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去西市场逛，无意间听见前面两个人抢着话头，指指点点地说话：这里原来就是团结队的地，年年种菜，长得最旺，灌的是水利渠河湾里来的水...东头是二小，二小对面是城关镇，最早叫城关公社，后来改成城关乡...几步赶到前面，一个也不认识，年龄似乎比我还大一些，不过也说不准，这些年总是将自己错误地估算得太年轻，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们说的是对的，西市场那时的确是一大片农田，一直搭到南山根下的，只是这里最早并不是菜地，大约是一年小麦隔年土豆的，吃不饱肚子的时候，蔬菜是可以忽略的，只是在土豆苗的间隙、主要是田梗上捎上一些白萝卜，太过诱人，往往不等到土豆成熟就没了踪迹。东头便是二小的西院墙，其实就是一堵土墙，好几个地方还有豁口，着急或是赶时间了那里就是我们进校的捷径。后来菜地的一部分变成了西市场，再后来院墙砌成红砖的了，也高大了许多。儿子、女儿上学的时候，墙还在，二小早已面目全非了，早前仓库一般的几排做教室的老房子没了，变成了平整阔大的操场，干净得一尘不染，又在临街处建起了漂亮的四层楼房，下课的时候隔着玻璃窗各个楼层的走廊里处处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后来西市场这边延墙的方向建起了门面房，屁股对着学校，代替了原来的院墙。不久二小好像生气了似地搬离了这里，去了城西一处原来鲜有人去的半坡地，不过听说那里放学的时候比原来二小的门口更加拥挤不堪了。原来操场的地方成了一处居住小区，倒是安安静静，教学楼的地方一二层是门面房插得密不透风、炙手可热，生意主要给买衣服的、买药的、买手机的行当把持，还有做眼镜的。
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大抵如此，黄金地段国有的地方统统变成了私人的，双方都有钱花，皆大欢喜。
1975年秋，七岁那年上学、因为生日是3月的，上学到了9月，所以我那时应该是七岁半了。
早晨开始向学校走的时候就下雨，一口气也不喘，只到中午放学时才停的。找一只补丁少点的麻袋，把一个底角向里顶与另一个底角重合，就做成了一个斗篷，扣在头上，完全地包裹了整个身体，几乎都要拖到地上，任它外面多大的雨点，多猛的风，我在里面也是安安稳稳、暖暖和和的，当然经过了风雨后晾干它都得些时间，特别是雨停了带它回家的时候，又冷又沉的。下雨天是不用穿鞋子的，泥地上很滑润，就算是大路的沙石地上，走一走也就习惯了。
二哥那时候已经上初中了，因为有母亲的交待，他一直把我送到了地方，塞进教室要走了又不放心，进来帮我摘掉麻袋，找个凳子把我摁下，才走了。
教室里仿佛有无数只黄蜂在飞，“嗡嗡嗡”响个不停，相熟的伙伴们很快就追逐打闹开来，碰到桌椅“吱吱噶噶”地叫，后来老师进来了才一下子肃静了，静到每一次翻书带起的风声都能听到。
整一个早上，就学了五个大字“毛主席万岁！”——至今清晰地印在我的脑底。
周老师那时已经显得苍老了，又不苟言笑，似乎永远一个表情，上课了缓缓地走来，下课了缓缓地离开。她穿的衣服是“料子”（包括咔叽、涤卡、的确凉等化工织物，当时很稀缺。）的，平整又合体，上衣深灰色、有一点小翻领，算是很别致了，只是袖肘处因为磨刷过多已明显褪色发白，衣服上的纽扣是半透明的，不经意间转动一下角度也会闪过一道光。个头不高，鬓间头发已有花白，侧身的时候明显能看见佝偻，一幅黑框的眼镜似乎并不愿意待在鼻梁上，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向上推搡它，镜片大约很厚，像阴沉的云，怎么也看不透。周老师手执的教鞭发着鲜亮的白光，应该是从树上折下不久的树枝做成的，她先是侧目用教鞭指稳要领读的字，而后转身对着大家，发声的同时迅捷地敲打一下黑板，节奏明快而清晰，声音不大却很坚定。先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接着分开“毛主席”和“万岁”，最后连起来读。同学们一个个被要求手背在身后，眼睛盯着黑板，鼓着腮帮子，活脱池塘边一只只“呱呱”欲跳的青蛙。房檐上的雨水一串串“劈劈啪啪”不断地砸落在地面上，那声响乘着大家唱歌一般的朗读间歇，也挤进教室寻热闹。
