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我无关，我害怕历史，就像害怕蝗虫一样。战争在我看来就像是淘气的孩子之间的种种争吵，是可以用迁回的办法避免的。我的工作，我所考虑的事，我的问题只在于弄清楚调色时需要滴多少油彩，颜料需要多长时间沉淀，和委拉斯开兹在上底色时运用了什么技巧—而不是某架战斗机的大小和装备，或一挺机枪的速度。军事策略，尽管它神圣而严肃，总让我联想到烟雾缭绕的密室中的争论和将军的皮裤子上沾着永远洗不去的血腥和汗味，那是他没能杀死的敌人留下的。战争刚爆发时，我正睡在法军最高统帅甘末林的床上，这真是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
我们本打算在东比利牛斯山地区的丰·摩罗放松几天的，而当我们到那儿时，我们在格兰特饭店的套房正被这位大元帅征用，他是到那里视察的。然而第二天，我就和加拉在这位战略家的床上做爱。我感觉自己就像拿破仑一样，到这里来进行相应的征服
第二天，加拉把通告牌读给我听，告诉我宣战的确切时间。所以当战争爆发时我一点也不意外。饭店要停业了，我把手指点在法国美食地图上，想找一个我可以苟延残存下去的地方住下来，大吃大喝，等着那以后一天天重复的日子。我喜欢葡萄干和鸭肝一起做，喜欢牡蛎和葡萄酒，于是选中了波尔多地区。我准备去阿卡雄
那真是一段幸福的时光!自诩文明的欧洲正在用战争的暴行烧掉自己的船，还把自己砍得支离破碎。这种暴行总是以老掉牙的借口周期性地除去他多余的思想和最优秀的人才，把民众推回到原始的愚昧。而我，达利，身处这种血腥的堕落中，开始在工作室里工作。我面对着阿卡雄盆地的迷人景色自娱自乐。而且一想到在这个被偏执的疯狂所折磨的世界里，我是唯一的批评家，是掌握全局的人，不受任何谣言和狭隘情绪的影响，我就欢欣鼓舞。我走在荒僻的海边，想象着世界末日，对着波涛朗诵洛尔卡的诗句
瓜达尔基维尔河有着深红色的胡须。格拉纳达的两条河啊，一条淌着血条涌着奶
我感到全欧洲都被愤怒、毁灭和死亡的盲目力量震动了。三天后正式开战了。加拉从来都是那样英明，她立即开始准备离开。但是我留恋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做最具智慧的人那种感觉。而且，我带着同样的欢欣注意到，我和疯子最大的不同就是我没有疯。
可可·夏奈儿来了。她的出现总是让我很高兴。一天早上，马塞尔·杜尚也来到了阿卡雄，这真是值得庆贺一番。可可和我是截然相反的人，因为她给人穿衣搭配的方式能消除任何表现癖;而马塞尔·杜尚，我感觉他是世界上最反达利思想的人:他不愿生活在现代，虔诚信奉赫尔墨斯神智学，而且一定要站在暗处，只通过幽默来接触现实。他们的出现引发了我最表层的心理刺激，我于是一头扎进工作里，想重回生机勃勃的状态。由于世界一片战乱，我整天只是混吃等死如果我只听从杜尚的话，那我就该把画笔烧了。
不管是艺术还是非艺术，他都付之一炬。他是个象棋教师，于是处理问题都按象棋规则来。他唯一感兴趣的只是想象力。他的讽刺真是放之四海皆适用。他感到他已经完完全全地经历过了各种快乐，再重复下去只会抑制人的快感。他的工作从一开始就让他膩烦。他曾画了一幅《日本苹果树上的草图》，那是他用印象派手法画着玩的作品。之后他突然转向立体派，在吸收了立体派精神后又在八个月内以惊人的技巧超越了它。他的《火车上的哀伤小伙子》有点像他自己的写照:他因为总能迅速而高超地攀到某一技艺的顶峰而感到忧郁。他和我在物质与反物质上的见解相似。