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回家，路上堵得很，来回开十来小时的车，换得几日与父母共度的光阴。
老家早已拆迁，父母住到了县城，几年下来，也渐渐地习惯了。父亲是随遇而安、善享清闲的人，看看书，下下棋，散散步，便可以打发大把时间。母亲却闲不住，得了时机，竟在小区里开垦了一块半亩的荒地，种上了一些应时的蔬菜和庄稼。
到了县城，进了小区停下车，老远就看到父母立在楼下，他们早做好了饭菜，一直在等着。吃完午饭，母亲就忙不迭地带着我去看她的小园地。地里大部分种的是大豆和芝麻，只有角落处是一块小菜地，菠菜嫩嫩的，刚长出叶子，青菜很绿，上面有不少小虫眼，红红的茎脉的那是小萝卜秧，蒜苗刚探出尖尖的小脑袋，此外还有豇豆、辣椒、冬瓜、丝瓜和秋葵。我却问：“妈，怎么没种西红柿？”妈笑着回我：“这会儿哪有西红柿，早下市了。”我这才想起，西红柿生在盛夏，而此时已过中秋了。
老家的西红柿，我最爱吃。小时候，老家的院子里便种了几十株西红柿，最好吃的西红柿一般是在雨后。一场雨落，菜地的西红柿就红了许多枚，地垄里青红相间，挂着雨滴，分外美而诱人。挑西红柿有个诀窍，首先要挑模样周正的，也就是圆圆的那种，然后再从中挑选近蒂部稍有青意，腹部大红大红的，这样的西红柿味道最佳，酸酸甜甜，我一口气可以吃上五六个。
我爱吃西红柿，这一点遗传我妈，我妈遗传我外公，如今连上我儿子，祖孙四个都爱吃酸。记忆中，外公和外婆的小屋是土墙茅檐，位于一小土坡上，高粱秸将小屋隔成内外两间，里间卧室，外间是厨房。小菜园子在他的屋前屋后，把小茅屋围成了半岛。外公是个能干人，菜园里啥应时的蔬菜都有，春季有菠菜、韭菜、莴苣和卷心菜，夏季则芹菜、番茄、大白菜，秋冬则种萝卜、大蒜、小青菜。外公还曾经在屋后种过一片麻，成熟后，把麻杆砍断，捆成束，然后放到沟渠里浸泡，十几天后，韧皮与木质分离，亚麻就可以轻松撕下来，用来搓麻绳。
菜地的菜，外公管理得好，长得旺，老俩口吃不完，外公便挑了一些去集市上卖。外公家距离我家不过五六里的距离。两家的中间有一个农贸集市，一般隔一天聚一次，诸如农历的三五七九，这日子我们都称之为逢集。记忆中，逢集的日子我们孩童最开心，集市里商品五花八门，都摆在地上，下面铺垫着塑料布，有衣裤鞋帽，有副食百货，有零食玩具，甚至还有卖小人书的，低的八分，贵的两毛。当然，我没钱，只有看的份，但满足一下眼福也是不错的。最爱的则是在集市里捡糖纸，或路边，或干涸的沟底，每捡到一个新品种，便心跳不已，回家后夹在书里，一张张，把薄薄的一本书撑成了大肚子。这些糖纸一直留在老家的书柜里，但却在三年前，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拆迁，弄丢了。
外公赶集，卖的东西比较杂，比如吃不完的蔬菜，还有舍不得吃的自家小鸡下的鸡蛋，还有沤好沥干的白亮亮的亚麻，如果下集了还有剩余，外公就都挑到我家来，有时，也会专门从家里送些蔬菜和鸡蛋过来。记得每逢夏季，外公便常会挑来一担西红柿，到了后，坐下来，喝着水呼呼地直喘。外公说：“西红柿结的多，我们吃不完，你妈和你们兄妹几个都喜欢吃，加点糖，多吃点。”中午的饭，一般都是绿豆白米饭，因为外公最爱吃，说这饭最香。开饭前，妈妈又把西红柿洗了满满一盆，切成了瓣，再撒上白糖，既可下饭，也可下酒。外公不好酒，话也不多，但每次过来都要喝几杯，几杯酒下肚，外公的脸就红红的，话也多了点，喝口酒，抹一下嘴巴，总是笑着对父亲说：“小王啊，现在我的生活过得好啊，白米白面的吃不完，以前想也不敢想啊！”外公的脸瘦削，花白的络腮胡子，笑起来一脸的幸福与满足，那慈祥的样儿，很难忘。
母亲说，外公这辈子不容易，三岁没了母亲，六岁没了父亲，幸好有个十三四岁的哥哥，兄弟俩相依为命。哥哥干活，带着他。哥哥打牌，让他坐在自己的腿上。但哥哥一人赚的终究不够两人吃的，在外公八岁时，便开始为别人家放牛，挣点口粮。外公年纪小，但却很懂事，雇主都很喜欢他，他一边放牛一边割草，这本不应是他做的事，放牛回到家后，瘦小的肩上还背着一担草。
