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显华（四川）
八岁那年，我母亲因病去世。而这时在我的三亲六戚、街坊四邻中，一个被我称做“徐伯娘”的老人，算是对我最好的人了。
老人六十来岁，住在我家隔壁，本名黄素清。在我的印象中，她头上常年都包裹着一条白帕子、身上穿的是一件“阴丹”色的布长衫，肚腹前，不管做不做家务都系着一面丈青色的围裙。
闲时，她总是左手端着一个黄铜水烟壶，右手拿着一根草纸卷的点火棍。吸烟时，她把烟丝装在壶口的凹斗里，再用嘴将火棍“虎虎”地吹燃明火后递向壶口，这时就听到烟壶内“豁豁”的水响声。这时的徐伯娘，脸前烟雾缭绕，从飘渺着的烟云透出的是她那十分享受的表情。
徐伯娘是纯正的街道居民，没有工作，也就无所属单位。她的生活来源基本上是靠帮人照看小孩、养点猪、喂点鸡为生。
儿时我以为她无儿无女，直到文革时的某一天，突然来了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到家对着徐伯娘叫了一声“妈”，并且还从提包里拿出糖来给我吃时，才听我父亲说这就是徐伯娘的亲生儿子，叫徐成，在西昌当老师。
徐成此次回家探亲是奉母命结婚的。女方叫王XX,，供销社职工，上班就在我家街对面的副食品门市。那时结婚很简单，一不体检，二不操办，结婚证一扯，喜糖、喜烟邻里之间一发，两床被子合在一起，就算结婚了。
记得婚后没几天徐成就走了。但徐伯娘的生活也没有因讨了儿媳而有所改变，只是儿媳偶尔回来同她一起吃顿饭，平时的时间里，她还是成天的与小孩、猪儿打交道。
说来也怪，徐伯娘一个人在家，煮一顿饭她吃一天，潲水又有限。可她每天起得早，常到菜市上买些便宜猪食料，如胡豆苗、牛皮菜等，再将米糠、清水、红苕合在一起煮一大锅，猪儿爱吃，长得又快，每年出槽两头大肥猪。当时国家对副食品的供应有限，但有个鼓励政策：不管是农村或是街村居民养的猪，可“卖一留一”，这就是那时称作的“留一票”。这样一来，在那个缺吃少穿、每位居民一月只有半斤肉票的日子里，徐伯娘的灶沿上总是挂满了黄橙橙的老腊肉，让人特别眼馋。
在那年的整个冬季里，这里的人们吃了晚饭后很早就上床睡觉了。我因母亲去世后，父亲疏于管我，我就常常跑到茶馆里去听讲评书，什么《薛刚反唐》《薛任贵征东》《水浒传》等等。讲书人在台上讲得津津有味，我在台下如痴如醉；听得入神时，收钱的人来了，我们一群娃儿拉伸脚杆就跑了，气得讲书人在门口歇斯底里地骂到：“狗日的‘鬼打架’（指小孩），茶喝‘过路黄’（别人喝清了的茶），听书不拿钱，老子喝西白风呀！”
等到讲书人又开始讲下一章时，我们悄悄再梭回来（返回），这时的茶馆门口多了一位老头，手里还拿着一根斑竹桠枝，一律不准这群娃儿进场。而那时家家户户都穷得很，小娃儿兜里更是囊中羞涩，摸不出听书的五分钱，只好听“豁皮”。可过了好一会儿，看门老头一直在门口把守着，想再进去听书的希望很渺茫，我们只好散了。
回家路上，老远就闻到火锅的香味，原以为是食店里飘出来的，走近一瞧，原是我家嫂子与她的几位朋友在吃火锅。顿时，我口水直流，好想贪婪地分一杯羹，瞧了许久，人家连正眼都没看我一下。此时，顿觉肚里饿得慌，寒风一吹，身子直哆嗦，青鼻涕也情不自禁地汩汩而流，心里想走，可脚又迈不开……是还盼着人家能动恻隐之心来可怜我。这真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啊！我只能自咽下馋流的口水，裹紧身上的破棉袄，回家了。
刚准备开门，就听见徐伯娘在叫我：“三娃子，快过来！”
