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经过地狱般的磨练，才能炼出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奏出世间的绝唱。
——泰戈尔
太史公司马迁命运不佳，言事逆耳，幽于缧绁，遂愤然而叹曰：“身毁不用矣！”因想：“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奋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司马公仿效古圣先贤，不顾“蚕室”之辱，积愤笔端，历经十载，写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书的先河。更为重要的，是他为后世穷困文人在仕途之外泄愤、呐喊，辟出了一条别样的路子。
其实，在古代，文人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内心大多怀有“出仕”之念。李白和杜甫，就是两个一直在找寻机会，想报效朝廷的人。李白的诗句“直挂云帆济沧海”，就是他渴望出仕再热切不过的表白。他深深寄望于朝廷，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企望能在仕途上一展所学。他甚至不惜加意奉承，弯下腰来，给当时享有“荐士”盛名的韩朝宗写信，恳求他向朝廷荐举自己。杜甫也有同样的境遇。他别妻离子，困踬长安十年，图的，也不过就是一官半职——“立登要路津”。
但这两人到了后来，李白虽然做了不到二年的“翰林供奉”，所事者，也不过就是写写宫廷赞美诗，例如“云想衣裳花想容”之类，并未得到重用。而杜甫呢，虽然“数上赋颂”，陈述祖上一直“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恳求“天子哀怜”，但直到“安史之乱”，杜甫也仅仅官居“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不过一个区区八品小官。他们两个，都不曾“得志”。李白和杜甫皆为诗歌天才，如果一旦从政，会不会是“能臣”、“干将”？我们无法保证，但那个时候的唐玄宗，耽于享乐，沉溺声色，无心留意拔擢文才武将，这一点，倒是确定无疑的。也正因如此，其时野有遗贤，游逸江湖，于是乎，朝廷里少了几个站班的大臣，而有唐一代，却因为有了悠游山水间的李白和苦旅中蹑屩担簦的杜甫，成为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巅峰。
当然，在唐代，也不乏文人出为高官的事例，白居易就是其中的一个。
白居易三十六岁便被用为翰林学士，翌年，又被“非次拔擢”，官拜左拾遗，为他大展“兼济天下”的抱负，提供了可能。初为朝官的他，一时意气昂扬，立志要有所作为，报效朝廷。他那一时期的诗作，也因此“皆意存讽赋，箴时之弊，补政之阙，往往流闻禁中”。他“食不知味，寝不遑安”，不惧豪强，甚至犯颜逆鳞，发出了“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的壮语，颇有几分诤臣直士的气概。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砺，特别是遭到贬谪打击之后，他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是他此时境况的自我写照。特别是到了后期，他官当得久了，也作得大了——居太子少傅，二品，月俸十万——当年的意气，自然也就荡然无存了。于是他开始倾力购置田产，充实家业，过起了养尊处优的日子。他无日无酒，自号“醉吟先生”。他这一时期的诗作，或者“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乐天自语），变得十分消沉。以致后来竟有传言说，白居易曾“以诗杀人”。
何有此言呢？我们且先来看看他的诗作《燕子楼三首》。在这首诗的前面，白居易写了很长的一段序言，说“徐州故张尚书有爱妓曰眄眄，善歌舞，雅多风态。予为校书郎时，游徐、泗间。张尚书宴予，酒酣，出眄眄以佐欢，欢甚。予因赠诗云：‘醉娇胜不得，风嫋牡丹花。’一欢而去，迩后绝不相闻，迨兹仅一纪矣。昨日，司勳员外郎张仲素缋之访予，因吟新诗，有《燕子楼》三首，词甚婉丽，诘其由，为眄眄作也。缋之从事武宁军累年，颇知眄眄始末，云：‘尚书既殁，归葬东洛。而彭城有张氏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眄眄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幽独块然，于今尚在，’予爱缋之新咏，感彭城旧游，因同其题，作三绝句。”（见中华书局《白居易诗集校注》2006年7月版1208页）这里的“眄眄”二字，自宋代以后的刻本中，均为“盼盼”，姑且从之。