后来写的时候出了问题，“毛”字的一撇怎么也写不上去。初次捉笔的人，左手拿和右手拿、双手拿和单手拿都是差不多的，总是无限地别扭，也不知怎么了，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笔画还能控制个大概，唯独从右往左走，笔头怎么也不听话，劲少了它滑走了，劲多了它能戳透几层纸，但还是不按正确的轨迹走！没办法，只能去求二哥了，二哥要求我的新笔刀换他的旧笔刀，我只能答应。二哥帮我补上了好几行“毛”字上空缺的一撇。
不料并没有瞒过周老师的眼睛。她把我叫到了家里，严肃地问我缘由。站在她面前我忐忑得发抖，马上和盘托出了所有。她的眼神变得舒展，没有责怪我，还扶着我的双肩让我坐下，她让我捉了铅笔，用她的手抓起我的手，于是我俩共同写了一行“撇”，又完整地写了一行“毛”字，说来也怪，慢慢地，我真的就能从右往左运笔了。
我还是很厉害的，第二学期“六一”前就加入了红卫兵也就是现在的少先队，当选了小队长，后来“官”至两条杠的中队长；还当选了三好学生，第一次三好学生的奖励是一本小人书，说的小孩子帮助大人打坏人的事，名字现在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价格也不记得了，不过似乎是接近一毛钱了，那时候一毛钱是好多好多的，后来我们看电影，一场也只要五分钱。
周老师对我是极好的，总是不吝言辞地鼓励我学习，慢言细语吹暧了每一条神经末梢，春风细雨般令我自信地长大。有一学期开学报名时，她塞给我两只花红，这种与苹果长得相似只是个头略小的水果是我平生第一次碰到，它半红半绿，周身散发着迷人的馨香，我舍不得吃它，把它装在口袋里捂了好几天，只到它泛出了点点黑斑才一小口一小口地舔食了它。父亲喜欢果木，后来家里也有了花红，可香味总也不及记忆中的那两颗。
现在想来大约不到三年级吧，周老师就不再带班了，可能是退休了，或是回老家了，总之对她的记忆从那时就没了。那时候学校的老师几乎都是南方人，周老师也是，只是她是那个省的都不知道。稚嫩的日子像是田间新翻出的泥土很快会被后来者覆盖，走的太快又容易健忘，等到想要伸手去抓时，已错过太远。我曾问过几个同学，他们的印象也是粗枝大叶，说不清楚。只是对当下有所成就的同学的“轶事”还记忆犹新，可是我又恰恰空白，好多事情还真的是通过他们嘴首次知道的，他们便笑我只是记住了花红的香味。
还有印象的就是校长陈了，后来知道老家是中卫还是中宁那一带的，他的头发像是鲁智深的大铲子给铲了一下似的额头很高，他也索性不给前面留一点了，全部梳向了脑后，又不知抹的什么油总是整整齐齐地发着亮光。总是在放学的时候喜欢“说一下”，又似乎永远说不到头，每次都会在后排高年级同学的哄闹声中匆匆收场。推广“普通话”的时候他又说自己说的话就接近普通话，当时大家就笑场了。不过他的手风琴拉的是极好的，音乐课的时候老是挎在身上又拉又摁口也不闲，弄得汗流浃背的，有时还会搬来脚踩的那种风琴，声音是好许多，只是踏板的声响太大，“哐哐哐”地影响韵律。
普通话讲的好的还是地道北京人的毛老师和施老师二人了，这两口子讲话要是能控制一下卷舌就更像广播里的声音了。毛带算术，施带语文，都是难得的好老师，有段时间两人还换着带课，也一样精彩。毛老师上课一直端着一只装罐头的玻璃杯子喝水，我毕业时专门送了他一只搪瓷的，他很高兴，说了好多鼓励的话，又从床下掏出一些平时没收同学的小人书，弹弓、乒乓球之类的送给我。
同学中有出息的当局长、科长的也有，大家有事儿了也很客气。当局长的那个当年鼻涕常年不干，如今正应了那句话“鼻桶！出省！”；现下能和我毫无顾忌聊天的算是同学王了，他本来比我高两级的，在五年级时终于被我追上了。有一次打闹时他缴获了我逃跑时飞掉的鞋子，那时大家的鞋底基本上都会磨穿两个洞的，他便将两个洞口罩在眼睛上当起了望远镜，说是看到了我驾着飞机过来正往下看呢...他现在做起了家具生意，据说还不错，人称“王总”的；还有一个叫“老魏”的，因为当时有一部什么电影里有句台词说：“老魏、老魏，粮食来了！”而得名，他上了初中不久就结束了学业，前几年拆迁弄了几百万，整天在朋友圈里吃呀喝的发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