我赶快到她家去。只见她打开灶屋门，揭开锅盖，从锅里端出一只小碗来，里面装着半碗腊肉。她催促我道：“是热的，快吃！”
我一边吃着腊肉，一边流着感激的泪。腊肉的香味儿，伯娘慈母般的爱，是母亲去世后久违了的。伯娘的大恩大德和那天晚上的情景，让我终身难忘。
我知道徐伯娘爱吸烟，但在那个年头什么都要票，我想起在茶馆听书时，有不少的烟哥留下未吸完的烟蒂，便试着给徐伯娘捡了许多带回去，有“经济”、“巨浪”、“朝阳桥”、“大前门”等牌子的，有时运气好还能捡到“牡丹”、“光荣”或“中华”。伯娘高兴极了，风趣地对我说：“一个烟屁股能抵一只肥鸡母。”从那以后，我常到食店、茶馆、单位食堂去给徐伯娘捡烟蒂。
一天晚上八点多，我到零酒店去捡烟蒂。那里的生意比较好，来喝酒的多数是单位上的人，在这里只要有钱都能买到零酒喝（二两内）；下酒菜也较多，什么猪耳朵、猪头肉、花生米、油炸胡豆豌豆等等。
这时我先巡视了一会地上，干干净净的。偶尔捡上几个烟屁股都是被人脚踩过的。正当我想离开，这时突见一位中年男人将未抽完的半截香烟扔到靠墙角的邻桌下，烟头还留着红红的火光。我赶快跑过去，猫下腰，正准备捡起时，发现桌下有一个小包，似钱包又不像钱包，我见这桌又没客人。是甩烟屁股这人掉的？不会，他隔得那么远，肯定不是他的。我悄悄地在桌下迅速打开包一看，把我惊呆了，里面装的全是钱和粮票，估计有百十来元。是谁的？这可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那么多钱。那时父亲在单位上工作每月的工资不过二三十元，而如今这“飞来的横财”使我不知所措。是归己，还是等待失主？归己，我就发了，可以像嫂子一样吃火锅，可以补贴自己贫困的家庭，可以像徐伯娘一样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好人。然而一想，不行，要是失主发现这么多的钱不见了，肯定着急死了，万一是失主家中因事……万一是……越想越觉得这钱不能要。于是，我将钱装入包里，准备交给酒店经理。正在这时，见一位带眼镜的匆匆忙忙跑入酒店，说自己的钱包在酒店里掉了。原来这位眼镜是中学的老师，老家的父母突患重病，急需用钱，刚把钱和粮票筹备好，到邮电局去邮寄，邮局早就下班了，由于着急，心情不好，路过酒店时借酒浇愁，谁知不小心，差点误了大事。
叙述完经过，包内财物多少稳合，我将钱和粮票当着大家的面，全部交给了这位老师。老师接过钱包，紧紧抓住我的手，激动的说：“小老弟，真谢谢你了”。说完，忙从包里抽出十元钱，非要奖励我不可。
那时我还不懂什么叫“拾金不昧”，只觉得做了一件自己应该做的事，那天夜晚我手里一直拽着那十元钱，激动得半夜都难以入眠……
第二天，我拿着“奖励”到街上为徐伯娘买了一斤“水烟丝”送去，伯娘感动得不得了。也就在这一天，我发觉伯娘看起来很乐观，但从她的言谈举止来看，显得心事重重的。记得有次她给别人照看孩子时说道“我都这把年纪了，何时才能带自己的孙子”。
徐成是她的独生子，作为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早就应该是儿孙满堂。可眼看结婚两三年的儿媳妇肚里还是空荡荡的，没有一点起色。在这期间，儿媳妇也到西昌探过亲，可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转眼到了一九七一年的初春，徐伯娘的儿媳终于在家人的期盼中生下一个女婴，老人家高兴得很，为了照顾好自己的小孙女，伯娘推掉了原先给人家带的小孩，巴心巴肠地对待母女俩。