1912年他在欧洲展出了他的《裸女下楼梯》，从此声名大噪;然而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他取消了所有的合同，在美国以小时两美元的价格教人法语—刚刚够他的饭钱和啤酒钱，而他却说，那样他有可能“活得轻松自在”。他本有无数发达的机会，最后却选择了最默默无闻的方式，一种一文不名的高贵的心态。我们俩都有才华，也都有那种骄傲这没什么让人瞧不起的。但他属于另一个星球，正如他在《就连新娘也被她的单身朋友扒光》那幅画里表现的那样，在这幅画里，他高屋建瓴，构思了一个场景，其中牧师、士兵、警察、骑兵、童仆、送货员、殡仪员、男仆和站长，都跳着一种缺乏人性、显现机械之爱的芭蕾舞蹈。正是他的出现，我们之间才产生了隔阂。他最大的优点在于守口如瓶。他如此孤高冷漠，有时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和他的影子说话。他用“与生俱来”的冷眼看人，而我有着加泰罗尼亚人的激情，一点也不能忍受他那种彻头彻尾的冷漠。
我醉心于绘画艺术。我常有像古代大师那样秦描和绘画的冲动，因为我认为那是诠释大脑想象的唯一途径。问题在于如何平衡弗美尔画法和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技巧。作为一个画家，首先不能懶惰，要扎实学好解剖、素描、透视和着色，然后才是天分，当然前提是有这方面的天分。诚实意味着绘画来不得虚假。
周围的世界四分五裂，这种气氛促使我一心一意去思考我的艺术，忘却鬧围的世界。其实这也是我的目标之一。另一个目标就是发现加拉脸上隐藏的秘密。她的眼睛是那种绝妙的浅褐色，就像深海的水一样，其次就是她明晰的脸庞所带来的忘我境界。我总是带着一种着魔般的狂热急速作画，以求抓住原貌。我像一个炼丹术士似的，竭力想找出色彩的确切化学组成，像往昔的大师们所做的那样，一丝不苟地数着需要用多少滴油彩，然后再一点一点地把它们混合起来。我经常为绝望所折磨，因为我意识到，我，达利，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一点也不知道该怎么画画。加拉帮助我，安慰我。她的爱总包围在我身边，甚至在我碾颜料的杯底也有她爱的痕迹。我用琥珀和其他一些不合常理的底色来确定颜料，甚至还用过土豆。每一次失败都是向成功迈进的一步。我整天不停地画，直到精疲力尽才沉沉睡去，就像死了一样加拉对我的关怀从没有一丝动摇，她买了波尔多最好的葡萄酒，让我和她一起去夏蓬范餐厅或是军号堡。我放下手头上研究的埃尔·格列柯和委拉斯开兹，享用了一番罐炖兔肉、柑橘味的鸭子，加葡萄干的鸭肝和蒜味蘑菇。美食把我从那个世界又拉回到现实来。我把画笔存在衣帽间，准备喝过咖啡后再接着工作。我可不想因放松而耽误重要的事情。时代的低能似乎也传染给了我，每天我既不看报也不听广播。我越来越讨厌历史了，然而，一天早上，它从我身边走过时撞了我一下。一辆辆卡车带着疲惫不堪的马达阵阵喧闹开了过来，车上堆着树枝，树枝下藏着几个睁着眼却视而不见的脏兮兮的可怜虫，宣告我们战败，全军覆没，让我们赶紧转移，纳粹就要来劫掠一空了。太多了!我们的行李已经运往里斯本，两天后德军就封锁了恩代桥。幸亏有加拉，现在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被德军控制的国家。
