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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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犹如一面旗，在长空的包围中，
我预感到风来了，我必须承受；
然而在低处，万物却纹丝不动；
门还轻灵地开合，烟囱还然无声，
玻窗还不曾哆嗦，尘埃还依然凝重。
我知道起了风暴，心如大海翻涌。
我尽情舒卷肢体，
然后猛然跃下，孤独地
听凭狂风戏弄。
里尔克的这首自况诗题名叫《预感》。它写成于诗人的思想和创作都渐趋成熟的一九○四年。在此之前，他已经出版了《生活与诗歌》(一八九四)和《图象集》(一九○二)等好几部诗作；他已经两次周游意大利，两次访问俄罗斯，也初次尝试了一下巴黎的生活；他已于一九○一年与雕塑家克拉拉·维斯特霍夫结了婚，并已有了一个孩子……总之，里尔克在写《预感》时，已对人生和创作都积累起相当丰富的经验，已对时代、社会以及对他自身都获得了相当透彻的认识。所以，《预感》这首不足十行的短诗不仅以鲜明突出的形象，描绘了诗人与时代的关系，而且还含蓄委婉，但却极其准确地揭示了他自身的两个重要特点：敏感和孤独。真不知道世间还有什么别的事物，会象长空包围中的一面旗那样，又孤独又敏感。
诚然，古往今来，世界各国的大诗人无不都是敏感的，而且也多半孤独。但是，敏感与孤独集于一身、贯穿一生、相辅相成因而给思想和创作打上深深的烙印，却于里尔克呈露得更为显明。
里尔克一八七五年出生在奥匈帝国治下的布拉格，父亲是一名铁路职员。因为没有兄弟姊妹，他那颇具文学修养的母亲便成了诗人孤寂童年的对话者。里尔克从小便富有性情温驯内向和感官敏锐这样一些女性的特点，父母亲不但给他取了玛利亚这个女性的名字，而且到五六岁时还把他当女孩穿戴打扮。诗人在他的《一九○六年自画像》中，仍不加隐讳地说他的目光中有着“女性的卑怯”。象他这样一个人，却在十一岁时硬被送进士官学校，以实现一心想当将军而未成功的父亲的宿愿，结果事与愿违，他不久就因“体弱多病”而退了学。可是，另一方面，里尔克的诗才却早早地表现了出来，十八岁时已在布拉格的文学界崭露头角，翌年便出版了第一个集子《生活与诗歌》。
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赫尔曼·黑塞在其著名的长篇小说《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中，将艺术家、诗人称作是一类富于爱和感受能力的所谓“母性的人”，说他们生活在充实之中，以大地为故乡，他们酣眠在母亲的怀抱里，照耀着他们的是月亮和星斗，他们的梦中人是少女……看起来，里尔克正是这样一个“母性的人”；而他的敏感和孤独，他之成为一位思想深邃、感情细腻、风格独特的诗人，正源于此、基于此。
具有女性一般内向和敏感个性的里尔克，热爱自然、同情和崇拜妇女、关心社会上的一切弱者和不幸者；他对充满激烈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物欲横流的大城市，却异常反感，宁可浪迹天涯或者隐居在乡间古堡中，享受他沉思默想的孤独。作为诗人，他一生中特别亲近的只有两类人，并从他们那儿获得了最大的帮助和影响：一类是女性，一类是艺术家和文学家(他们同样是所谓“母性的人”)。
关于前者，我们不必细说里尔克在童年如何受到富有文化修养的母亲的熏陶——她曾在一九○○年自费出版过一本诗集——，引导他早早开始了诗歌创作；不必细说他十九岁时如何在一位很有才气的女友的帮助和鼓励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个诗集《生活与诗歌》，并将这处女作献给了她；也不必细说他一生中如何与许许多多的女画家、女雕塑家、女演员建立了友谊，在孤寂的人生旅程中从她们那儿得到了理解和安慰；也不必细说他如何用自己最后的杰作《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一九二三)，为一位十九岁便夭亡了的少女薇拉竖立了“一面墓碑”……我们只想讲一讲露·安德雷阿斯-莎乐美(一八六一——一九三七)。从一八九七年相识的一刻起，她便始终是里尔克生活中“最重要的人”。露是一位俄国将军的女儿，出生在彼得堡；就是在她带领下，里尔克两次游历俄罗斯，并在第二次访问了列夫·托尔斯泰，受到了这位笃信宗教的大文豪的影响。露富有文名，早年是尼采的学生和女友，一九一二年以后又成了精神分析理论创始人弗洛伊德的弟子；在里尔克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和现世生活的怀疑和否定，充满着抑郁、悲观和虚无主义的情绪，不能不说跟他长期与露的交往有一定的关系。为了说明露这位年长的女友在里尔克心中的地位，我们不必引述年青的诗人写给她的那一封封感情奔放的书信；而只需要读一读下面的短诗：
挖去我的眼睛，我仍能看见你，
堵住我的耳朵，我仍能听见你；
没有脚，我能够走到你身旁，
没有嘴，我还是能祈求你。
折断我的双臂，我仍将拥抱你——
用我的心，象用手一样。
箝住我的心，我的脑子不会停息；
你放火烧我的脑子，
我仍将托负你，用我的血液。
