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扬在法语里是个响亮的字眼，意思是“勇敢的”。在法国共产党内，大家都亲切地称呼瓦扬-古久里为“我们的瓦扬同志”。的确，瓦扬-古久里不愧是一位勇士，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同时，他也是一位天赋很高的文学家。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毕生的建树却是令人惊叹的。
保尔·瓦扬-古久里( Paul vaillant- Couturier，182-1937)出生在一个艺术之家，父母都是歌唱家。
在环境的熏陶下，保尔自幼擅长音乐、绘画诗歌。中学时，保尔就是个全面发展的学生，学习好，喜爱体育运动，甚至还有兴致从事考古发掘。中学毕业，保尔进入巴黎大学法学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瓦扬-古久里刚刚取得律师头衔和历史学硕士的学位。他怀着热血青年的爱国情绪上了前线。他机智勇敢，屡建战功，很快支提升为军官，获得七次嘉奖之后在战场上受勋。然而，怵目惊心的战争景象被不能不使他认真思索。一九一六年，巴比塞的小说《火线》在报上刊载，给了瓦扬-古久里深刻的触动。他在一家反战刊物上发表文章，对这场人类大屠杀的性质提出质疑，结果因违抗军法而受到监禁。
战后，瓦扬一古久里加入了法国社会党左翼。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是促使他最终确立政治立场的重要因素。一九二一年，法国共产党成立，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以及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的编委。此后，《人道报》成了他终生的战斗岗位。他曾经长期担任主编，写下了千余篇政论、杂文和通讯报道，直至他猝然去世的前一天还伏在办公桌前工作。一九二三年，巴黎劳动人民选举他当了国民议会议员。在议会讲坛上，他是一名优秀的人民演说家，他对敌人辛辣无情的攻击致使他几次被捕入狱。
瓦扬-古久里还是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一名活跃的战士。一九三三年九月，他作为第三国际的三名代表之一来到上海，参加“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召开的远东反战会议。他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分子设置的重重障碍，在群众集会上多次演讲，并会见了鲁迅先生等中国各界进步人士他利用这短短的一个半月时间调查了上海及附近农村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写成几篇小说体的报道:《农民陈大怎样当了红军》、《一只苍蝇被压死了入仁二妹和三妹的故事》。他对笔下的贫苦农民、黄包车夫、纺织女工的悲惨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控诉了大大小小的剥削者勾结帝国主义对他们的残酷压迫，讴歌了他们当中的觉悟分子所进行的反抗斗争。
六年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不仅在舆论上声援共和国军队，而且积极筹募救援物资，两次亲临前线慰问国际纵队。此外，他曾多次访问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写出大量生动而真实的报道，汇集成《新生活的创建者》一书，被苏联评论家誉为介绍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优秀的法文出版物。
瓦扬-古久里的文学创作是从青年时代开始的。一九一三年，他发表了第一本诗集《牧人的访问》，歌咏田园生活。大战末期，他以对战争的切身感受，写下了散文集《士兵的战争》、《给朋友们的信》和小说《休假》，作品里弥着战壕里的硝烟和死亡的气息。
瓦扬-古久里做了职业新闻工作者以后，是把新闻当作一种真正的创作艺术来对待的。同时，他还在繁忙的革命斗争生活中写下了一些文学作品九二四至一九三三年间，他写过一些歌颂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诗篇，收集整理后题名为《红色的列车》。一九二七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盲人的舞会》，描写在战争中负伤而双目失明的老兵如何竟成为资产阶级阔太太们愚弄的对象和她们的“慈善行为”的牺牲品;《头等车厢》通过一名共产党员律师和一个逃亡的俄国贵妇人在乘头等车厢旅行途中发生的暖昧关系，坦率地剖析了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矛盾的内心世界。同年，他和朋友莫希那合写了以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为题材的剧本《七月老爹》。此外，瓦扬-古久里还写过电影剧本《公社万岁》(193)和儿童文学作品《没有面包的约翰》、《瘦驴和肥猪的故事》等。法共出版机构在他逝世以后整理出版了一本诗选。分别于九四八年和一九六二年选编的散文集《我们要使旭日东升》和《朝着凯歌高唱的明天》，搜集了瓦扬-古久里部分重要的政论杂文以及上述作品的片断瓦扬一古久里最重要的作品是他的遗著:自传体小说《童年》(9389这本书是应一个美国出版商的要求写的，他把自己童年的回忆贯串起来，刻画了一个法国儿童的典型形象。小说的文笔细腻温和，亲切动人。保尔从牙牙学语的稚童成长为风华正茂的高中毕业生的全过程是由变幻多彩的画面交织而接流畅自然，步步引人入胜。我们看到保尔怎样在和父母到比利牛斯山区度假期间，发现和认识了大自然的魅力;他怎样因辱骂一个农妇，被塞了满嘴的粪土，从而第一次领略了阶级报复的苦涩滋味;他怎样以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所能想象的方式，对陈腐刻板的学校教育进行反抗。在活泼可爱、呼之欲出的小保尔身上，凡熟识的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感到成人瓦扬一古久里的真实存在。
瓦扬-古久里毕生都把作家的使命摆在很高的位置上。战士瓦扬的形象是光辉照人的，作家瓦扬的成就同样不可磨灭。他逝世后，伴随他的灵柩的百余万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足以证明他受到人民群众怎样的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