胜利者：他的假面策略，为他赢得了时间和尊严：他心中再无挂碍，可以坦然赴死。
一直以来，史学家都在竭力打造一个疆域辽阔、君明臣贤、经济腾飞、文化雍容、众星捧月、万国来朝的盛世帝国。
这个帝国形象，也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终极理想。其初，司马迁也作如是想，但残酷的事实打碎了他的幻想。
朝圣之旅中，他见到太多的真相：帝王将相可以无赖流氓，卑微的小人物却可以顶天立地；为信仰可以忍辱负重，为知己却可以肝脑涂地；心与心可以较量，手与手却挽起了城墙……
尤其是当他遭受宫刑后，身体的残缺让他心智更加洞开。看似雄武的汉武帝其实外强中干，心中一直有掩盖不住的恐慌：他怕死，所以千方百计要成仙；他怕锥心的忠言，所以要折磨臣子。他怕死后被否认，所以借奸臣之手逼死了“不肖”的太子。
正因为司马迁太了解汉武帝，了解他的强大和懦弱，了解他的狂欢和孤独，了解他的张扬和落寞，司马迁才能走出权力和学术的阴影，以本纪、世家、表、书、列传等体例为基石，以民本和自由为精神，缔造一个和天朝气象平行的史学王国。这个王国是汉帝国的镜像，是它的倒影。在它面前，顾盼自雄的汉帝国，显出其荒唐脆弱、不堪一击的一面。
纵使武力恫吓、竭力粉饰又如何？他无所畏惧，决不屈服。炼狱般的人生，是通向智慧的天梯，他早已洞悉了宇宙和人性的全部奥秘。在这个国度里，他才是高高在上的王，他有充分的权力和自由，还冤死者以公道，还失败者以荣耀，还历史以真相。
于是，陈胜、项羽这些失败的英雄，堂皇地树起了纪念碑；于是乱伦、同性恋这些隐秘的私情被公之于众；于是最草根的和最高贵的众生分庭抗礼……
作为一个史学家，他不缺史识、史德，更不缺精神的历炼和敦厚的民间立场。只是，为大局为可读性计，有时，他还得斟酌用词，还得来点花絮，还得用春秋笔法，将一段囧历史讲得口齿生香。
而这些故事，他的同时代人无缘听到了，因为他早有读者群定位：“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几十年后，他的外孙杨恽，将挟带着他毕生的心血《史记》，横空出世。
但他仍然无法拒绝那追随而至的毁谤。虽然捧他的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贬他的却认为是谤书，是毁书，站在他肩膀上的班固，就批评他“论是非颇谬于圣人”。班固说得对，在司马迁心中，“圣人”并非至高无上，自由独立的史学精神才是标准。
但无论毁誉如何，司马迁开创的史学王国，都已成为传统中国的镜像，在它面前，国人才可以看见真实的自我：固步自封，夜郎自大……
但遗憾的是，这种镜像，却常常被有意忽略、修饰和遮蔽，直到晚清，面对中国在西方哈哈镜中的不堪形像，国人才忆起被忽略被遗忘的司马迁。而为了这一刻，他在镜中已等待了将近两千年。
（文丨如梦令）
作者如梦令简介：
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铁路作协会员，文学硕士
叩古问今，溯寻历史的沉静女子
十米阳台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