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鸿钟
需要快乐是基本的人性，一切为了快乐是人生的基本追求标。一切科学都离不开以“人性”的看法作为自己研究的基础，哲学、伦理学是如此，经济学和心理学也是如此。快乐是被广泛研究的最根本的人性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心理健康教育就是教人如何获得快乐的态度和方法，以及正确看待与处理没有快乐的时候。
人的快乐体验与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快乐其实是意义实现的一种副效应。因此，最早注意研究快乐的是哲学家们。在中国思想史上，人性本善或性本恶之争是众所周知的。主张人性本善的人自然把实现善的行为作为快乐的事情，而认为性本恶的人，必定把恶的宣泄认定为快乐的一种方式。人如果感到存在没有意义就会感到痛苦，如果使痛苦获得某种意义(例如复活节)，痛苦则变成了获得快乐的准备过程。
儒家的快乐源出仁义和好学的追求。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2“闻道，夕死可矣。”“知者乐，仁者寿。”“知者不惠，仁者不忧。”(《论语》)孔夫子自我评价说:“乐而忘忧，不知者之将至云尔。”可见，孔子没有道家那种由死观生”的忧患意识。仁，也即两人的关系，所以儒家的快乐还源出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德不孤，必有邻。”(《论语》)“乐取于人以为善。”(《孟子》)由于儒家重义轻利，所以孔子把“贫而乐”看成比“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要高一层次的精神境界。孔子还特意推举了颜回这个安贫乐道的弟子作为榜样。儒家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是不高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儒家的快乐来源于“君子坦荡荡”，以天下为公的胸襟。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一则故事说，孟子拜见梁患王，惠王正站在池塘边欣赏那些鸿雁麋鹿，他问孟子贤德的人也爱享受这种快乐吗?孟子答:能做到贤德的人然后才能获得这些快乐，而不贤德者虽拥有这些亦不会快乐也。在孟子看来，君主如果不能使人民快乐，又怎么能独享快乐呢?孟子还向齐宣王提出了一个比较的命题:“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是:“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孟子》第二篇)可见儒家的快乐是奋发图强，实现理想抱负，“乐以天下”的“社会型”的快乐。儒家的快乐是有准则的，如“乐而不淫”，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总结了有益的快乐和有害的快乐:“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逸游，乐宴乐，损矣。”
儒家文化为中国主流文化，儒家之快乐观为中国人快乐之楷模，至今也不失其修身养性和维护心理健康的积极意义。中国的青年大多奋发图强，继承了立功、立德、立言的传统功名观念，在许多人看来，成功就是悦乐的代名词。这种文化和心态无疑有益于推动文明的发展，因此历来受到推崇。但是，从临床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鼓动个体不断奋发图强的文化和心态却可能有助于塑造A型性格，反倒成了一些中国人患神经症的文化动因。与儒家社会奋斗之乐，与人和之乐不同的是道家道遥超脱，参透生死的“天乐”，而这种快乐来源于“万物一府，死生同状”的宇宙观和“向死而生，由死而观生”的人生观。道家把生看成是梦，比作为“倒悬”，把死看作大醒和回归自然。试想在这种世界观和人生观视野中的功名利禄、恩仇怨恨还有什么值得计较?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你不快乐?道家从无为而治、顺其自然中获得逍遥自在的快乐。
佛教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家的快乐在于:慈悲为怀。所谓爱怜为慈，侧怆为悲。慈能与乐，悲能拨苦。“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拨一切众生苦。”佛陀认为，人生有六种根本性的烦恼，即贪、嗔、痴、疑、幔、恶见。有八苦，即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所求不得、五取蕴。烦恼的原因在于不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即一切现象都是变动不居的，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其间没有恒常的存在。一切有情感的生物并没有一个常住不变的独立的自我存在，一切刹那依缘而起。)可见，佛家的快乐观是建立在自己独特的认识基础上的。