那时，文革还没结束，“一打三反”运动又开始了，在供销社举办的学习班上，传徐伯娘的儿媳被查出与另一名王姓职工勾结贪污和长期通奸，同时也承认了徐伯娘带的那个小女孩是他俩生的，现两人已被隔离审查。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们经常看见二王两人形影不离，嘻嘻哈哈，眉来眼去的，大王本是有妻之夫，在农村里儿女一大堆，可一个哥哥呀，一个妹妹的叫得肉麻，王XX先前给徐伯娘说：“他们是认的兄妹”，平时在徐伯娘家吃饭时，小王都要叫上大王，那时人们都比较单纯，都没往歪处想，要不是此事及时暴露，徐成这辈子都要背黑锅，伯娘又要白辛苦了。可恨这对狗男女，几年来，徐伯娘对他们那么好，他们却做出这等肮脏无耻、卑鄙下流、丢人现眼的事来，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没有不透风的墙，伯娘几天后便知道了这撕心裂肺的消息，勤劳善良的老人家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病倒了。
看到伯娘痛苦，憔悴的身影，我不知道怎么来安慰她，只有帮她端点茶，递点水，有时悄悄地给她买一包烟。
三月初，我快满十六岁了，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我也和街道上的十几位伙伴一起到农村了。临行前伯娘拉着我的手说：“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到农村后，要好好的干，争取早点回来安个工作”。同时，她将一个塑料纸包的东西塞给我：“这点腊肉你带到农村去吃，哪里很苦”。
伯娘呀，你哪里是我的邻居？你老人家分明就是我在世的亲娘，我们之间非亲非故，可你慈母般的关心我，爱护我。你的家庭遭到那么大的打击和伤痛，心还在滴血，身体还那么虚弱，现在又为我下乡的事操心，这恩重如山的情意，我怎么来报答？
一年后，我回过一趟家，给伯娘带了些劳动成果，又帮她将水缸挑得满满的。我看见她明显地老了，脸色也大不如从前，看起来还有些浮肿。我说了些安慰她的话，叫她好好保重身体，不要太多地去担忧年轻人的事。
她告诉我，大王被判了刑，儿媳也被供销社开除下放到农村，同时徐成也与她离了婚，女儿归母。好端端的一个家就这样给毁了。
在那个年代，作风问题，是相当丢人的事，大王玩火自焚，咎由自取；小王红杏出墙，丢了饭碗，伯娘一家最无辜，猫爬甑子——“替狗干”了。
一九七三年冬天，我参军离开家乡时，伯娘高兴地来给我送行，并一个劲地对我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我看到伯娘满头的白发，步履蹒跚，咳咳喘喘，叮嘱老人家一定要保重身体，我会回来再看望她的。伯娘忧伤地说：“三，你这一走可能再也见不到伯娘了。”那一刻，我的心都碎了，眼泪像涌泉一样，扑扑直流，心里默默的祈祷，伯娘，你老是好人，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
在部队时，我给家里的书信往来中，还时常告知家人，徐伯娘对我有恩，望多多关照她。
可在一九七五年的冬天，家里专门来信：说徐伯娘已经过世，走得很安详……
那天傍晚，我在西藏的玉曲河畔，静静地遥望着家乡的方向，深切地缅怀着这位有恩于我的老人，“慈母徐伯娘”的名字也将永远永远镌刻在了我的心上。
●作者简介●
张显华，男，大学文化，经济师。1971年上山下乡当知青；1973年在西藏昌都56024部队政治部服役。曾任四川广汉光烈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