盼盼姓关，自幼出身娼门，色艺俱佳，尤喜吟诗，后被新任徐州刺史张建封看中，纳为姬妾。她的三首《燕子楼》诗，在《全唐诗》八〇二卷、《唐才子传》卷二中，都有收录。张建封有燕子楼一座，纳盼盼同居。后朝中旨下，授张建封为礼部尚书，张便携盼盼往长安上任去了。不想十二年后，张建封病死，关盼盼重又回到了徐州，住在燕子楼中。她思念亡夫，终日以泪洗面，并决心为其守节，再不适人。她独处燕子楼，一住就是十一年。
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从好友张仲素（字缋之）那里读到了关盼盼的《燕子楼三首》，便也和韵三首并派人寄给了关盼盼。关盼盼见白居易的第三首诗中说：“今春有客洛阳回，曾到尚书墓上来。见说白杨堪作柱，急教红粉不成灰。”关盼盼知道，白居易对自己有所误解，特别是当她看到白居易那首《感故张仆射诸妓》诗中写道：“黄金不惜买娥眉，拣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心中万分痛苦，遂作一首《和白公诗》，曰：“自守空楼敛恨眉，形同春后牡丹枝。舍人不会人深意，讶道泉台不去随。”《全唐诗》于此有一行小注：“盼盼得诗，泣曰：‘妾非不能死，恐我公有从死之妾，玷清范耳。’”遂绝食自杀了。临死，她还恨恨吟道：“儿童不识冲天物，漫把青泥污雪毫。”
依此传言，关盼盼的确死在了乐天笔下。但传言是否属实呢？有人经过一番考证之后指出：白居易的这首《感故张仆射诸妓》，并非是写给张建封，而是写给其子张愔的；关盼盼其人也不是张建封的妾，而是张愔的家妓，所以，白居易“以诗杀人”，并不确切。
这里，我们姑且不去探究事情的原委，单说这位写出过《观刈麦》、《卖炭翁》的“人民诗人”，曾经悲叹与琵琶女“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政治失意者，竟然将自己置身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那些烟花女子，主人“一朝身去”，她们却依旧鬻欢卖笑，并不以死去“相随”，不免显得有些冷漠，因为，买笑卖笑，本来无关忠贞，不过是一场皮肉交易罢了，何况，那些烟花女子多数都是为生活所迫呢！倒是白居易本人，招惹“以诗杀人”这样的流言上身，令人感到有些遗憾。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无疑与他后期官场守成，生活逸乐，意志消磨，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这一点，我们只消去体味一下他《燕子楼三首》序言中那一连三个“欢”字，便自会明白一二了。
由此看来，衣食无虞，甚至养尊处优，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正如司马迁所说：“古者富贵而摩灭，不可胜记”，反过来，那些古来堪称经典的传世之作，却无一不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者写出来的。
南朝那个“江郎才尽”的故事，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这个故事有两个版本。其一说，江淹之所以后来才不如前，原因在于他先前在梦中得到的那支“五色笔”，晚年复于梦中被郭璞索要了回去，手中没了“五色笔”，他便再也写不出那样的锦绣文章了；其二则说，江郎所以才尽，是在梦中被一个叫张景阳的人讨去了怀中的彩錦，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华章美句了。这两个版本虽然各有不同，却都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原来才华横溢的“江郎”，到了后期，却竟“泯然众人矣”！只不过是“才尽”的缘由，说法有所不同而已。其实，那两个导致“江郎才尽”的所谓原因，都不过是时人的一种附会罢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据《南史▪江淹传》所载，江淹系獄后曾有这样一段自白：“下官本蓬户桑枢之人，布衣韦带之士，退不饰诗书以惊愚，进不买声名于天下。”可见，他为官之前，虽然出身寒微，却能够高蹈自守。他居官以后，先受累系于牢狱，后又遭受贬谪，于是愤发苦读，才思泉涌，这才写出了一篇篇好文章，从而名冠一时。名气一大，官运也开始通达。他三十五岁被拜为中书侍郎，而后一路升迁，直至尚书。问题出在江淹显达之后。由于他权高位显，周围阿谀之声渐起。他不是自警自励，反而喜不自持，左右逢迎，今日宴饮，明日酬答，天天喜乐不尽，哪还有工夫、有激情去作什么辞赋呢？此时的江淹，史书上说他，“任性文雅，不以著述在怀”。既然“不以著述在怀”，又岂能写出好文章来？最终导致“才思微退”，自然也就是因因而果的事了。
以上几桩事例，很值得我们玩味。李白因走出宫掖而能放歌山川，遂得“诗仙”之誉；杜甫遭逢“安史之乱”，不免一路颠沛，亲历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方有“诗史”问世；乐天前陟后黜，是以诗风蜕变；江淹由困转通，反让“江郎才尽”。可见，官场顺达常使文章颓落，生活豪奢却致才思枯萎，这等事这等人，千古以来，何曾绝迹？有道是，人活一口气，写作何尝不如此呢？历代的文章，气弱者，少精神，气竭者，失魂魄。一篇文章若是了无生气，还写它作甚？还读它作甚呢？故而，《文心雕龙》所谈之“养气”、韩愈《答李翊书》所言之“气盛”、王季重一再强调“生动之气”，皆此之谓也。