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的精神对于我们理解快乐也很有启迪。其一，他们认为，烦恼和快乐全源于自心。根据禅宗心生万法，万法唯心，一切万法原是自性所现的思想，各种烦恼源于执迷不悟，快乐全在于是否开悟见性。既然“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是否也可以这样说:“自性是乐，离性别无乐。”快乐只能在自己心中寻觅。其二，烦恼和快乐并不远离。迷和觉只是一转身的功夫，顿悟就是觉，而觉就是佛。有禅言:“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烦恼和佛好比手心与手背，只要翻转过来便是两重天。既然立地可以成佛，所以，即使正处在烦恼中，快乐也并不遥遥无期。
禅宗在最平凡的事物上寻求最不平凡。禅言道:“饥时即食困时即眠，便是禅，平常心即是道。”禅所理解的快乐就是平常，最平凡的生活就是最快乐的生活。禅将道家向死而觉醒的思想还原为日常生活和劳作中的明性开悟。
快乐问题也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近代西方哲学家大卫·休谟认为，消费的欲望和快活的欲望是人的自利本性，从而导致人对财富和享乐的追逐，“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获得生活中的快乐和舒适的能力”，凡是有利的，即是令人愉快的，是善的。反之就是恶的。因此，人们都趋乐避苦。休谟认为市场经济行为提供新的消费门路，扩大了有兴趣的行动，并且两者增加了人的快乐意识。经济学家边沁(Jeremybentham，1748-1832)认为快乐和痛苦是人的两个最高主宰。决定行为的动力，人无不以快乐作为生活的目的和道德标准。凡能求得快乐的就是善，反之就是恶。他把快乐分成感觉引起的快乐、财富引起的快乐和权利引起的快乐等十几种;把痛苦也分成感觉引起的痛苦、贫困引起的痛苦和仇恨引起的痛苦等十几种。他甚至认为，苦乐之间并没有质的区别，只有量的不同，甚至可以用他制定的快乐和痛苦等级表加以计算分析。幸福就是趋乐避苦，求得最大的快乐，快乐幸福的基础在于利益。继承边沁功利主义学说的詹姆士·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李嘉图等是一群快乐主义的经济学家。
快乐理所当然是心理学要研究的核心问题。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说:“心理器官的工作是否有主要目的?我们的答案以为其目的在于求乐。我们整个的心理活动似乎都是在下决心去求取快乐而避免痛苦，而且自动地受唯乐原则(thepleasure-principle)的调节。”他揣测:“心理器官内刺激量的减少、降低或消灭，便足以引起快乐;而刺激量的增高，便足以召至痛苦。”他从泛性的观点出发，认为，“人类所可能的最强烈的快乐乃是性交的快乐”，而且性本能的发展自始至终以追求满足为目的。但由于避免痛苦和追求快乐的工作同等重要，于是经过训练的自我的享受，可是物质上的享受却是属于感官方面的。人类只有靠智慧才能看清精神和肉体的分别，而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的感官便是精神和肉体的必经之道。音乐无疑地是我们各种艺术中最属于心灵的艺术，能够把人们高举到精神的境界里去，可是音乐是基于听觉的，吃东西辨滋味的享受为什么比交响乐更不属于心灵呢?这是中国人所不明白的。我们只是在这种实际的意义上，对我们所爱的女人才能够有正确的感觉。我们要分别一个女人的灵魂和肉体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我们爱一个女人，我们并不是爱她的几何线条所造成的外表，而是她的举止，她的仪态，她的眼波和她的微笑。可是一个女人的眼波和微笑是属于肉体或精神方面的呢?恐怕没有人能说得出吧。
这种现实人生和精神人生的感觉，是得到中国人文主义的助力的，老实说，它是得到中国人全部思想方法和生活方法的助力的。简括地讲起来，中国的哲学可说是注重人生的知识，而不注重真理的知识的。中国哲学家把一切抽象的推理完全撇在一边认为这些东西和生活的问题不生关系，认为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理智所产生的浅薄感想;他们把握住人生，仅提出一个万世不易的问题:“我们要怎样生活?”西洋的哲学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很无聊的。西洋的哲学以理论或逻辑为主点，注重获得知识的方法，以认识论为主点，提出知识的可能性的问题，可是却忘记得去探讨关于生活本身的知识。那是很愚蠢，很琐碎的事，像一个人恋爱求婚，而没有结婚生子，又像天天在操练的军队不开到战场上去。德国的哲学家是最无谓的东西:他们把真理当做爱人那样地追求着，可是不想和她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