凌晨两点，我敲响了父亲的门。一路上，我经过了十座摧毁了的村庄，那里的断瓦残垣鬼似的站立在月光下，活像《戈雅的恐怖》里走出来的素描。走在这战争留下的悲惨的迷宫里，我的心直发紧。敲了好长时间我才听见一个不安的声音喊道:“谁呀?”大概我这时的敲门声不啻于午夜凶铃。因为就在不久前，半夜被这样粗暴的方式吵醒的结局可能意味着被捕，或死亡。我的到来在他们的痛苦回忆中又唤起了恐惧。“是我，萨尔瓦多，你的儿子尽管我的声音那么坚定沉着，但我的样子却依然像是从但丁的《神曲》里走出来似的。黑暗中，我的亲属们一动不动地挤在一起，睁大了眼睛看我这个长着尖牙般胡须的夜半来客，像见了鬼似的。他们犹豫着，不知所措。最后，我们的爱战胜了一切。
他们亲我，拥抱我，欢迎我回来。
他们很快摆好了桌子，我的妹妹和我的婶婶们摆上了齪鱼、西红柿和香油。父亲坐在我对面，他还是那么高大，让人望而生畏。我陶醉在这亲情里我们聊了一下。对战争的焦虑强烈地影响了我。
我穿过屋子来到自己的房间。他们指给我看失去的阳台—那是给炸掉的。餐厅的桌下有一块变黑了，那是因为叛乱分子在那里生火造饭。墙上有裂缝。然而，我的房间依然没变，帘子上的斑点还在那儿，我的象牙兔子也还在梳妆台上，有一把钥匙生锈了，我还在一个抽屉的底部找到我过去的扣子。窗户一直开到晚上，我曾经在某个早上从这里看到过一个美妙的女人这就是我，达利，日子过得就好像时间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我周围的切都保持原样，和我的灵魂一样，真实而不可摧毁。所有的破坏对我都没有影响，痛苦也不算什么。我的妹妹几乎神志不清，但现在她也清醒过来了。
任何事，甚至死亡，都不能改变传统的力量永久地印在我身上的这种真实。父亲睡在隔壁，也许他是醒着躺在床上，想着我这个回家的浪子，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把我们分开过。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就像愤怒的浪花撞击时间的石码头一样，只留下一些无用的让人厌烦的积垢。
第二天，我去了利加港我那毁坏的房子。百叶窗歪斜地挂在那儿，门从铰链上掉下来，家具碗碟一扫而空。墙上到处涂写着那些人战斗中所有有关敌方武装部队的消息，还有他们自负的必胜的口号。如果有一张将军参谋图我就能指出战争的进展情况。叛乱分子被共产主义者赶了出去，托洛茨基分子回来了，然后是分裂分子，再接着是共和党，最后是佛朗哥主义者，他们在一块护墙板上写满了“西班牙雄起!”我把挡路的断瓦残渣踢开，走了出丽迪亚身体还那么硬朗，她正站在自己的房子前面等我。那所房子一直为她所有。她看见我时张开没牙的嘴笑了。我亲吻她，她就和我讲她战争中的经历。她既高贵又疯狂，总是凭着自己可靠的直觉行事。战事激烈，那段时间是最难熬的了，但是她每天晚上都在卡达盖斯的海边升起一堆熊熊篝火把它弄得井井有条，一直燃烧。当疲惫不堪、饥寒交迫的士兵们在寒冷的夜色下出现时，他们就过来，打开他们的包袱。丽迪亚给他们做饭。他们没有东西吃时就出去搜寻粮食，而这时，丽迪亚就充当起防护他们的篱笆。第二天，他们有的战死，有的被其他人击退。丽迪亚又生起火，继续扮演前一天的角色。士兵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无论是被仇恨吞噬的战争狂，好争吵的革命者，还是残忍的军人，或没有恶意的空想家，在丽迪亚的篝火旁，观念，激情，纪律都消融了。大家都把手伸出来取暖，凑份子钱吃饭。这就是革命。
正如丽迪亚所说的，“人总有要吃饭的时候”，我喜欢这种说法:即厨房之火胜过战争之火。
