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后看电影
糖果与秋千
我不会矫情地说，我多么爱雪，爱那个洁白的，轻盈的身姿，我不会说。
那一年，雪很大，大到把学校最古老的一排平房压塌，前面的老法国梧桐也被压断了树枝，因为一二节没课，我们侥幸逃过一劫，又因为没有教室，我们逃过了一天的课，不用面对那个脾气古怪的教授。但是好景不长，学校把实验室腾出两间来，两天后，我们恢复到每天冥思苦想，面对满纸积分微分符号的状态。
我们也是有闲暇和大把时光的，课程总是不满，要么是上午，要么是下午，201宿舍时是我常去的地方，201比我所在的203大，同学也多两个，我们是八人，他们是十人。201位于四楼的最东角，房间大，李姓同学喜欢健身和素描，他的作品不比美术系的差，后来在两张课桌间撑双杠时摔成了暂时失忆。石姓同学喜欢唱歌，唱的情意绵绵，我怀疑他的身体里住着一个妖娆的女人。柳佩芝是爱好最广的，弹吉他、下象棋、打扑克，除了学习而外，他似乎无所不能。
柳佩芝的脾气也是最好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掉寒假和暑假，我都可以看到他那张笑嘻嘻的脸，只有在别人拖长了音调喊他“佩——芝——”时，他会微微皱眉，但是，他有什么办法呢？我们都这么喊，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只喊名不叫姓，是发自内心的亲切。柳佩芝的床上放着他的吉他，他的桌上摆着棋盘，各种介绍电影的小杂志，他的床铺前总是围着几个人，看下棋的，打牌的，输了就在耳朵上贴上象征猪尾巴的小纸条。201的欢笑声始终不断。
我在201是受歧视的，因为我总也看不懂扑克，我是臭棋篓子。我小心翼翼地从202宿舍前经过，我们谁也不喜欢与202宿舍的同学搭讪，202的人学习太刻苦，成绩太优秀，有人加入了学生会，听说还有人想入党，以便毕业分配时，能留在城市里。这让我打心底鄙视他们。唯一例外的是叶银川，他是202的另类，大大咧咧，嬉皮笑脸，他可以为了我而顶撞篮球教练，也可以时不时来句冷幽默，这让我对他充满了好感。
周末的娱乐是老三样，逛街、看电影、打桌球。打桌球通常是在看电影的路上。我永远是那个最没有主见的人，像个小跟班、小随从，也许我还没想清楚，该干什么。大雪里，他们穿着黄大衣和羽绒服，对着一个闹市区测量分贝的牌子大声喊，看数字闪烁而哈哈大笑，我就觉得特别傻帽。叶银川走路晃着膀子，对着对面过来的女生摊开双手，语气夸张，我也觉得特别尴尬。他说毛晓慧的眼睛盯着他看，盯得他心里慌慌的。我不相信，我们都不相信，但是我们体会到这逗乐的效果，我们笑得直不起腰来。李国杨说，去你的，人家毛晓慧是校花，怎么能看上你？少自作多情了。
我相信叶银川是没有女友的，只有光棍才可以这么放肆、自由无所顾忌，真正恋爱的人，怀揣心思，小心翼翼。就像我们203的钱永康那样，很少与大家一道看电影，他喜欢一个人躲在他上铺的蚊帐里看信，翻看他女朋友的来信。我们谁也没见过他女朋友的照片，但是从他几乎疯癫的模样揣测，应该是个漂亮的女生。
周末我们去看电影，拖拉机厂俱乐部，和平电影院，红旗电影院，是我们常去的地方，但是我总是摸不着方向，我的方位感不差，只是学校附近的街道弯弯曲曲，多数是斜的，没有正南正北，棋盘样的格局。在暮色里跟着他们走，听着他们开心的讲笑话，路过街边的一间间小酒馆，看见衣服肮脏的民工，走到夜幕笼罩下的电影院，走进三五成群的观众里，我已经分辨不出电影院外的招牌上的大字了，影影绰绰，人与物都是不断融合分离变化的影子。
看电影，柳佩芝是权威，谁让他做了那么多功课呢？他看了很多电影杂志，知道第三代导演，第四代导演，第五代导演的名字，谁谁谁，而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要画面感，只要故事，只要演员好看。我是这么一个肤浅的人，所以很多年后，我的残留记忆里只有零星的画面，没有完整的电影了。
