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耀生前及死后都一度被诗坛内外誉为“诗人中的诗人”。这个赞誉的意思是:昌耀是个纯粹的诗人，这种“纯粹的诗人即使在诗人圈子内，如今也已不多见。
事物都有两重性。从文学的意义，从诗的意义上看这确是好事，也很难得，很珍责。然而，从社会现实，从物质生活，尤其是世俗生活中人和家庭的角度来看，则未必如此。特别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面临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商品经济大潮下的物欲横流，文化艺术(尤其是高尚纯粹的文学艺术)走向边缘化，作家诗人贬值的大背景下，做个“纯粹的诗人”，未必是什么好事情。
诗人昌耀既然被尊为“诗人中的诗人”，显然是一个富有理想主义以及很深的文学情结、诗歌情结的人。其现实生活中的境况，必然显得比较尴尬比较艰难，一度甚至可以用“糟糕”两字来概括。
“右派”问题平反重新复出以后，昌耀回到了《青海湖》编辑部。因其创作成就和声望资历，进而又成了青海省作协的负责人之不过，因历史原因造成的其家庭生活以及社会人生的坎坷与不幸，似乎并未结束。20多年囚犯经历带来的比较糟糕的家庭状况尤其是经济状况，似乎并未得到根本改善。正如有论者尖刻指出的那样，已到了50岁人生霜秋之际的昌耀，只不过在命运捉弄下，“把他头上当年囚犯的‘刑冠’，换成了青海省作协副主席和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的桂冠’”而已，其境况，谈不上实质性的改变。然而，已逐渐进入人生暮岁的昌耀，面对的却是:“光阴流逝中生命潮汐的衰退，渐显端倪的家庭关系的恶化，漫长滞缓不能唤醒激情的日子，包括个人诗集出版上的屡屡碰壁—这就是我们人类无数个体，也是一个诗人注定了的一生?”
作为诗人、作家，昌耀身上有耀眼处，有金子一样闪闪发亮的东西。但作为一个人，他又是极普通、极寻常，甚至是生活得很不如意的那类人。现实中的，何瀚先生在文章中写道:“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昌耀走入大街人群之中，我们根本无法辨认，说这是一个诗人，甚而我们或许还会抱以蔑视的目光，因为他的庸琐。”
而在他身边的邻居、同事、熟人眼里的诗人昌耀，更是这样一副不恭的形象
说实在的，昌耀在我眼里不过是一个邻居，一个同事，一个可以坐一起聊聊天的朋友。至少我认为，他所从事的日常工作毫无诗意并且与诗歌毫不相千。比如，我每每看到的这位诗人总是穿一件类似粮油门市部工作人员所穿的那种蓝布大褂，而且在他骑的那辆令他爱惜备至的自行车后捎盘上，从来都不缺少萝卜青菜，米面油盐。他穿蓝色长彩是为了保护身上那件曾经时髦过的灰颜色的“巴拿马西服”，因为他要给他的三个孩子做饭，还要从煤房里往楼上搬运煤砖，而更多的时侯他是在与老婆打架或与未成年的大儿子打架。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做完了家务呕够了鸟气之后长时间把自己关在不足5平方米的所谓书房里，或去摆弄那台使他爱不释手的照相机，或去无人可知的想象世界里神游，并偶尔抒发一下他对苦难生活的追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而且，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更主要的是，经济状况的窘迫，这是至死都始终困扰着昌耀的严重现实问题。
昌耀原本有三个子女。因故与前妻离婚后，他包括工资以及为数不多的稿费在内的有限收入，每月须支付前妻的生活费，还要抚养三个孩子。其三个子女生活景况都不大好:长子王木萧，工作不稳定;次女王路曼，无正式稳定的职业，只好开小卖店;三子王俏也，正在读书，各种开支费用较大，昌耀不可避免地要为日常生活操心与愁苦。可是，他却为了诗的理想，以无奈而又绝望地拒绝物质生活的改变。以苦行僧的生活方式，既拒绝了自身物质生活的改善，也让亲人备受折磨。
东北的青年诗人孙文涛，当年曾经向《青海湖》投过稿，得以认识了昌耀。1994年，他因事赴新疆，路过西宁，住在一家宾馆里，就顺路拜望他所一向敬重的昌耀。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昌耀当时的生活景况令年轻的孙文涛不觉感叹万端。
来一趟西北不易，而宾馆里又没什么可买，选了两条“大重久”烟送他，他说什么坚决谢辞，最后看我很尴尬，才勉强留下条，说自己不会吸，实在要留下也是留给来访作者吸。不知为什么昌耀先生和我心中形象反差太大，诗人?诗人怎么会这个样子?……可眼前的昌耀先生却截然相反，他实在太普通，像个最平凡老实的西北农民，顶多是一般干部，走在街上，怕一万个人里也难得有一个辨出他是诗人啊。他戴一顶粗布的短檐帽(大约能标明些艺术之与众不同了)，借住在作家协会或是美术家协会所属的套居民楼内，一切好像都还是“临时的”(门外是大众摄影部)，用简陋的杯子插电煮一种茶叫“茯茶”(这种茶在西北最便宜)，很浓的碱味，招待我喝。
孙文涛继续写道:“昌耀先生请我上街角去吃捞面。这种面大碗的，几块钱一碗，汤汁也很多，西宁的麦子味十足的面条。我猜他经济十分拮据，因为前一阵他为出一本诗集，在报刊上发一则勇敢的‘诗人广告’—在商品潮喧器声中，显得十分不协调—他敢于顶撞诗人被空前的冷落的局面。我觉得像他这样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年诗人中重新又‘走红’且深资历的诗人、有影响的作家还能这样保持率直、莽撞的勇气，很不容易(客观上也为青年们呼吁了)，另也体会到写诗一生的窘况。”
不过，谈到过去的一些经历及文学写作的相关话题时，昌耀却是兴致勃勃，情绪盎然。
他对客人谈到在西北当了“右派”，一改造就是多年。又谈到湟水河，昌耀告诉孙文涛说，当年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