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末的欧洲和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中，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AHTOH IIaBTIOBHy exo，1860-1904)的创作占有光荣的一席。他是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也是优秀的剧作家。
契诃夫生在塔干罗格。祖父是赎身的农奴。父亲开一家小食品杂货铺。契诃夫弟兄几个从小就得站柜台，学会应付顾客和要买卖上的小骗术，还要无休止地在教堂唱诗、做祷告。而契诃夫所上的中学则是一所制造奴才的工厂，气氛比家里更加窒息。一八七六年，契诃失的父亲破产，全家迁往莫斯科。契诃夫一人单独留下继续上学，以兼当家庭教师为生。他从小生活在贫困、屈辱虚伪、庸俗的小市民习气的包围中，这就把他锻炼成为一个最善于揭示日常生活的悲剧的作家。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一八八四年毕业后兼当医生和作家。
从大学一年级至逝世的二十四年间，契诃夫写了大量的短篇和中篇小说，十几个剧本。他的作品是十九世纪末及一九O五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夕俄国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也反映了脱离当时革命斗争的作者本人不懈地追求明确的世界观的痛苦探索过程。
为了糊口，契诃夫早期大量的幽默小说难免粗糙。但从一开始他的许多幽默短篇如《勋章》、《外科手术》(1884)、《马姓)(1885)、《错》(1886等即以其反映社会风尚的内容及清新活泼的风格而高于流行的逗笑故事。而《胜利者的胜利》、《一个官员的死》、《胖子和瘦子》(188)《变色龙》《假面)(1884)则已由幽默转为讽刺，是对统治者的骄横跋扈和对被统治者的奴颜婢膝痛加针砭的作品。其中《变色龙》中趋炎附势、见风转舵的奴才的典型形象塑造得尤为出色。《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5)里横蛮愚昧的中士则是扼杀一切有生气的事物的沙皇专制军警制度的象征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契诃夫的社会责任感日益增强，创作的题材和主题也日益广泛、严肃，民主倾向也更为明确。《哀伤》(1885)和《苦恼》(1886)表达了劳动人民的伤痛。《万卡》(1886)和《渴睡》(1889揭露了资本对幼弱无助的儿童的残酷压榨。在《风波》、《安纽黛》、《恶梦》、《歌女》(1886)中，契诃夫在对“小人物”寄予同情的同时，用对照的手法，对自认品德高尚有教养的老爷、太太、少爷的粗暴、自私、虚伪和道德堕落，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幸福》(189)和《草原(18则表现了祖国巨大的潜在力量和人民对幸福的渴求。但如何求得幸福，契诃夫自己也不知道。在一八八九年写成的《没意思的故事》中，作者通过毕生献身科学的老教授晚年发现不知生活目的何在的悲剧谴责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的缺乏明确的世界观。这也反映了作者探索真理而不得的苦八九O年他到流放犯人的库页岛进行了调查。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俄国革命浪潮的新高涨也带动了他，使他对社会活动感兴趣并对一些政治事件表示自己明确的态度:参加救济饥民(1891)和防止霍乱流行(1892)的工作在德雷孚斯案件中主持正义(1898);为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土资格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了自己的名誉院士称号(1902)。这些行动说明他的思想渐趋成熟，使他的创作进入了更加成熟的阶段
这首先表现在他与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有害理论划清了界限。《第六广病室》(1892)把整个沙皇俄国隐喻为一座暗无天日的大监狱，其野蛮、残忍和混乱惊心动魄。年青的列宁读完小说后感到自己也被关进了“第六病室”。这部作品和同年写的《在流放中》都是对麻木不仁和消极无为的理论的揭露和批判。《匿名的故事》(1893)揭露了民粹派恐怖分子的精神堕落。《带阁楼的房子》(1896)则是讽刺自由派地方自治会改良主义活动的无补于事
在《跳来跳去的女人》(1892)、《文学教师》(1894)、《醋栗》《姚内奇》(1898)中契诃夫确实“善于在那乍一看来一切都好像很好、很舒服，甚至光辉灿烂的地方也能找出庸俗的霉菌”。他还指出，庸俗环境的腐蚀性是通过知识分子本身的软弱与思想空虚而起作用的。
揭露资本主义是契诃夫后期许多重要作品的主题。《女人的王国》(1894)、《三年》1895)、《出诊)(1898)描写城市的资本主义剥削。《出诊》通过工厂继承人的不幸指出资本主义关系的悲剧性实质，但作者指望一走了事以摆脱这一关系，这说明他尚未看到工人阶级才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农民》(189)和《在峡谷里》(190)0的是资本主义给农村带来的灾难。前者再现了农民的赤贫愚味、落后和野蛮。后者则描写资本在农村的更加原始和肆无忌惮的掠夺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罪恶。这些触目惊心的情景有力地驳斥了民粹派把农村生活理想化的谎言。
脍炙人口的《套中人》(1898)的意义在于契诃夫用讽刺手法塑造了一个反动保守、扼杀一切新思想的“套中人”的典型形象。而周围的人能与这个统治阶级的奴才与帮凶和平共处则更加突出了社会生活的停滞与黑暗。契诃夫以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啦!”的呼喊表达了他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愿望，又以“套中人”别里科夫喜剧性的死亡暗示反动势力的必将崩渍。
随着九十年代末二十世纪初革命气氛的加强，契词夫的作品中出现了追求光明未来的调子。这在一九O三年的《新娘》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尽管女主人公所奔向的新生活还只不过是朦胧的憧憬，但她走出庸俗的家庭，想“把生活翻一个身”的愿望却是激动人心
契词夫的戏剧创作也极为丰富。他早期的通俗喜剧如《货》《求婚》88)、《结婚)(1889)、《纪念日)(1891)等，风格与早期短篇近似。《伊凡诺夫》(1887)以及以后的剧本主要围绕着知识分子主题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探索《伊凡诺夫》批判了自由主义者和民粹派的软弱无能。《海鸥》(1896)通过女主人公痛苦的生活道路说明，艺术家只有摈弃对个人荣誉的迫求把社会责任感放到首位才有可能在生活中取得胜利。(万尼亚舅舅》(1897)揭露了徒有虚名的伪学者的平庸、自私，同时怀着忧伤和惋惜的心情，谴责那些有才智、辛勤劳动、但却因缺乏明确理想而变得消沉的知识分子。《三姊妹》(19)对无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批判较前严厉一些。剧中出现了暴风雨即将来临的预感和三姊妹对生活意义的痛苦探索和对幸福未来的迫求。在最后一部作品《樱桃园》(1903)里，美丽的樱桃园是光明绚丽的祖国的象征。腐朽的地主贵族阶级无力保护它。新兴的资产阶级暂时占有了它，但其冷酷贪婪的本性必然要毁灭它。契诃夫预感到祖国美好的未来将属于另一些人，但由于阶级的局限，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也没有认识到当时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的工人阶级是新生活的主人，也没有找到当时已开始传播的、指导人们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因而剧中的新生活也仍旧是模糊的。虽然契诃夫渴望写出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这部剧本并未完全达到这个要求。
契词夫是伟大的创新者。在体裁、题材、艺术手法上他都独具一格。在俄国文学史上他第一个以短篇小说为主要创作体裁攀登到世界文学高峰。他以对生活挖掘的深刻对典型形象概括的鲜明、集中，对语言运用的简洁准确发挥了短篇的最大潜力。他的小说和戏剧都取材于平凡的日常生活，不靠曲折离奇的情节吸引读者，而以善于深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悲剧取胜。在结形成契词夫独有的抒情性。契诃夫的创作，特别是短篇小说，对世界上的许多作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