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虽生逢末世，仍怀“匡国用世”之心，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独行，追求人性的纯真之美，他就是晚唐诗人李商隐。
李商隐(812——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晚唐诗人。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辈迁荥阳(今属河南)。与杜牧合称为“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一生只做过秘书省校书郎、正字等小官。
人们常认为，李商隐的悲情人生是其身陷牛李两党纷争所致。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就有这样的论述：“至于李商隐之出自新兴阶级，本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负绝代之才，复经出入李牛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
然笔者看来，“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的李商隐虽与牛、李党人有交往，但从时世、家世、身世来看，都没有参与党争的可能，其悲情人生的根源在于其高洁的政治品格、生活志趣和人生情怀。
杨虞卿、萧浣遭冤被贬，他作《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哭虔州杨侍郎》为其鸣不平;李党失势，他从郑亚南行，又作《李卫公》《旧将军》为李德裕鸣不平。大和九年(835年)冬，甘露事变发生，他于次年作《有感二首》《重有感》《曲江》等诗，抨击宦官篡权乱政、滥杀无辜，表明自己激愤的态度和对唐王朝的忧虑。特别是友人刘蕡，因反对宦官而被贬谪至死，他在酬赠、哭吊刘蕡诗中，反复为刘蕡鸣不平：“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黄陵别后春涛隔，湓浦书来秋雨翻……”把刘蕡受冤贬死的遭遇，放在宦官肆虐、时局昏愦的政治环境下加以描写，这些都表明李商隐是一个耿直、率真，敢于同腐朽、黑暗的权贵势力抗争的正直之人。
因此，李商隐同“吾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向乡里小儿”的陶渊明，“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等文人具有相似的人生追求和命运。他的孤高耿介的性格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使他不可能屈身辱志、趋炎附势以图仕进。宁愿沉沦下僚，也要志存高远。《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云：“匝路亭亭艳，非时裛裛香。素娥惟与月，青女不饶霜。”以霜中月下孤寒纯洁的梅花自比，这种人格境界的追求使得李商隐的政治品格离世脱俗。
“贾生游刃极，作赋又论兵”、“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梅应未假雪，柳自不胜烟”，自以为才华出众，能置身青云之上。但事实上，“平生有游旧，一一在烟霄”，而自己却是“漳滨卧病竟无聊”。李商隐因为自负，所以常失意，导致自卑;因为自卑，所以常反激，以自傲相抗，徒有自怜伤感，“芳心向春尽，所得是沾衣”、“年华无一事，只是苦伤春”，终了只能发出“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的悲叹。
既然不能与周围污浊的仕途环境相融合，所以他孤独、寂寞，“赤白徒自许，幽芳谁与论?”自命清高的结果，就只能是孤芳自赏。
李商隐的孤芳自赏体现在他立意追求一种高洁、脱俗的生活志趣。《霜月》云：“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把霜月交辉、凄清冷寂的境界写得如此充满生机和美感，正象征性地反映了他内心对高洁脱俗品格的追求。又如《高松》云：“高松出众木，伴我向天涯……有风传雅韵，无雪试幽姿。”也是以出众超群、清雅幽静自许。再如《天涯》云：“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伤感至极仍不愿沦落凡尘。
李商隐是一个专注于自己真实情感世界的诗人，重情是他生活和创作的本色。尽管现实中他所得到的更多的是痛苦和失望，但他从未放弃过自己对美好的理想爱情生活的向往和憧憬，那份炽热的情感、真挚的追求从未有丝毫的削减。“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尽管相思苦楚，尽管希望渺茫，但身在情长在，“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纯情永驻心间。
对情感的执著，养成了李商隐多情善感的性格，使他具有一种敏感灵动的诗人气质，一味的追求本真，造成了他在处理现实生活中诸多事宜时，往往凭感情、凭心灵去认识和评判，有点感情用事而不计利害得失。如他的随郑亚南下，从政治前途来考虑，不能说是明智之举。但也正因此，我们说李商隐是一个有情有义、爱憎分明、有追求、有个性的正直诗人，他的悲情人生也才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他就是晚唐余晖中追求本真的独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