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33年春，朱湘的处境更加糟糕，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甚至远至内地的武汉、长沙，连跑好多地方，也托了好多熟人朋友，均是一无所获。求职屡屡受挫，以致衣食无着。朱湘此时深深地感受到这个世界的世态炎凉和生存之艰难。更叫人忧虑的是比时的他已患了高血压，不时有脑充血病症，加上失业、别家的精神折磨，文思已大不如前。写诗文投稿，当时各报刊又大都须到刊出文稿后方能付酬，往往是远水不解近渴。如此一来，无职业、无固定收入的朱湘，有时竟到了身无分文、受尽侮辱的地步。而且这种事还不止一两起。
那次在武汉，他多方求职无果，仅有的一点旅费花光了，困居家下等客栈。旅店多次催逼房钱，甚至要扣押他的衣物行装。朱湘走投无路之下，只好厚着脸皮向在武汉大学任教的旧日同事苏雪林女士写信求
不久，朱湘又受到一次更严重的屈辱。1933年春天，他乘船从南京去上海，但身上只有少许零钱，不足购一张船票，朱湘赴沪心切，只好无票登船，再想办法。轮船快到上海时，茶房查到朱湘没买船票，此时，不管朱湘怎么解释，也不管诗人不诗人，抵达上海港后，船上扣押了他仅有的随身行李，再派一个荼房一路押解筹船最后只好到北新书局找赵景深求救。赵景深见朱湘形容
憔悴，口里连声说受辱，便替他付了船票钱，又给他买了件新衣。
之后，朱湘向朋友写信诉说:“这一次所受的侮辱可谓尽矣，我简直不好意思写文章。”
这种屈辱的经历，对朱湘这种诗才横溢，向来清高孤傲的诗人来说，该是何等沉重的打击与心理折磨!社会的冷酷，度日之艰辛，一次又一次无情的精神重创，正在悄悄地蚕食着诗人那已经所剩无多的生活勇气。
在上海待了段时间，谋职的事仍然没有头绪，朱湘又再次来到北平。这时的朱湘在一连串的碰壁之后心境很坏，诗文也写得不多。他于6月份给在天津南开任教的柳无忌去过一封信。其时，柳无在南开大学担任英文系主任。朱湘有让柳无忌在南开为其谋职的想法。可是柳无忌此时已去了四川，并未及时看到朱湘此信，一直到9月中旬柳才返天津。不久，朱湘的第二封信又来了。
关于这段经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身在美国的柳无忌先生所著文章中，对此专有回忆:
关于此事，可以补充如下:那年暑假，中国科学社在重庆开会，南开大学的几位科学社员，如杨石先与黄子坚，极力劝我参加，同作长江三峡之游。一俟六月初功课结束，我即偕妻去上海，办理入社手续，随着那些科学家坐卢作孚民生公司的轮船去渝。哪知上船不久，患痢疾卧倒了，到重庆住医院，抱病回去上海。休息一个时期于南开开学前返校。九月中接到朱湘第二封来信。
朱湘的第二封信主要还是希望托柳无忌的关系，看能否有机会在南开大学找到事做。不过，信中已透出他的一丝悲哀与绝望“若是一条路也没有，那时候，便可以问心无愧了。”
10月初，朱湘就到了天津，主要目的自然是为谋职，据柳无忌先生说，朱湘那次在天津仅待了一天。“10月6日在我们南开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欢聚仅整天而竟告永别。”1181这位“不速之客”即是朱湘
相聚中，朱湘曾向柳无忌说，这10年来实在做文章害了他，在中国现在靠做文章活命是件不可能的事。关于朱湘谋事做的想法，当时学校已经开学，所有职位已经满员，柳也无能为力。所以朱湘仅在南开待了一天便匆匆而别。
