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HBaH CepreeBHy TypreHeB， 1818-1883)是我国读者很熟悉的一位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像艺术编年史那样反映了十九世纪四十至八十年代俄国社会的精神生活，因为他能“迅速地揣测出社会意识中出现的新要求和新思想，透过自己的作品经常关心那种当前的、开始隐隐约约使社会激动不安的问题。(杜勃罗留波夫语)
屠格涅夫生于俄国奥廖尔市。父亲是个破落贵族出身的退职军官;母亲是个性情怪僻的女地主，在奥廖尔省的斯巴斯科耶一鲁托维诺沃村有一座很大的庄园。屠格涅夫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农奴制生活的残暴乖谬，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曾发誓“决不同农奴制妥协”。他后来回忆说:“在我所生长的那个环境，打人拧人、拳头、耳光等简直是家常便饭……，我那时对农奴制就充满了憎恨。”屠格涅夫的教育，小时候由家庭教师照料;一八二七年全家迁居莫斯科后，起初他在私立寄宿学校读书，最后在家庭教师的辅导下修完了中学的课程。一八三三年他进莫斯科大学语文系读书，翌年又转入彼得堡大学文史系，于一八三七年毕业。大学生活更加坚定了他反对农奴制的思想。一八三八年，屠格涅夫去国外深造，途中轮船失火，险些遇难。他在柏林大学主要攻读哲学和古典语文学。一八四一年他回到莫斯科，准备答辩哲学硕士论文。但沙皇尼古拉为堵塞自由思想在俄国传播的渠道，关闭了许多大学的哲学教研室，致使屠格涅夫无法进行论文答辩。次年他在彼得堡大学获得了哲学硕士的学位，但对文学的强烈兴趣，使他没有去当哲学教授，却成了一名作家。
屠格涅夫早年就喜爱文学。大学时期他已有些习作，多为浪漫抒情诗，带有很大的模仿性。一八四三年他发表了长诗《巴拉莎》，受到别林斯基的好评后来他们之间建立了很深的友谊。一八四七年屠格涅夫在柏林同当时在德国养病的别林斯基一起周游了许多地方。别林斯基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同年，屠格涅夫来到巴黎，正好遇上了法国的二月革命。资产阶级对起义工人的血腥镇压，引起作家极大的愤怒。他同从意大利赶到巴黎的赫尔岑兴奋地走上街头，成为这场革命的见证人
屠格涅夫因母子不和，母亲在经济上不再接济他。他一度为报刊紧张写作，靠稿费维持生计。除诗和小说外，屠格涅夫还写了十来个剧本(《食客》1848;《贵族长的早宴》、《单身汉》，1849;《乡村一月》，1850;等等)，其中许多都是描写“小人物”受苦受辱的悲惨遭遇。一八五○年夏，屠格涅夫回到俄国不久，母亲去世，他继承了遗产，有了独立的经济生活。
一八五二年，果戈里逝世，屠格涅夫撰文悼念，彼得堡当局不许发表。他改寄《莫斯科新闻》发表了。结果他便以“违反审查条例”的罪名被捕。在拘留中他写了著名的反农奴制短篇小说《木木》(1852)来回答政府的反动压制。屠格涅夫的被捕以及一个月后的流放(实际上是软禁)，其实只不过是个借口。沙皇政府早已对屠格涅夫在法国革命期间的政治表现和他的小说《猎人笔记》的反农奴制倾向忍无可忍了。《猎人笔记》(1847-1851)是在进步刊物《现代人上陆续发表的，一八五二年出了单行本，其中包括二十五个短篇。第一篇《霍尔和卡里内奇》，一八四七年刚一发表就受到进步批评界的热情欢迎，之后接连发表的各篇也一直受到社会的密切注视，成了当时俄国文学生活中的件大事。这一篇篇的特写，以俄国中部地区的自然景色为衬托，广泛地描绘了庄园里农民与地主的生活，生动地塑造了一系列农民与地主的形象，而农民在小说中始终居于突出的地位。屠格涅夫在描写乡下的山川风貌、生活习俗，刻画农民的内心世界之中，深刻地揭露了地主表面上文明仁慈实际上丑恶残暴的农奴主本性。全书充满了对含垢忍辱、备受欺凌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写出了他们的高度智慧和良好的道德品质。当时的进步思想界称《猎人笔记》是对农奴制的“一阵猛烈的炮火”，是“一部点燃火种的书”。而沙皇的教育大臣秘密上书说:“《猎人笔记)有侮辱地主的绝对倾向，总的说来，地主不是被描写得滑稽可笑就是常常现出一付有失体面有伤名誉的模样。让这种对地主如此有害的看法散播开去，无疑会使其他身份的读者降低对贵族阶级的敬意。”我们从审查官因准许《猎人笔记》出版而被革职，屠格涅夫被拘捕、放逐之事，也可以看出沙皇政府对《猎人笔记》给农奴制带来的打击所感到的恼怒和恐惧。
屠格涅夫在一年多的流放中，读书，写作，会客，打猎，听音乐，下象棋，成了他在监视下生活的主要内容。一八五三年十一月，屠格涅夫被解除流放获准进京。他来到彼得堡继续为(《现代人撰稿。
五十七十年代，是屠格涅夫创作最旺盛的时期。《罗亭》(1856)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主人公罗亭是四十年代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聪明，热情好思想善辞令，向往真理，懂憬未来。但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他本人脱离人民、缺乏毅力等原因，罗亭无论在社会事业或爱情生活上都处处碰壁，事事失败。他懊恼绝望之余，只好承认自己的“无用”和“多余”，“生来就是无根的浮萍”。最后他默默地在一八八年六月的巴黎巷战中牺牲了，死时手里还拿着一面红旗。