而要使文章得“气”，作为作家，就不能希图自己的经历至平至简，生活无风无浪，恰恰相反，丰富的阅历和生活经验对于写作者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甚至十分关键的作用。何谓“经验”？格非在《文学的邀约》一书中说：“这个看似简单的词语中，所包含的内容，至少涉及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经历或遭遇；其二是不同的主体对这种经历和遭遇所产生的一系列反应。中国传统文论特别注重作者的阅历和经世的深广，强调‘知人论世’，强调‘行万里路’一类的生活经验积累。”
那么，作家为什么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呢？这首先是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它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瞬息万变，因而难以窥其堂奥，如果我们“不在生活之中”，便不可能看清生活的本质，不可能把握生活的脉动，因而，作家笔下的那些所谓“生活”，也就只能是些表象化的东西。
另外一点，从内在规律上来说，生活有其自身的逻辑，它有蕴含的情，有深藏的意，有追忆的味，但如果不是深入其中，便只能“不识庐山真面目”。那种认为搞写作，就一定要远离人间俗世，必须离群索居，无疑是幼稚可笑的。但这里所谓的远离生活，并不是说作家没有自己的生活，而是他的生活与时代脱节，犹如文革中的“逍遥派”，他只是那场灾难的“看客”。而一旦作家对生活没有了由衷之喜、切肤之痛，写出来的文字便很难感动读者。
所以，如果作家只过那种远离尘世、无忧无虞、风平浪静的日子，就抓不住社会的“内在矛盾”，就不能敏锐察觉生活的走向，更不要说成为时代的先知者了。若对生活无知，这本身就是作家的先天不足。格非曾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写作而言，经历和遭遇的独特性、奇异性和剧烈程度，并非无关紧要，而且它对于创作的作用也已经被大量的文学事件所证明。假如沈从文没有凤凰地方的经历积累，没有十九岁就游历了大半个中国的奇特经历，他绝大多数传奇故事的写作是无法想象的。狄更斯的情形也与此相仿。”（见《文学的邀约》28页）司马迁所列举的那些事例，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所以，我一直以为，作家如果不是来自于生活，或者不能作为普通一员沉入到生活的底层，而只是临时到工厂、乡村去“体验生活”，并且在写作时也没有其它积累作为“被唤醒”的材料，那么，所写出来的东西，要么浮光掠影，要么胡编乱造，断难让人体味出独特的、具有人生况味的作品，就更不要期望作品流传后世了。
“体验生活”与“来自于生活”永远不可同日而语。所谓“体验生活”，对于真正的写作来说，不过聊胜于无罢了。因而，一位资深编辑曾经这样说道：“小说和诗是相对独立的，而散文是综合的。小说和诗可以离个人的生存经验稍远一些，小说可以科幻，诗可以天马行空，散文离不开生存经验，生存经验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借鉴别人的……一个人七岁可以写诗，十二岁可以写小说，而且可能写得很出彩，但这样的年龄是写不出好的散文的。散文是综合的艺术，有智慧的一面，也有世故的一面。”从他的这番话中，我们完全可以领会到，生活经验，最起码对于散文创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是一种最藏不住作者的文体，你的阅历，你的见识，你的学养，甚至于你的人品，都会在你的笔下暴露无遗。
当然，我们也并不是要将“经验”的作用绝对化，不能写到监狱，就要求作家必须坐牢，写到杀头，便非要作家死一回。其实，“经验”并不等同于生活本身。“经验”是经过汇聚、提炼、感悟和思索后的东西，它是一种思维的成果。
事实证明，无论哪一个朝代，也无论哪一位作家，如果他不曾在现实生活中“摸爬滚打”过，不曾有过痛彻心扉、不曾泪流满面、也不曾狂喜过、盛怒过，对生活没有真情实感，而是一个生活的“局外人”，那么，他对事物见微知著的细微观察和独特认知必然缺失，其结果，也同江淹一样，就算掌握了再好的创作技巧，也写不出“激扬文字”，就更不要说“千古文章”了，而硬编出来的那些玩艺儿，想“不痛不痒”、“隔靴搔痒”都不可能。所以，对于作家来说，首先是要自觉地沉入生活之中，以普通一员的心态参与生活、感受生活，而后笔下才会写出生活的真实，文字才能够让人体会到人生的况味。国人自古不就有“多难兴邦”、“殷忧启圣”、“穷困砺志”、“逆境成才”等等一类的格言警语吗？这些话，对于作家而言，自然也是颠扑不破的“硬道理”！
作者简介：李汉君
李汉君，自幼喜书，但读得多，写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