这以后，朱湘再到上海，其主要目的仍是谋事谋职，借以谋生。不过，此时屡受挫折打击的朱湘，对此已不报多的希多来现实的残酷与人情的冷暖，让他心灰意懒，意志消沉。他对前途几乎已彻底失去信心。对谋事之举也丧失了进取和主动，高不成，低不就。加之，天生的个性使然，他几乎成天龟缩一隅，除了读书吟诗，抽烟喝酒(烟酒均是劣质低价品)，便是蒙头大睡，感叹时运不济，天道不公。
日，他夜游黄浦江，一个人在外滩一带独自徘徊良久。望着倒映着大上海夜景的黄浦江，朱湘突然想起几年前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的王国维。
对于号称“清华三巨头”之一的王国维先生，朱湘一直深为敬重。他虽然没有听过先生的课，但常常在黄昏校园散步的时候与先生碰面。印象尤深的是王国维先生脑壳后拖着的那条发辫，时常令朱湘感到好玩又好笑，但每一次，他还是虔诚地向先生鞠躬致意。他知道，以先生的学间，在当时的中国学界堪称泰斗，这样的人思想守旧一点，举止怪异一点，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没有想到，如此赫赫有名的国学大师，刚刚过了50岁，就毅然决然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时，朱湘正在清华作赴美留学的最后准备，他曾到先生灵堂献上白花祭奠。想起王国维先生又思及自己眼下几乎是天绝人路的处境，朱湘突然有了一种投水的冲动。极欲学自己深为佩服敬尊的王国维先生投水自沉。这既是为自己寻个归宿，也以死对这个不合理的世道表示抗争，用自己的死来震醒世人，震醒社会不过，眼前黄浦江，朱湘深觉其水发暗，且被周围“十里洋场”的浑浊与肮脏气息所玷污，不是个可以投身其间的理想之处。那么，杭州的西湖?北平的昆明湖?屈子投水的泪罗江?或是扬子江……对了，浩荡扬子江，东归大海，气势非凡，千年奔流不息，连孔子也感叹，“逝者如斯乎”，那正该是天下豪客志士的容身之地
1933年12月1日，去意已定的朱湘向二嫂薛琪英借得20元作旅费，于3天后的12月4日起程，由上海乘船去南京。临行时，他特意买了一瓶酒带上船，在“吉和”号的船舱中，满腔悲愤的朱湘一边饮酒，一边回顾此生。他想到自己身怀大志，才学皆优，却上不能报效国家，下不能养家糊口，真是老天无眼，天绝人路。
那个夜晚，朱湘几乎通宵未眠。已是凌晨5时许，他掏出袋中怀表看了看时间，索性起身离开船舱，带着酒瓶，来到空荡荡的甲板上。他寻了一个避风的角落，个人倚船舷而立，时而饮酒，时而迎风吟诗。在空无人迹的甲板上，对着茫茫夜色和刺骨江风，用诗和酒抒怀，打发他在人世上的最后时刻。那份悲情，那份壮志难酬的感叹，非设身处地亲历者不能领受
拂晓时分，随着周围浓重的夜色越来越淡，东方天际处渐渐显出一点亮色。按事先打听好的“吉和”号班轮航行时刻表推算，前方不远处就是有名的“燕子矶”。这是朱湘事前选定的理想投水处。他从口袋里掏出怀表看了看。此刻时针正指向6点。前方，燕子机那凸在江岸的黝黑身影也依稀可辨
朱湘似乎带点留恋之情地回望远方的天空，之后骤然跃过船舷，纵身一跃，那多少显得有些单薄的身影，倾刻间便落入扬子江滚滚波涛中
朱湘那首有名的《葬我》写于1925年2月2日。也许就连朱湘也未曾意识到，这首诗竟会在8年后得到悲剧性的应验，竟会成为诗人异乎凡俗的“诗化遗嘱”。除了《葬我》之外，他还曾为自己写下首“墓碑”式的小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虽然绿水同紫泥，
是我仅有的殓衣
这样灭亡了也算好呀
省得家人为我把泪流。(《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