长篇小说《贵族之家》(859)也是写四十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碌碌无为的遭遇的。主人公年幼丧母，在父亲的严厉教育下孤独地长大成人。然后是学，恋爱，结婚婚姻破裂，出国。他对爱情已深感绝望打算回国作一番事业，但回来后他爱上了一个叫丽莎的姑娘。小说的主要情节便是以这一恋爱故事为中心展开的。但正当主人公从绝望中苏醒过来，向往生活的幸福，准备再婚时，他的妻子归来了。于是一切都成了泡影:丽莎进了修道院主人公也“心灰意冷”，感到“衰老无用了”。他痛苦地喊道:“你好，孤独的晚年!烧尽吧，无用的生命!这凄寒的声音，无疑是一曲对衰败悲凉的贵族阶级的挽歌。
长篇小说《前夜》(1860)描写一个出身贵族门第的俄国姑娘叶连娜，撇下家庭和祖国，嫁给一个贫寒的保加利亚革命者决心同丈夫一起为保加利亚的民族自由和祖国解放事业共同战斗的故事。小说对俄国农奴制垮台前夕俄国出现的进步社会思潮，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和前两部小说相比，作者在这里写的已不是那种理想主义的幻想家，而是新的献身正义事业的青年人。小说受到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的高度评价，他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的《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说，作品主人公体现的“那些观念和要求也已出现”，俄国的“社会陈规已经过时"。文章作者认为，不需要等待多久，俄罗斯的革命者的形象也将出现于俄国文学之中。但是这篇文章却极大地触怒了屠格涅夫，他断然与他共事十来年的《现代人》杂志宣布决裂，因为他不能同意文章作者就《前夜》联系俄国现实所作的革命分析和预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屠格涅夫与《现代人》的决裂，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同自由主义改良派思想的长期分歧，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社会政治矛盾特别激化的情况下发展的必然结果。
长篇小说《父与子》(1862)是在与《现代人决裂之后创作的，发表在倾向反动的《俄罗斯导报》上。它反映了代表不同社会阶级力量的“父与子”的相互关系问题，描写了亲英派自由主义贵族代表基尔沙诺夫的“老朽”，更重要的是塑造了一代新人的代表—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的鲜明形象。小说故事发生于一八五九年，而收尾时已是俄国农奴制垮台的一八六一年了。这期间，围绕俄国生活的根本问题，自由主义改良派同革命民主主义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父与子》描写的正是这个时代和这一斗争。小说主人公巴扎罗夫身上具备许多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特点:有思想有毅力，坚定，正直。但作者的自由主义立场使他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出革命者的面貌。巴扎罗夫的形象是矛盾的。他是旧制度的叛逆者，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否认一切旧传统、旧观念，不承认艺术的价值;他宜称要“战斗”，要“打倒别人”，却没有行动。这一切很能说明屠格涅夫本人的思想特点。他的其他小说也从不表现俄国革命的行动。他认为“虚无主义者”就是“革命者”了，革命者虽已出现，但革命的时代尚未到来。小说发表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说它“侮辱了年轻的一代”，有人说它“曲意奉迎”了年轻的一代。而作家本人却说:“我最关心的是人物面貌的活生生的真实”，表达了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原则。
六年后，屠格涅夫发表了长篇小说《烟》(1867)。这里描写的是两个敌对营垒的斗争:一方面是代表反动的腐朽势力、反对废除农奴制、一心盼望复辟旧秩序的贵族将军，另一方面是进步的俄国青年。但小说的整个情调非常悲观，作者笔下的那些所谓进步的青年们并不懂得俄国的实际需要，他们的一切活动，到头来只不过是烟消云散一场空。
一八七七年，屠格涅夫发表了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反映俄国七十年代革命的民粹派运动。但作者的思想仍然是十分矛盾的，正如批评家卢那察尔斯基所说:“《处女地》狠狠鞭挞了旧世界，但同时也无情地谴责了民粹派
从六十年代始，屠格涅夫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西欧度过的。他结交了许多著名的欧洲作家、艺术家，对俄国的文学也非常关注。他几乎每年都回俄国。他最后一次回俄国是一八八O年，为了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普希金雕像揭幕典礼。他曾表示晚年要返回俄国。一八八二年，他的脊椎癌病发终于不治，他的叶落归根的宿愿未能实现，在苦苦怀念祖国中客死异邦。遵照作家的遗愿，他的遗体从法国运回彼得堡，葬在沃尔科夫墓地别林斯基的墓旁。出殡那天，送葬者成千上万，汇成一次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使沙皇政府深为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