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你成了政治世界的内行。
我肯定你对政客们都有一些先入为主的看法。这些看法后来证明是错的还是对的?
当你渐渐年长，你对好人和坏人的看法会随之改变。当我们从80年代迈向90年代时，我不再向那些明显的权力象征扔石块了。我开始朝我自己的虚伪扔石块。这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坦白承认你的自我。像《苍蝇》那样的歌唱的就是承认你内心的虚伪，你欺骗的本性。有一首叫《杂技演员》的歌这样唱来着:别相信你听到的，别相信你看见的/如果闭上眼睛/你能感到敌人的存在……我记不清了，但我要讲的是:你开始用一种不同的方式看这个世界，你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只是答案的一部分!(笑)
这也许就跟你组建乐队一样。你对唱片公司和他们的管理方式也会有许多先入为主的看法。但一旦你进入到围栏的另一边，也许你就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事情了。
这两者很类似。所以，我们这儿谁才是魔鬼?是官僚主义!这就像是卡夫卡的小说。那些由繁文缛节组成的迷宫成了无所作为的借口。但这不是借口，你必须穿越这迷宫。即便那些人不是坏人，即便他们只是太忙而无暇理会，但他们必须为此负责，因为这些人掌握着权力。就像国会议员汤姆·兰托斯(TomLantos)说的那样，他小时候被送上火车，开往匈牙利的一个集中营，那些人群看着他们被送上火车，这成了他后来生活中的一个噩梦，不是在死亡集中营里所受的虐待，而是那些旁观者的面无表情，他反复问自己:“难道就没有一个人问过这些孩子要去哪里么?”我对他说:“我们现在对艾滋病不就是那样做的么?我们有药，但……”他说:“是的，我们是正在那样做。这两者正类似。我们在看着他们被送上火车。”
那究竟应该有什么反应呢?
我要找到那些会躺倒在铁轨上的人。
所以，那些政客就是列车员?
不，应该受到审判的是我们的冷漠。至于政客们，我认识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我对他们的尊敬连我自己都惊讶。他们比我想象得要勤奋得多，他们的待遇并不怎么好，他们中最有才华的那些人在商业世界里一定能赚上成吨的现金，但他们仍旧出于社会责任而留在政界。人们说权力是他们选择的毒品，但在现在的世界里大企业的CEO才是拥有权力的人。这是真的，在美国一些特殊的利益可以摧毁许多政治，上演许多好戏，这是你在政治里能找到的最接近于绝对罪恶的事。国家枪支协会可以用钱买来胜利。有多少美国人认为在商店里能买到枪支是一件好事?几乎没有!但就有人确实在国家枪支协会上花了那么多的钱来让他们的愿望通过国会批准。这很神奇!那些烟草商能够雇佣一堆政客在华盛顿特区转悠，为什么我们不能用他们的这种政治肌肉来帮助那些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他们不会只在那里空喊:“吸烟是一项基本人权。我们要吸烟!”不。他们竭尽全力为那块蛋糕和他们的消费者战斗，而我有时也是其中的一员
那么DATA是怎样“竭尽全力”为它的客户—那些最穷的人而战斗的呢?
我们那时尝试做的就是让所有人集合到同一把伞下，我们都关心发展中国家肆意丢失的生命和社会不公。事实上，我们把这项活动称作“一”运动—不是来自U2的那首歌，但这个名字用起来比较方便。我们必须停止摘下帽子害羞地向富裕国家的餐桌乞讨面包屑了。我们必须组织起来，我们必须有能力伤害那些害我们的人，那些阻挠改变错误现状的立法程序的人我们要能够在这些阻挠我们的政客的选区里拿掉他们的竞选广播广告，从而向他们说明他们砍掉的不是钱，是生命，是正在死去的母亲和孩子们，就像我在马拉维(非洲东南部国家)的医院亲眼所见的那样—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两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那些数据是一张张活生生的脸，他们有生命，他们在呼吸。只有当华盛顿、伦敦、巴黎、东京、柏林做出一个不利他们的决定时，他们才停止呼吸
你的策略起作用了吗?
我们已经在一些小的方面取得了成功，比如说有一个国会议员，我现在不能透露他的名字，他曾经以削减对外援助开支而闻名，直到他所在地区的每个教堂，每个中学都在对他说他的反对正在杀害孩子们。我们在电台里到处有广告。最后，为了他的名誉，他道歉了。你看，这就是政治肌肉，这就是人们在一起工作，投资一项运动所能做到的。政客们就是“烤猪肉”:人们在烧烤鸡肉的时候就在谈论这个。教会的人也是这么称呼他们，还有“足球母亲”①和大学生们
如果你的对话没有换来任何改变，会发生些什么?
当有那么多的生命悬于一线时，我想我们会不得不考虑采取民事抵抗的举动—当然，让足够多的人走上大街给当权者一个惊讶。有比你想象中更多的普通人关心这些事情，并准备好了要为创造贫穷的历史而献出全力。
链接：《波诺谈波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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