都说，苦难是一笔财富，一点都不假，长大后的外公勤快正直，遇到了贤惠的外婆，养育了四个儿女，相濡与沫地过了一生。在1959——1961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里，村上饿死了许多人，外公饭量大，因为没得吃，得了浮肿病，小腿上轻轻一按就是一个坑，然后，就躺下了。幸好，有一位好心的邻居来偷偷告诉外婆，在夜间去集体的田里偷偷捋一些麦粒，就可以救命。就这样，外婆做了这辈子唯一的一次贼，夜里去捋了一碗六七成熟的麦粒，用小磨磨成糊，烧好了分成五六顿给外公吃，那个时代，粮食比药物神奇，外公被竟被这一碗麦粒从鬼门关救了回来。
关于外公，有件事，我一直深深愧疚着。具体哪一年我记不清了，好像刚读初三。那一年秋，我家养了一张蚕，上山结了茧，卖了九百多元钱，父亲一咬牙，花了五百多元，去县城买了一台17寸的黑白电视。正巧，外公来我家，帮我家收稻子，下了雨，便闲下来了。我和两个小伙伴在看电视，外公也站在一边好奇地看。节目里一个女演员在化妆，用个小刷子拂脸上的粉，外公在一边就问：“这人在干什么，怎么这样洗脸？”我和两个小伙伴听了，便大笑起来，却没在意外公脸上尴尬的笑。后来，妈妈问我：“今天，你笑话你外公了吗？你外公和我说了，‘老了，糊涂了，到了被孩子笑话的年纪了。’你以后可不能这样。”
1996年，那一年我记得。六月过了，到了收麦子的时候，外公外婆都过八十了，早已弯不下腰，却还有一亩的麦子，两把小镰刀，即使割好几天也割不完。那时候，学校都放了麦假，我们全家便一起去帮外公收麦子。那时候，我正年轻力壮，当然是主力，大刀砍得很娴熟，挺直腰，迈好弓步，一臂推，一臂拉，再借着腰力，一转就砍了个半圆。若论效率，那时真抵得上小型的收割机，只不过一个多小时，麦子就被砍完了，然后脱粒，扬壳，再把麦粒摊开在麦场上晾晒。
外公在一边也闲不住，忙着运扬出的麦穗壳，这壳外公舍不得丢，堆在屋后留着烧饭用。临别时，外公还在那认真地堆着那麦穗壳，见我们要回去了，便和外婆一起留我们在那里吃饭再走，但我们还是匆匆而回了，一来农忙时节事情多，二来人太多，外公那小屋子坐不下。我们坐上了手扶拖拉机，发动了，外公摸着他腮边的花白的胡子，站在那小土坡上送我们，笑着，满脸都是温暖和幸福。我的心中则洋溢着自豪，长这么大了，终于能帮外公的忙了，老人家终究并没有白疼我们一场。
然而，没想到，仅仅在十天后，外公便去世了。
那一天，我家的麦子都已收割完毕，一家人正在正在秧田里忙着插秧，大舅家的表妹四子忽然骑着车出现在了田头，她哭着说：“大姑，爷爷摔倒了。我爸把他抱到了堂屋里躺着，喊你快点过去。”于是，一家人，扔了手头的活，向外公家奔去。一路上，母亲一边哭一边不住地说：“一定摔得不轻，要不然四子也不会哭成那样。”
到了大舅家，门口围满了人，已经哭声一片了。我已经呆了，脑中瞬间成了空白。模模糊糊听到了一位当医生的近房舅舅对妈妈说：“不行了，打了强心针，但救不回来了，没脉了。”我进了屋子，看见外公在地上躺着，头朝外，外婆坐在他身边。我忽然旁若无人地哇哇地大哭起来，又扑通躺下来，抱着他，用脸贴着他冰凉的脸。
后来，听邻居说，外公应该是想捡家旁坡下的草，弯腰时一不小心摔到了沟里，摔倒后又没有人及时发现才逝去了。而那位当医生的近房舅舅却说：“二叔这人，事事为别人想，有了事自己扛，有了病就撑着，怕二娘担心他，前几年就说心口疼，估计是血管方面的问题，血管破裂了，人自然就摔倒了。”外公的丧礼结束后，我又独自到外公的小屋那转了转，屋里屋外打扫得很干净，菜地四周扎了栅栏，里面的菜肥汪汪的嫩，打理得没有一棵杂草。那堆麦穗壳，上面覆盖了齐整的麦秸，防雨。外公说，这壳，烧米饭很好用，然而，现在他不在了。
一晃，外公就离去23年了，而我还是会常想起外公。
记得，在外公去世几年后，我在南京工作了，一年暑假把一台黑白的松下电视背到了外婆家，打开电视，陪着外婆看，讲解给她听。外婆很开心，忽然默默地说：“要是你外公在世就好了，他很喜欢看电视，只是怕打扰人家，从来不好意思到别人家看。”
想到这，我的泪又忍不住想流下来。
原创： 咖啡 咖啡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