回来的路上，我穿过马德里，给丽迪亚的主人尤金尼奥·多尔斯带去丽迪亚的消息。他把她画进了《健美的女人》，让她万古流芳。我们互相拥抱，仿佛今后再也不会见面了似的。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同伴，哲学家尤金尼奥·蒙特斯，还有两位诗人，马金纳和迪尼西奥·里德若。我在这个充满友情的宴会中心呆了一个星期，回答朋友的提问，并且迫切地想找出自己所处的地位。内战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印记，但他们比原来更坚决地要靠精神的力量活下去。
一定要保持自我!千万不能屈服于这些诱惑，产生波动，对目前正噬掠欧洲，而我的国家刚刚经历过的集体谋杀念头产生人为的兴趣。作为一名艺术家，没有其他选择。加拉还在里斯本等我，她打扮得像《国际名人录》里的人物似的。在以宗教审判火刑柱而出名的帕拉卡·戴尔·罗西欧，三伏天的太阳火辣辣地照在那些最负盛名的溃逃剧创造者头上，剧本的最后一幕在张签证中结束:斯基亚帕雷利、何内·克莱尔、温莎公爵和帕德雷斯基一边擦着额头的汗水，一边想象着昔日美国的好冰箱。与此同时，他们还要凑合着住在过分拥挤的旅馆里，将就着堵塞不通的马桶，应付一下阴湿的警察局。那里的公仆盲目而不近人情，为人吝啬，橡皮印章随便敲，这既能带人上天堂，也能送人入地狱。街上到处都能遇见朋友，他们眼中充满了焦虑，让人不由得思考到底要不要和他们打招呼，或者干脆让他们忘了你。达利可不能光等着想出答案，“豁免权”号航船将我带向了自由。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利己思想而感到如此高兴过，正是这种利己思想让我不要往回看，也避免使我成为一座让人可怜而同情的塑像。将自己维系在尊贵的感觉上，有这种可怜的思想那真是不幸!
我要离弃这个满脸破碎、老态龙钟而又十分慵懒的欧洲，它给自身的对立弄得腐烂化脓，被怀疑所侵蚀，却还陶醉在物质至上中。靠着“豁免权”号的栏杆，我看着这块大陆的轮廓即将化成一条象征性的线，然后消失在一片迷雾之中。就像一种强烈的怀旧之情一样，童年的记忆瞬时涌上心头。我发现，这块大陆给予了我那么多，我有上千个理由去爱它。但是，最好还是把切交与命运来安排吧，让大量的血液引去脓肿，让苦难和眼泪启发智慧，我时自己说，当欧洲重新找回对人的信念时，我会再回来的。这是所有背井离乡的游子所共有的一个蓝色的梦。
幸运的是，我有加拉在我身边。我可以看她的眼睛，触摸她的皮肤，感受她的力量。毕竟，所有的一切都抵不过她一个微笑。
达利的五年美国生涯
在汉普顿庄园，卡瑞斯·克罗斯比以一个富有的美国妇女的全部热情接待了我们，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点伊尔·德·法兰西和她的太阳磨坊的魅力。我们一到那儿，我就在画架上支起两幅阃布，开始创作《夜晚蜘蛛希望》和《肉体的复活》，后者我花了五年时间才完成。在第一幅画上，一根支架撑起了一个炮口，炮口里吐出了一匹精神饱满的马，而口中的舌头则变成了乳房一脚一胜利。与此同时，一个奔跑的女子身体在弹奏着一把有生命的大提琴，她在天使的前面挡住了天使的脸。《肉体的复活》表现的是种世界末日，在此期间，金钱，权力、思想、爱与死亡都在生命面前接受审判。
链接：《疯狂的眼球》
副标题: 萨尔瓦多·达利难以言说的自白
达利如何透过金棱镜来看人
达利所谓的肛门的人性
达利如何鄙视金钱
达利传记：如何征服美国
达利征服美国的办法
达利如何决定越过大洋
达利在美国初战告捷
达利如何选择成功而非愚蠢
达利如何改变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