这首收在《祈祷书》(一九○五)中的著名短诗，任何人都理所当然地会将它看作是对神、对上帝的赞颂；然而这位“神”不在虚无缥渺的天堂里，而就在年轻诗人的身边，就是他所无比倾慕、无比崇拜和无限热爱的露。里尔克是在认识露的一八九七年的夏天写成这首诗，并且将它寄给了她。事实上，在诗人心目中，露这位才女长期占据着介乎女友与情人，指导者与母亲之间这么一个特殊而神圣的地位。这就有如魏玛宫廷中的那位施泰因夫人之于歌德，只不过相比之下，里尔克比歌德更加幸运，因为露没有以自己的嫉妒和怪僻来令诗人烦恼和痛苦。
里尔克写过许多关于女性的诗。他在其中的一首《少女之歌》中说：“别的人必须长途跋涉／去寻找黑暗中的诗人……(然而)她们生命中的每一扇门／都通向广大的世界／都通向一位诗人”。可不是吗，里尔克他正是通过女性之门，在象露似的一个个聪慧、善良和美丽的女性的激励、帮助和影响下，凭借自己身上与生俱来的女性的内向和敏感，才对广大的世界有了深刻的认识，成了一位风格独特的诗人。
说到曾经与里尔克有过交往、给过他或多或少影响的作家和艺术家，我们便可举出俄国的托尔斯泰、帕斯捷尔纳克和高尔基，德国的李林克隆、戴默尔和斯蒂芬·乔治，法国的波德莱尔、魏尔仑和马拉美，奥地利的霍夫曼斯塔尔以及丹麦的雅各卜逊、比利时的梅特林克和其他许许多多光辉的名字。之所以如此，还不仅仅因为社会思想急剧动荡的二十世纪初欧洲文艺界大家迭出，过不惯安定生活的里尔克自然在旅途中有了与他们结交的可能，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他内心中对他们有一种同类感和亲近感，在二者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吸引力。里尔克早年翻译过契诃夫的剧本《海鸥》和《万尼亚舅舅》；他非常景仰德国剧作家霍普特曼，因此将自己第一部成功的诗作《图象集》题赠给了他；他晚年与瓦雷里交谊尤深，在创作《杜伊诺哀歌》(一九二二)和《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的同时，翻译了瓦雷里的《海滨墓园》等作品……但是，若论对于他创作产生的直接而实际影响，则应该更加详细地谈一谈罗丹。
一九○一年，里尔克与女雕塑家克拉拉·威斯特霍夫(一八七八——一九五四)结了婚。克拉拉碰巧就是罗丹的弟子。通过她，里尔克对罗丹不止有了一般的了解，而是产生了深深的敬意。第二年，他就抓住人家委托他写一部罗丹传的机会，来到巴黎的大师身边。他日复一日地在工作室里观察大师的艰辛工作，看见大大小小的形象如何在大师手底下显现出来，获得生命。他虚心而虔诚地聆听大师关于艺术创作的见解，明白了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重要的是要学会“观看”。一八○三年，罗丹的传记已经完成和出版。在经过一些游历以后，里尔克于一九○五年又回到巴黎，作了罗丹的私人秘书，以便继续向大师学习，并开始将大师的教诲用于创作实践中。正是在罗丹的影响下，他的诗作改变了早期偏重抒发个人主观情感的浪漫主义风格，写了许多新颖独创的以直觉形象反映客观现实、象征人生和表现自身思想情感的所谓“咏物诗”。里尔克的“咏物诗”题材十分广泛；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那首《豹》，就含蓄而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在探索人生意义时的迷惘、彷徨和苦闷。《豹》以及其它“咏物诗”之所以使人觉得新颖独特和印象深刻，是因为它们于里尔克早期抒情诗的音乐美中，又融进了雕塑美和直观性。这些诗后来都收在了《新诗集》(一九○七)和《新诗续集》(一九○八)中。
除去罗丹，里尔克还受过同时代的大画家塞尚和毕加索等人的影响。他较长时间地生活在艺术中心巴黎，不断地往来于柏林、慕尼黑等欧洲大都会之间，所接触到的古代和当代大师的作品是很多的。例如他著名的《杜伊诺哀歌》的第四首和第五首，便是他在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五年，对毕加索的《戏子》(LesBaladins)和《流浪艺人》(Saltimbanques)这两幅杰作潜心地观看、体验和学习之后写成的。至于在巴黎的卢浮宫和那不勒斯的国家博物馆中，里尔克如何久久地驻足凝思于记述奥尔弗斯故事的古希腊浮雕面前，从而汲取了他创作最后一部不朽诗集的题材和灵感，也许无须详述了罢。
从里尔克身上，我们可以再一次发现诗与艺术的亲缘关系。同时代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对诗人里尔克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如果说他是通过女性之门，通过他自己天生的女性般的内向和敏感，通过众多杰出妇女的引导进入了诗的国度，那么，同时代的一大批文学巨匠和艺术大师，又扶持他、指点他，帮助他在诗的国度里探索前进，走出了一条新路。
然而，对于里尔克的思想和创作，起决定性作用和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却仍然是诗人所处的社会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