记得有一回，大雪渐止，柳佩芝不知发什么神经，说有部电影好看，值得一看，于是就有人要跟着去了。我本来不想去的，但是一道电磁学题目让我昏头脑涨，我躺在床铺上发呆，听拖拉机厂那台二百吨的汽锤每隔半小时一次的重击，钱永康照例是翻看情书，李国杨在他的下铺听收音机。“你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陪着我/你是不是就这样轻易放弃/花开的时/就这样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是齐秦，台湾的那个卷头发穿皮裤的不良青年，弹着吉他，俄尔电台主播醇厚的男中音又传来，东拉西扯扯几句，歌曲换了，“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一句句，唱得我内心空落落的，此刻，窗外应该有蓝天有流云有飞鸟掠过，但是我呆滞的眼神只看见窗外零星飘落的雪花。李国杨忽然关了收音机，自己唱了起来，五音不全，唱得好难听。
当201的人推门进来时，我就下床，穿戴整齐跟了出去，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与其听邻铺的两位同学互相挖苦或者戏谑，不如去看场电影。我是穿着长筒胶靴出去的，这双不合时宜的胶靴，最初是骄傲，后来就成了拖累。雪后的街道白得耀眼，行人稀少，黄昏的余晖斜斜贴地照来，给楼房上涂抹了一层淡淡的金黄，空气凛冽清新，积雪在靴底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不一会，喜欢素描的李同学就叫起来，他的鞋帮子潮了，他们就嬉笑起来“活该”“不冤”，我还暗自得意自己有先见之明。我们去了两个常去的电影院，都没有买到票，失望之余，又觉扫兴，我的意思是，不如看其他电影算了。但是柳佩芝不同意，他兴趣盎然，一定要看那部他认为有意义的电影，由于他的顽固坚持，我们只能跟着他走。
由于记忆的漫漶，我已经回忆不起那个雪后黄昏我们究竟走了几条大街几条深巷，只记得雪的咯吱咯吱在耳边单调重复，渐渐地，我走热了也走累了，有些不想走了，有一段路在里运河边上，左边是水上驳船顶棚的薄雪，右边是店铺点亮的灯，昏黄之中带着家的暖意，恍如一幅画。别人的鞋子轻便，我的长筒胶靴沉重，我想回去，但是我记不得返校的路，也说出口，我开始焦躁不安，电影院在哪？电影在哪？柳佩芝你吹嘘的意义在哪？
我第十次在心里默默问候柳佩芝的祖宗以后，他忽然手一指说，到了，我没有看清电影院的模样，柳佩芝就买了所有人的单，几人进去，发现是个小剧场，几十张沙发，十几个观众。电影讲什么，我完全不理解，只是觉得少了大银幕的气势。返回学校，已经半夜，我推门进宿舍，听到李国杨打呼噜，钱永康问，你们去哪里看电影？那么久。
毕业后，我们各奔东西，再无联络，大约五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见了柳佩芝，他是来县上参加一个公开课比赛的，他的妻子一道来，他还是那么矮，穿着永远不改的深蓝牛仔裤，发型还是长发，我不知道是什么可以让一个人保持年轻时审美倾向顽固不变。他请我帮他借两样仪器，他的脸上是我熟悉的宽厚的笑，只是，我们都老了，岁月的沧桑刻在脸上。
我们没有提及往事，往事是秘密，你知我知，何必再提；我们不会谈青春，我们的青春已经飞走了，那些年少时的尴尬和调皮说了有何益？他讲了他的一些情况，他在最偏远的一个乡镇中学教书，陶渊明说“心远地自偏”，他却是“地偏心亦远”。我问他想不想调动来县城，他说一点都不想，在乡下教书，轻松自在，他习惯了。他在邻县买了房子，他的姐姐，父母，都在邻县。他打算退休后就去邻县的新房子养老。
他还是老样子，爱玩，不求上进。有一个秘密我永远不会说，那是毕业前夕叶银川告诉我的，叶银川说，那个雪后的夜晚，柳佩芝坚持要去小剧场看电影，是因为那个小剧场是他分手女友常去的地方。叶银川这个人一向不正经，说话真真假假，但是，他透露的秘密，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